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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初年,经周公宗教改革,宗法性传统宗教开始走上伦理化的道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激烈,宗法性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了,但并没有真正灭亡,经过众多儒家学者的诠释和它自身的发展变化,秦汉以后的历代政府将它定为国家宗教,直至清末。清朝的时候,在国家宗教上掺杂了许多满族宗教的旧俗。“敬天法祖”本身包含或体现着宗法社会的基本道德,除了乞求得到上苍和祖先的佑护,同时还表达了人们对天的尊敬和感恩的心。因为,天地是万物的本源,先祖是人生的本源,人类依靠天地提供资源,以祖先为榜样来获得生存和发展。所以其成为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核心信仰。这一信仰在避暑山庄中集中体现在两座景观上。其一为金山上帝阁,体现了帝王“敬天”的思想。另一为永佑寺御容楼,当为帝王“法祖”之处。这两处景观前为康熙所建,后为乾隆所建。因为山庄地处塞外,远离京畿,而康乾二帝每年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除每年按时举行的祭天祭祖大典外,这里就成为帝王平日里祭告上苍、追思祖恩的最佳去处。
“天帝”的享堂———金山“上帝阁”
康熙时期曾在避暑山庄澄湖东岸巍然突起的冈埠上构筑“中天积翠,绛节高居”的殿宇一座,称“天宇咸畅”。此殿后建三重高阁,即为仿镇江金山寺的“上帝阁”。一重为“皇穹永佑”;另一重祀真武,曰“元武威灵”;第三重供奉玉皇,额为“天高听卑”。众所周知,道教的玉皇大帝并非是随着道教的产生而出现的,他的出现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他的原型就是上古传统宗教中所崇拜的天帝。殷商时人们称最高神为帝或上帝,它并不是自然神,与天空这一自然属性没有关系。它是人为地综合各种神灵属性而创造出的人格神。在殷墟卜辞中,充分证明了“上帝有很大的权威,是管理自然与下国的主宰”,具有支配社会现象和社会统治者的神性。他可以掌握人的寿夭、生死,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和谋事的成败、吉凶等。西周以后,对上帝的称呼有了很大的变化,如皇天、上天、天、天帝、昊天上帝等,这表明天帝信仰已很普及。这些称谓常能在先秦的著作《诗》《书》《左传》中见到。及至东汉道教产生以后,道徒们根据人间的社会现实幻想出天上的神仙世界,于是天帝成了神仙界的皇帝,并总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拥有了自己的名号:玉皇、玉帝、玉皇大帝、昊天金阙玉皇大帝等。至于真武崇拜,则是古代的星辰崇拜与动物崇拜相结合的产物,而这些崇拜也是古代宗教的一个组成部分。玄武为“四象”之一。“四象”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我国古人早在殷代前后就把春天黄昏时出现在南方天空的若干星辰想象为一只鸟,东方的想象为一条龙,西方的为一只虎,北方的则想象成为龟蛇形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五方配五色的说法流行以后,四象就分别配上了颜色,成为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古人之所以崇拜星宿是因为星体的存在和运行对于他们是谜样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人们还可以根据星辰来确定方位和测定季节时令,这是农耕社会的头等大事。玄武的形象为龟蛇相交,这是古人动物崇拜的表现。加入道教的神仙谱系后,经过一系列的造神运动,玄武成为一位人格神,后又经历代帝王的推崇,至元代成宗时被封为“元圣仁威玄天上帝”,成为北方最高的神。康熙皇帝在金山上帝阁祀奉真武,表层原因在于真武具有水神的职能。“缘内府乃造作上用钱粮之所,密迩宫禁之地,真武则神威显赫,祛邪卫正,善除水火之患。”(刘效祖《重修真武庙碑记》)因为上帝阁乃至整个避暑山庄的绝大多数建筑为木结构,极容易发生火灾,奉真武在此,有以水灭火,防止火灾发生之意。至于深层原因,无论是供奉玉皇,还是拜祭真武,均是帝王“敬天”思想的折射。