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态度论文：广西村民对宗族的态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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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苏明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以苏氏兄弟基金会与苏氏理事会为代表的Z村中的苏氏村民的宗族行为。苏氏兄弟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其范围主要包括Z村中隔岸一支的苏氏兄弟，共260人，占Z村总人口的40%左右。苏氏理事会成立于2007年，是一个比较成熟和健全的民间宗族组织。苏氏理事会的范围包括了该市所有的苏氏族人，涉及人口约2万多人。该机构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以Z村苏氏为主。这两个宗族组织与传统宗族不能完全等同，但也有着相似之处[2]。
本次调查将Z村当做一个整体来进行访谈调查，共访谈了31名村民，其中深入访谈26人，本文的分析主要以这26人的访谈材料作为主要研究材料。
（一）村民们加入宗族组织的原因
肖唐镖认为：村民们加入宗族组织除了是归属的需要外，还有受到宗族组织对农民参与的要求和压力[3]144。笔者通过深入的访谈，并且按照具体情况，设计了“你为什么愿意交五块钱”的问题，来询问村民们加入宗族的原因。发现村民中确实存在着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亲近社会资本方面的原因。
1.归属和保障的心理需要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对乡土和“根”的情结非常深。我们常见的成语“叶落归根”，表达的就是生命对于归属感的追求。这种“根”的情结其实就是对于自己生命本源的崇拜，因而希望以宗族为载体，通过发展宗族，来保留和强化自己的生命本源。[4]苏氏兄弟会在保障方面起的作用是苏氏族人加入该组织的另一个心理原因。一方面主要是受到Z村原有的宗族互动的影响。由于这两个村中的生活水平总体为中下，在红白喜事中互助还需要互相依赖。另一方面，社会风险增加，而社会保障体系还在建立中。如外出事故、重大疾病发生的几率增大，个人的力量难以承担。为了实现风险的共担，苏氏族人愿意加入苏氏兄弟会。
2.迫于“熟人社会”的压力
费孝通对于我国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的见解，由于其准确性和形象性，被许多乡村研究者广泛引用。熟人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乡村中彼此间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非常熟悉彼此的人品、个性，并且会对个人形成一定的舆论评价。所以，村中的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往往会受到压力的影响。接受访谈的部分村民，在回答“你为什么愿意交5块钱时”，代表性的回答如下：“他收就交，我也不给他（别人）讲我，我也不去反对，他不讲我就行了。主要是说，这些是集体的事，你就得跟，你不跟别人会讲你的闲话。”调查中发现，受到“熟人社会”压力影响的多为女性，也就是那些从别的地方嫁到村里的苏家媳妇们，大部分苏氏女性都为了规避舆论压力，不会在几块钱上计较。这与村落中男人外出打工，女人留守村中有关。此外，这种“熟人社会”的压力，同样作用于那些在村里长大，已经举家到城里定居的人们。他们虽然远离村庄的生活，但是逢年过节，清明重阳总会回到家中祭拜祖宗。为了自己的的家人不被村里人指指点点，也为了表达自己对家乡的关心，巩固与家乡的联系，获得名望上的收益，这些进城的农村人往往会踊跃参加，并且愿意多出一些钱。
3.亲近社会资本的需要
社会资本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目前西方学术领域主要的理论流派之一。目前国内的学者对于农村社会资本与合作的研究是农村研究的热点。其中周红云总结出了农村中社会资本的四种类型：一是因家族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二是因功能性网络而形成的社会资本，三是因象征性符号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四是因一般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5]宗族组织建立在有血缘关系的兄弟间，具有充分的信任和熟悉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的网络，就属于其中的第一种。大部分苏氏族人加入宗族组织更加看重这个因素。由于与苏氏兄弟会相比，涉及全市范围内的苏氏理事会当然地具有人数多，资源多的优势，所以村中苏氏兄弟加入苏氏理事会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亲近社会资本上。
