中非贸易合作发展状况与趋势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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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之间的货物交换有着悠久的历史，一些考古发现表明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宋朝开始的国家经济中心南移，使由南海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日益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航线和航行距离也不断增加。在非洲的桑给巴尔岛和津巴布韦已经出土了11世纪的宋朝古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元朝时期的中东贸易商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非洲遗留下来的；正在肯尼亚沿海地区进行的考古挖掘，也旨在寻找13世纪中国船员旅行时留下的工艺品。明朝时期，中国的本土文化复兴带来了海事创新，以强盛的国力和相对开放的国际政策为支持，“中非历史上关系最重要的时期”随之而来，代表性的事件为郑和下西洋。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郑和船队最远到达了东非沿海地区，并使用瓷器、丝绸以及中国其他的工艺品交换非洲的产品和其特有的动植物品种，将中非贸易关系推向了一个高潮。最后一次这样的远海航海活动，发生在1433年大撤退时期；之后更远距离的航海活动既与第三方的海事创新有关，也与欧洲对非洲的殖民侵略有关。

清朝时期，日本和欧洲航海技术的提高引发了对国际海事权利的争夺，中国在竞争中落败，被迫退出了远洋航线。与此同时，非洲沦为欧洲殖民地，使得与中国的直接贸易渠道进一步被切断。中国国内频繁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外来侵略战争，包括19世纪初的两次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方面无暇维系双方贸易往来。非洲国家处于殖民统治下的经济状态，与独立主导经济发展的中国显著不同，缺乏直接经济交往的双方因此好像处在两个“平行世界”。在这一时期，非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通过两种间接渠道进行。一是非洲殖民地宗主国对中国劳动力的使用，二是非洲国家独立战争中来自中国的物资支持。据估计，在二十世纪的头20年，在南非矿场里做工的中国劳动力就有7万到10万人，中国工人的血汗也曾挥洒在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岛和留尼旺的种植园。如今，在非洲许多国家中都还生活着这些工人们的后裔，最新的估计显示，包括服务行业在内（如医生、理发师和零售商等），目前非洲拥有一百多万华裔劳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非洲国家由于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相同目标而形成了密切的政治同盟，这种政治合作也对双边经贸关系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一方面，1955年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发展中国家在确立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宣言的同时，也提出了经济上共同发展的理念。这次会议在理念上将亚非之间的合作推向了顶峰，由此开始形成“南南合作”的雏形，不过由于当时的非洲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处于独立状态，因此非洲只有这两个国家参加了会议。另一方面，在1971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过程中，非洲国家的赞成票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国也在国际发言中明确表态支持非洲的独立运动。70年代，中国先后与24个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建国以来与非洲建交数量最多的10年，中非之间的政治互信为双方贸易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中国已与53个非洲国家中的49个建立了外交关系，仅有布基纳法索、冈比亚、圣多美与普林希比以及斯威士兰等四国仍与台湾保持联系。在50年代到70年代年，中非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中国“支援非洲”。1963年底总理出访包括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为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苏丹、以及埃塞俄比亚在内的十个非洲独立国家，在这次访问中，总理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成为日后中国处理与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指导方针。这次访问中承诺援建的赞比亚到坦赞尼亚铁路也于1970年正式动工，使得深居内陆的赞比亚能够将其铜矿资源直接运输出口。该铁路至今仍是中非合作的重要象征。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贸易目标也为适应推进国内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需要而进行了重新定位，与邻国和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贸易被提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尽管中国和非洲的官方往来仍旧继续，但非洲大多数国家仍处在经济和社会局势动荡的环境中，其主要的贸易对象也仍是欧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双边贸易对双方的经济发展缺乏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从经济角度看两国处在相互独立的状态。直到199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终于结束了持续20年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局面，不同类型的经济体都开始踏上以更大的宏观经济稳定性为特征的新增长路径。1994年南非终结种族制度，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内最大经济体与当地其他国家之间的融合，推动了区域振兴。非洲经济转型带来的需求使中非贸易合作在促进非洲发展中的作用又一次被提升到重要位置。目前，该地区大部分国家GDP保持着4%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些国家的人口与GDP分别占该地区的70%和80%。从1996年到2008年，17个国家凭借人均收入年均增长3.2%的速度被评为为区域内经济发展的“示范国”，分别是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埃塞俄比亚、加纳、莱索托、马里、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塞舌尔、南非、坦桑尼亚、赞比亚。与此同时，中国也在90年代开始增强与非洲的经贸联系。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转变为一个能源净输入国，并已在寻求加入世贸组织，与1995年非洲国家经济转型的时点相契合；中国政府也改革了援非政策，以“援助非洲、相互合作、共同贸易相结合”为指导原则。1996年，主席访问非洲被认为是中非关系从地缘政治关系转化为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关系的转折点。

