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宗教渗透的战略战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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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渗透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战略上，以否认国家民族政策，分裂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目的。譬如在境外的非法出版物中，公开否认我国的民族政策，否决我党的民族识别成果，挑起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指向路径却是所谓的“基督教前景。”［3］苏东剧变表面看起来是民族问题，实质是宗教问题，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宗教渗透产生过重要影响。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于宗教的法律规定比较宽松，“俄罗斯正教在1988年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纪念基督宗教传入俄罗斯千年庆祝活动，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大力支持。”［4］791990通过立法，东正教会获得法人地位②，1991年，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所取代，苏联自身也解体了。“西方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宗教特有的作用，补充经济、政治手段之不足，从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领域入手，侵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动摇其思想体系，分化其政治结构，加速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3］战术上，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削弱国家的竞争力，譬如在新疆和西藏地区，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取得了重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进入新世纪，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下，正当经济建设迎来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时刻，境外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利用自治地区与东部地区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差距，否定西藏和新疆取得的重大成就，破坏了对外开放和吸引投资环境，危害了经济建设和发展事业。［5］尽管新时期的宗教渗透形式繁杂多样，破坏力大，使反宗教渗透扑朔迷离，困难重重，但仔细甄别各类渗透方式及其攻击标向，可察觉到境外宗教势力在进行宗教渗透过程中，表现出了战略战术的精心布局和组织策划，其往往以物质利诱，深入到文化生活，最后到达精神意识的形上层面，这对于反宗教渗透的战略战术提出了更高要求。

反宗教渗透战略指向

反宗教渗透的战略指向应在民生问题和宗教生态平衡上布局，以达到“养民、保民、重民、安民”为核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加固社会意识的安全的内化性。以反宗教渗透观之，民生问题的重点对象应该是少数民族。我国的现状是少数民族成分多，人口少，且多为跨境或跨国民族，山高皇帝远，成为宗教渗透的主要对象，这种渗透直接冲击社会意识安全，影响着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认同，消弱国家意识的凝聚力，潜藏着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宗教渗透有着文化上的继延性，一个家庭，一个社区逐渐在意识形态里认可了某种宗教的世界观，则会以家庭为细胞进行传播，经过长期的文化累积，缔结成一种新的文化群体，与国家意识博弈。那么反宗教渗透的战略指向就必须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提高农民生活水平，防止境外宗教渗透势力以民生问题渗透宗教，顺搭经济文化建设的便车。目前，国家的现状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农民生活条件较差，特别是医疗卫生设施更为简陋，甚至严重缺失。2006年始中央政府废除了千百年来的“皇粮国税”，吊诡的是，农民的收入并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农民的贫困状况依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甚至许多农民温饱都没有持续的保障，医疗救护成为奢侈品。笔者在民族地区走访调查中发现，无论是基督教堂，还是佛教寺庙，都会碰到教职人员为生病村民进行宗教驱魔，祈祷治病的现象。求助于神职人员的病人，多是生活困难，进不去医院的人们，当他们的生命受到病魔威胁的时候，就依靠宗教信仰，寻求心灵的慰籍，加之有些宗教神职人员本身也掌握了一些中医和西医病理知识，这样就为宗教渗透留下了可乘之机。纵观历史卷轴，无论积极意义上的宗教传播和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渗透，治病救人是常用套路①。因此，民生问题就应该是反宗教渗透的有机屏障，少数民族地区和贫穷落后的西部农村，配置合理的医疗体系，自然会加大反宗教渗透的博弈力量。另外，正确看待民间信仰的积极因素，恢复和重建民族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生态平衡是抑制境外宗教渗透的重要方式。“民间信仰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和生活中逐渐积累而成的、类似于宗教的一种综合性的信仰传统与民俗，例如对神灵的崇拜、祭祀、祈祷，目的是为了趋吉避凶、化苦为乐、消灾祈福的现世利益”［6］。这种信仰不同于基督教或佛教，带有很强实时性，是人们为了解决当下社会和人生所面临的问题而产生的一种神明依赖或由此而引发的活动，具有一定的宗教正功能，诸如“祖先崇拜表现了人们的宗族观念，在维系家族内部成员间的凝聚力以及和谐团结力量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这种牢固的家族观念在遇到外敌入侵时会演化发展为一种民族的、国家的整体意识，从而形成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7］。“信仰的力量需要信仰的力量加以平衡，政治力量的过分介入，往往发生负面效应而不解决问题。”［8］中国的传统文化表征的信息告诉人们，中国是一个文化续接长达五千年历史的国度，儒释道文化在中国这块地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交响融合的美丽图景，同样，这样一个现实传统为孕育地的文化织网中，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民间信仰，它们在自己的区域内发挥着形态各异的社会功能，满足着群体的文化心理需要。“五四”期间“打倒孔家店”的文化隐痛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轻狂，毁坏了中国历史上宗教文化多元和信仰生态的平衡，造成了民间信仰的锐减，对之，卓新平先生指出:“在中国历史传统中及今天中国香港，台湾地区，民间信仰作为中国的‘宗教生态’、‘宗教植被’乃对中国传统宗教信仰的生存与传播起着保护作用，形成抵制‘外来宗教’渗透的一道天然屏障”，由于大陆‘民间信仰’这一植被被遭到破坏，所以‘外来宗教’近年来得以长驱直入，迅猛发展。”［4］252牟钟鉴先生认为“基督教在中国大陆数十年间挟其背后西方的强势力量飞速发展，是数百年来外国传教士梦想而不可得的，严重损坏了多元和谐的宗教文化生态。”［8］牟钟鉴先生认为，“要恢复和发展中国模式的宗教生态，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复兴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包括各种健康的宗教文化，在其各自的合理的存在空间内，彼此尊重，各得其所。”［8］