（二）村民对宗族组织的参与和认识
对于村民的参与，目前村中的苏氏兄弟会主要运用集会的方式。每年趁大家都回村过年人比较齐的时候，一般选择年初一晚上开展集会，所有隔岸苏的男丁都集中到发起人X的家中开会，在会上听主讲人报告基金收支情况以及苏氏理事会的最新通知后，每位男丁缴纳5元的份钱，会议就结束了。被访问的村民们大都每年都踊跃参与，交上份钱。如果有事不能参加，也会请人代交。村民对于苏氏兄弟会大多认为是加强团结，互助的好事。而村民参与苏氏理事会则有些不同之处，苏氏理事会主要采取聚餐和发起者对外联系的方式。2008年开年的第一次聚会时，除了少部分持怀疑态度的村民外，村中大部分苏氏兄弟都在初五到了某大酒店参加了聚餐。但是接下来的两年里，根据笔者对签到本的查阅，参加的人数却在不断减少，从2008年234人，减少到100人左右。究其原因，首先是参与不方便，两村到该市需要接近3个小时的车程；其次，村民难以受益。由于苏氏理事会涉及整个市“三区一市一县”范围内的苏氏，人数较多，资源的分配上就会比较分散。即使集资上去，也很难用到周围人或者自己身上；最后，迫于经济压力。由于在苏氏理事会的聚餐上有自由捐助的环节，这使得那些家境一般的人觉得自己捐少了会没面子，所以选择回避。捐助的钱主要用于在市区建设苏氏理事会的公共地点和进行贫病资助。在对外联系方面主要由理事会的发起者，该村村民，现已在市里定居的Y来进行，据悉，目前他已经以代表全市苏氏的身份参加了多个不同范围内的苏氏恳亲大会，加强对外的联系和宣传。两个宗族组织共同存在于Z村苏姓村民的生活中，出于对自身宗族的确认和对社会资本的需求，人们兴奋地对待这两个新事物并踊跃参与。但是随着时间的增加，人们对于这两个组织的认识和参与却发生了分歧。
（三）村民对宗族组织发展的认识
由于Z村属于多姓村，并且原来并无成立宗族组织的历史，这样的村落氛围，影响了村民对于自己的宗族组织发展的认识。[6]
1.希望财务管理更加公开透明
钱，作为宗族活动中的重要因素，被组织者和参与者共同看重。在公共资金的管理上，虽然苏氏兄弟会实行的是共同管理，但是由于许多人常年在外，根本无法参与管理，所以村民们对于现有的财务制度都不算十分信任和放心。对于苏氏理事会的公共基金，虽然会长是本村出去的，但是由于各忙各的，理事会一年公布一次，村民同样担心贪污、挪用的现象发生。在采访到的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中，大部分对于村中兄弟基金管理者的做法表示不满，并希望能采用新方式来公布财务，以使财务更加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防止猜疑浇灭大家的参与热情。
2.希望建立规范的制度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村民们文化水平有限，但是为了使得组织规范运转，参与组织的村民都表示了通过规范各类开支行为，建立规范的制度，来博得大众的信任以获得持续发展的希望。这也体现了村民们对于乡村中稀缺组织资源的珍惜。
3.希望能多做公共的事情
村民们生活的空间有许多的公共事务需要关注。根据对村中村民生活的观察，笔者将村落中的公共事务分为六类：（1）发展经济，帮助大家致富；（2）开展选举，实行村民自治；（3）建立宗祠，修族谱；（4）修路修桥；（5）丰富生活；（6）贫病困救济。并请被调查者选择自己认为村落中的主要问题，通过对这31名村民的调查，发现大部分的村民希望能够修好路，选择这一选项的村民占总数的45.2%，其次是选举和自治，第三是发展经济，第四是贫病救助，第五是丰富生活，最后是建立宗族。支持建立宗祠和修族谱方面的只有少部分人。
从中可知，村民们认为村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修路修桥，如果在集体中有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事务与宗族事务同时出现时，村民们会优先关注经济发展。这和目前村中正关注修路的事情相吻合。选择的结果是由村中的环境决定的，虽然建立宗族在村民心中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但是作为目前村庄中现有罕见组织资源，人们将对最主要问题的解决希望寄托在苏氏兄弟会上。村民们希望宗族组织能够多做公共的事情，比如在修路、发展经济和丰富生活上，发挥作用，在这个小小的宗族组织中寄托的是乡村治理的愿望。
结论
文章通过对Z村深入观察，以及对部分村民的深入访谈，描述了村庄的社区环境，展现了村民对现存宗族组织的态度。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对个案村进行了全新的审视，更深入认识了乡村社会。