在这一时期里，非洲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中国向非洲投资方面的金融创新、中国的政策变革以及双边贸易机会的增加都为推动中非之间的经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Brautigam（2009）发现并提出，中国对非洲基础设施的开发还会产生乘数效应，带动了第三方投资者和援助者对该领域的投资。援助、贸易和投资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非经济关系的三驾马车，其中贸易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中国提供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医疗和教育领域。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总额从2007年的14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1亿美元。与此同时，对非直接投资总额也从2003年的6850万美元提高到2009年的11亿美元（世界银行，2010）。其间在2008年出现了56.4亿美元的高值，主要来自中国工商银行对南非标准银行20%的股权收购。与之相比，非洲对中国的投资则规模较小。在贸易方面，中非贸易额自1990年起已增加一百多倍。WTO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从非洲进口商品的价值达到463亿美元，出口433亿美元。中国于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FOCAC）,使包括经济领域的中非对话机制制度化、常态化。论坛的宗旨致力于“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中非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和实现共同发展”。根据约定，中非首脑论坛每三年举行一次，同时定期召开部长级会议，以及特定领域的主题论坛，例如就环保问题进行的主题磋商。中国和与之建交的49个非洲伙伴国都参与了这些活动。在这个我们称之为“全面发展”的时期，中国政府开始每年有关中非政治和经济合作关系的白皮书。2011年《中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白皮书概述了近期贸易投资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在多处表达了双边贸易构成应当从单纯的自然资源贸易向新贸易方式转型的思想。但书中并没有明确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或新贸易究竟应当在贸易中达到多高的水平。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详细阐述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类型和渠道。书中显示，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45.7%投向了非洲；在占总额40%的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中，大部分位于非洲地区。不过，书中并没有提及接受援助的具体非洲国别信息，也没有对这些援助效果的评估。除了直接的经济往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一些文献认为，中国对非洲发展的贡献还体现在其改革的经验可以被非洲国家汲取。Zafar(2010)列举了“中国奇迹”可以为非洲所学习的一些方面，包括农村改革、港口管理、外汇管理、利用海外华裔族群吸引投资、食品管理政策、以及缓和国内冲突的方式。引入这些中国经验还需要结合非洲国家的具体国情进行改造。例如，非洲独特的经济地理情况使得对冲突的管理变得更加复杂，小国林立、殖民地的存在以及对资源的争夺，都可能加剧地区冲突的产生。港口管理的经验也只能被沿海国家所借鉴。此外，中国在一些具体事务上的改革经验对非洲国家也具有参考价值。例如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中所采用的成本回收融资方案，以及环境管理的具体措施。中国农村生产率提高对于缓解贫困水平的迅速作用也。

制约贸易发展的因素有很多，通常的例如贸易保护，基础设施瓶颈，以及卫生检疫壁垒。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影响中非贸易长期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贸易构成，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市场容量的扩张）与经济地理之间的联系。

（一）当前的中非贸易仍旧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式

由赫克歇尔和俄林发展的贸易理论（赫俄理论），强调要素禀赋在国际贸易模式中的关键地位，根据这一理论，一国分工生产并出口产品应密集使用该国充裕要素的商品。赫俄理论是对20世纪初国际间贸易模式的典型概括，但现阶段中非之间的贸易仍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这一理论框架。表1将中国与非洲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贸易状况按照商品分类进行了对比，从表中可以看出，非洲对中国的出口中85%都是燃料和矿产资源产品，而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中95%是工业制成品。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与赫俄理论的预测大体一致。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燃料和矿物的比例要高于它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85.45%和26.86%）；而与制成品进口的平均水平64.06相比，来自非洲的比重6.02%显著偏低。在资源贸易中，目前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石油依赖相比过去更加明显。10年前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仅0.77亿美元，占中国石油进口的5%，如今从非洲进口的石油价值达到400亿美元，占到全部石油进口的30%。对于非洲国家，其出口到中国的石油占到其石油出口问题的60%，非洲国家相对于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中，有一半来自石油出口国安哥拉(IMF,2011).当然，中国并不是唯一一个主要从非洲进口能源和矿产品的国家，2008年美国从非洲的进口中，仅原油一项就占到其中63%（渣打银行，2011）。相似的，中国从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进口也以能源为主，例如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中东。然而，由于非洲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地区，这样的贸易模式可能引起有损非洲工业化进程的担忧。2007年南非总统祖玛称，“如果非洲继续与中国进行以资源产品交换制成品的贸易模式，非洲将难有发展之日”。非洲自身的贸易和发展可能面临的挑战，从经济地理的视角来看也是与其他地区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节论述。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适当纠正中非贸易中由资源导向带来的偏差，加强与非洲沿海资源贫乏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从长期来看更有助于中国投资者在非洲市场利益的实现。