反宗教渗透的战术指向

在反宗教渗透的战术指向上，要求反宗教渗透工作要讲艺术性、渐进性，要从宣传教育、民主法治建设、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以及调动宗教神职人员，加强寺庙的自养功能等方面着手，以达反宗教渗透的目的。其一，进行策略性宣传，提高信教群众的思想觉悟。有效地抵御境外宗教渗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安定团结，关系到祖国的统一大业。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上真正认识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好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如电视、报刊等多种渠道进行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培养未信教者的无神论思想。其二，健全法制，严厉打击非法的宗教活动，对擅自印制、复制境外宗教宣传品，如光碟、VCD、念佛机、宗教书刊的出版单位要实行重罚。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还要对国外一些图谋分子，在维持正常的国际秩序的前期下，坚决给予打击，以便维护地区的稳定和国家的统一，但要注意方法，在保持应有警惕的同时，还要注意划清正常宗教交往与宗教渗透的界限，不能草木皆兵。其三，加大当地人们教育覆盖面，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从民族文化发展的演变历史来看，教育是加强人们宗教信仰理性化的重要手段，是区分宗教信仰和国家认同的最有力的方法。目前，我国在教育上存在这样一种扭曲现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匮乏，执行“普九”教育政策的力度不够，导致部分儿童不能正常接受义务教育，有的家长把寺庙当做儿童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场所，由于文化知识的匮乏，他们很难理性区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容易被人利用，受人支配;相反，东南沿海，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教育设施先进，教育水平较高，但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成为老少皆知的节日文化。这样，封闭的、穷困的、经济欠发达山区，宗教信仰氛围浓厚，而开放的，经济发达的地区，西化倾向明显。因此，政府应该在发达和贫困地区采用不同的经济调控手段，加大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扶贫力度，通过教育，把文明因子通过学生带进宗教信仰的家庭和社区，把学校教育作为反宗教渗透的一种战略性投资。其四，引导宗教协会，培养爱国爱教的宗教教职人员，强化反渗透意识，促进其健康发展。做好我国各宗教团体自身的工作，是抵制境外宗教渗透的关键环节。宗教协会有了政府的政策引导，就可以成为政府同宗教界信教群众的联系纽带，这就为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加强对宗教工作的领导，规范对宗教事务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通过宗教协会可以使民族宗教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这样才能为反宗教渗透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对于宗教界爱国人士，应始终遵循“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的原则，培养爱国爱教，拥护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年富力强、信教群众信任的教职人员，使其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管理和监督，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之成为政府和宗教沟通的桥梁。此外，需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弱小民族)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力度，使之担任重要部门的职务，为地区培养反宗教渗透人才。还需鼓励寺庙经济，增强自养功能。寺庙经济可以为宗教场所的“自治、自传、自养”提供物质支持，发挥抵御宗教渗透的功能。众所周知，宗教活动场所修缮费大多来自周边的人民群众的集资，这增加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而境外和内地一些不法分子又经常采用施恩的手段来拉拢、迷惑信教群众，以达到渗透的目的，有着“自养”功能的寺庙就可以有效抵制境外宗教势力的经济诱惑。

余论

在众多类型的宗教渗透中，由于西方文化霸权的全球扩张，有着西方文化源流的基督教渗透与其他宗教相比，其政治意图更为明显，基督宗教传播总是有“美国艾克曼之辈想用基督教的“羔羊”驯服“中国龙”的不良用心与行为在暗中起作用”，［8］“原来以欧洲、北美为基本区域的基督教已向南美、非洲、大洋洲和亚洲转移，从而使基督教的‘普世’意义至少在地理概念上得以实现。”［4］235回溯历史，基督教企图在中国传播“福音”的活动从未停止过，从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末清初的天主教，《1692年康熙保教令》使基督教的传播走向高峰，但好景不常，由于与“中国礼仪之争”，康熙又开始实行“禁教令”，直到1842年。鸦片战争以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的传教士也随之再次来到中国。［9］344－386就在这个时期，国内仁人志士开始思考“民族走向”，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涌现着各种意识的较量，在向西洋学习的文化舆论中，基督宗教及其衍生的世界观、价值观随着西方文化和科技又死灰复燃。在各种文化此消彼长的角逐中，中国共产党的先辈们用睿敏的智慧和远见的犀眸，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作为时代青年追求“自由”与“价值”的动源，这种新文化的生命力和改造力在实践尺度的验证中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认可。世界文化多元所衍生出的政治多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最大阵营担负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上长久对抗的使命，基督“传教士”利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滴漏，以基督福音的宗教外衣，渗透西方的社会意识，试图攻破社会主义社会民众的社会意识形态，为其政治图谋服务，试图用宗教渗透的手段打破多元的政治格局。从历史上来看，宗教引发的政治斗争往往是因宗教矛盾激化民族矛盾，面对西方的种种宗教渗透，要以反宗教渗透的战略战术指向注视国外的反华势力利用宗教信仰分裂国家的企图，又要理解和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问题，以“无为”而达“无所不为”的管理境界，逐渐加强各族人民的国家向心力。（本文作者：李杰、马英杰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哲学与政治学学院、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