（一）村民对宗族组织的心理认同比较高，体现了宗族文化是当前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仍对乡村生活产生影响
宗族文化中带有的明宗归祖、尊老敬亲、守望相助的意义，在今天的农村中仍然在发挥作用。Z村的村民能够在之前村中并无建立宗族先例的情况下，成立了苏氏兄弟基金会，并且还参与了市里的苏氏理事会，可见村民参与这类宗族活动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而且由于宗族的存在，起到了巩固熟人社会的联系，营造舆论压力的作用。通过动员广大村民参与到同一组织中，宗族在村落中就起到了规范人伦、团结同宗、资源分享、号召民众、文化熏陶的作用。
（二）村民们参与宗族组织的动力主要以功利性心理为主
受到社会功利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的影响，村民们参与宗族组织的主要动力是宗族组织带来的潜在的经济上的好处。从调查中了解到，村民们加入宗族组织，主要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当自己面临困难时，能得到同族兄弟的帮助，二是与同族中那些从政或经商的人保持相对紧密的关联，在必要时可以帮自己一把。这是社会转型期农村社会传统观念不断消融，城市观念不断注入的表现。
（三）村民建立苏氏兄弟会是对乡村正式权威缺失的补偿
肖唐镖撰写《宗族政治——村治权利网络的分析》一书中，探讨了在相当部分乡村宗族重建的背景下，宗族在当下的乡村治理中对行动主体的影响，展现了宗族在乡村社会的选举和日常事务中的影响机制[3]277。在Z村，这个正式政治环境并不完善的村庄里，宗族并没有与正式的村庄治理者交手的机会。在这两个村中，干群关系疏远；村干部在村中重大事务中缺席；村中目前为止，没有实行过村民选举，也没有召开过村民大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宗族组织的成立和运转均靠自发的力量，即使运转不下去，也是自身的原因，正式权力与其互不关联。如果由此得出，这两个村中的村民可以无正式政权的管辖和保障，而顺利生产生活的结论，明显是不符合常理的。所以，笔者认为，苏氏兄弟会的产生是对乡土社会中正式权威缺失的补偿。。尽管相关研究显示这种补偿作用并不明显。冼奕通过对在武鸣横塘人宗族的研究，认为目前在社会转型中发展起来的宗族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上的“无作为”，政治上的“弱表现”，文化的“有价值”。[7]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从原来的公社制度的瓦解至今，乡村中仍未建立完善的乡村自治制度，有些地方甚至“自治等于不治”，地方正式权威处于相当弱化的时期。[8]探讨传统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的问题，已经成为目前乡村研究中一个受关注的方向。[9]
（四）村民们的宗族行为需要乡土空间的承载，苏氏理事会缺乏乡土文化的支持而缺乏活力
乡土文化具有土地情结，这是乡土研究的先辈费孝通老先生的论断。[10]的是乡村中人们的思想、礼俗、行为习惯都是在乡村的熟人社会中生长起来的，一旦到了城市里的陌生人社会，则难以保持一样的行为。宗族作为乡土社会的重要部分，它能否在城市中生长呢？曾经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杜赞奇通过对华北社会的村庄进行考察，得出了宗族型村庄远离城市的结论。[11]就是说宗族并不适合在城市中生长。苏氏理事会的发展历程为此提供了佐证。苏氏理事会的地址设立在市里，包括了该市苏姓的所有族人，涉及自然村屯、镇约70多个，人口约2万多人。在初建立时，其宏大场面确实使得各镇各村的族民踊跃参与。但是由于距离的原因，人们无法与其多次交往，多次发生联系，由此便渐渐产生了怀疑，直至最后不再参与。由此可知，由于城市中无法提供乡土文化的土壤，熟人社会的场景，无法连结村民个人，无法直接提供社会资源，苏氏理事会最终难以发展。
针对当代宗族组织的讨论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是一种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相互交结。笔者认为，宗族组织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予以重视和发展，充分发挥其文化传承方面的功能，但是对于许多村民希望从中获得的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则应该分别由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村级党支部和村委会来专门承担，只有形成完善的农村组织生态，才能最终实现农村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