（二）中国与非洲沿海资源贫乏国之间的贸易相对不足

Krugman(1991)提出了产业发展的内生空间分布理论，从而开创了“新经济地理”的新领域。以两国都存在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的情况为例，他的模型表明，受到运输成本、规模经济程度以及工业在本国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影响，两国间的产业分布会发生跨时空演变，最终在一个国家形成工业化的“中心”，而另一个国家被迫成为农业化的“外围”。作为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原理，这一理论也为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实证所证明。具体地，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可以区分三类不同的国家———资源丰富国，沿海资源贫乏国，以及内陆资源贫乏国，其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尽相同。从广义的工业化角度来看，在拉丁美洲和亚洲，近几十年中带动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往往是那些沿海资源贫乏国(发展报告,2008)；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同一时间，那些资源丰富国尽管也取得了经济增长，但在诸如寻租、荷兰病以及资源衰竭等因素的制约下，增长的可持续性往往难以维持。因此，从实现双方长期利益的角度出发，与非洲沿海资源贫乏国的贸易应当被得到重视。然而在现阶段的中非经济关系中，中非贸易模式作为更广义经济关系的近似衡量———总体而言与资源丰富国更为密切，如表2所示，对于所有类别，中国作为出口目的地的重要性都日益增加，然而，观察类别平均可以发现，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在资源丰富类国家中最高。苏丹是对中国贸易最为依赖的国家，2009年对华出口依存度达58%。刚果（金），毛里塔尼亚，安哥拉，刚果共和国和赞比亚的依存度也都超过20%。与之相反，在其他类别，大多数国家的对华出口依存度甚至远低于10%。

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沿海资源贫乏国相比，处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这一类型经济体在自身发展中面临更大的实际困难，因为其国内市场更小，城市化程度更低，人口分布更加分散，外部市场与市场之间的距离也更远。世界银行使用“3D”来概括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地理特征，即距离远(distance)、密度低（density）以及（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程度高（di-versity）。此外，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这一地区的人口分布反而更加偏向于资源丰富国和内陆国。尽管如此，由于这类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占有优势，并且国内的产业结构没有发生向资源部门的倾斜，因此仍具备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能力。这样的发展潜力已经受到一些文献的关注。发展报告（2008）将非洲的经济地理类型与其面临的贸易挑战结合起来，指出：“地处非洲沿海的国家可以将商品直接输往外部市场。相反，内陆国若要顺利融入世界市场，必须仰仗他们邻国的帮助。还有一类国家，它们可能沿海也可能不沿海，但是它们生产的产品十分重要，因此能够跨越地理和其他障碍出口”。Venables因此指出,非洲发展目前最需要的是“使沿海资源贫乏国能够冲破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集聚效应缺失而造成的市场进入门槛”。

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投资者如果想要实现在非洲更长期的动态发展机会，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应着力开发非洲沿海资源贫乏国的经济潜力。由于沿海资源贫乏类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东海岸，因此未来中非之间的贸易有可能呈现一些与郑和时代相似的特征。然而目前，这些国家中与其经济地理类别相对应的发展模式还没有自然成长起来。

为了适应这样的发展趋势，在政策方面，支持与沿海资源贫乏国的贸易政策也亟待出台。现行的对非贸易政策仍受到一个世纪以前产生的基于要素禀赋的赫俄理论的指引。作为一种对这些政策的积极回应，资源丰富国也更倾向于在WTO规定的日期前承认中国的市场地位，更倾向于接受中国设立的经贸合作区。并且，由于在资源丰富类中归属“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家最多，相对于沿海资源贫乏国和没有港口的内陆国家来说，这类国家也更容易从中国对于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优惠中获得利益。（本文作者：江诗伦(澳大利亚籍）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