“皇穹永佑”“、天高听卑”等的题额便是最好的注脚。乾隆在其《天宇咸畅御制诗》中写道:“洞府玉虚宇,林扉守百灵。三天无别路,五岳有真形。青鸟凭传信,紫鸾时驻。瑶函降真诰,闻说是黄庭。”就表明了天的形象无处不在。“皇穹永佑”即上天永远福佑,“天高听卑”即高高在上的天可以俯察庶类。帝王敬天畏天的思想可见一斑。“皇穹永佑”还让人联想到皇帝祭天之地———天坛的“皇穹宇”。那是帝王施郊礼,告祭上帝的所在。天在他们的心目中是神圣的,是一切的主宰者,而他们自己则是代表天来统治人间的“天子”,人们要无条件地服从。但是天只保佑那些有道德的、施仁政的天子。如果国家政治清明,天就会嘉祐他,如果帝王失道,天就会降灾异进行谴告,谴告无效就会撤换国君,这就是“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数千年来,这种思想深深根植于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成为帝王进行统治的依据。从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到顺治帝挥师入关,再到康乾盛世,这些都被认为是遵天意而行的结果。清代统治者特别强调“敬天”,自然一部分原因在于天是本民族萨满教的信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做了统治者,面对暗涌的反清思潮和各地不断爆发的复明起义,统治者迫切需要把天放在第一位,用强调天命来加强皇权,以标榜统治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这一点在他们的印玺中也有体现,康熙有“敬天勤民”玺,乾隆有“敬天法祖之宝”。建在高高岗埠上的金山“上帝阁”是避暑山庄湖区的制高点,这是帝王崇天的生动体现,康熙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得到上天的佑护,同时也为本民族统治中原正名,保佑子孙后代的统治如太阳般长久。上帝阁是天帝的享堂,帝王在享受塞外离宫朴野的同时,对天帝暗寄一瓣心香。用心何其良苦。
追荐祖先的道场———永佑寺
永佑寺位于山庄万树园,乾隆十六年建造,是山庄内的一处大型佛寺。山门前有三座呈品字形的牌坊,山门内为五楹前殿,供奉弥勒佛,殿前矗立两通石碑,殿后是供奉三世佛和十八菩萨的宝轮殿,左右为东西配殿。这组建筑之后则是题额为“身心平等”,内供无量寿佛的五楹殿,然后是东西配殿及题额为能仁殿的东殿。在这之后耸立着九层高的舍利塔。塔后为御容楼,供奉着康熙和雍正的画像。楼前有御制碑一座,其上镌刻有《永佑寺舍利塔记》和《避暑山庄百韵诗并序》。楼西为写心精舍,是乾隆恭谒神御时的临时休憩之所。永佑寺是佛家的宝地,但这里却有供奉圣祖和世宗的御容楼,着实令人费解。其实在《永佑寺碑文》中,乾隆已经把答案揭示给了我们。这里是为佛寺,其本根为乾隆“法祖”的道场。“昔如来以法王御世,宏济人天,遍现十方,虚空不住。顾其安立道场,必在灵山宝地,鹫峰鹿苑,精舍庄严。盖圣迹所留,尤福佑之所聚矣。我皇祖圣祖仁皇帝,以无量寿佛示现,转轮圣王福慧威神,超秩无上,省方览胜,乃眷热河,建山庄为清暑地。因岩壑自然之势,示茅茨不剪之规,养性怡神,从容总理。而风雷之所鼓动,雨露之所涵濡,神化周通,不急而速,尤佛之林间燕坐,灑落安禅,而说法则声震大千,度生则施恰群有也。予小子早年随侍,仰见我皇祖清晏娱游,无逸乃逸,时时育物,天地同流。至于今弹指三十余年,秋狝之余,时复税驾于此。松云如旧,榱桷翘瞻。感陟降之在庭,思报恩而荐福。遂即山庄万树园之地,创立精蓝,爰名‘永佑’。固不特钟鱼梵呗,足令三十六景借证声闻。我皇祖圣日所照,千秋万岁后,子孙臣庶,无不永如在之思。是即释迦之耆崛山,金刚法座,天龙拥护,相好依然。而朕之渑武宁亲,祝釐养志者,于是乎讫,庶其无忝前志云尔。”一篇数百字的碑文将建庙的原由说得非常透彻,同时乾隆感念祖恩的殷殷之情可见一斑。碑文以如来弘法多在灵山宝地,寺庙精舍都是佛迹所留,这样就可以福佑众生为由,讲了被认为是无量寿佛化身的康熙当年为什么选择山庄为清暑地,歌颂康熙如日普照般的功德,并回忆了幼年时祖父对自己的眷顾。为了永承祖恩,报答祖先,为子孙后代乞求福佑,于是特建此寺。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永佑寺为何要供奉无量寿佛,为什么要建御容楼了。乾隆认为他的祖父康熙是无量寿佛转世,舍利塔前供奉无量寿佛的五楹殿就是乾隆为追祭祖父而建。碑文说“爰名永佑,固不特钟鱼梵呗”,意为这里虽为佛寺,但并不是仅仅为奉佛陀而专门建立的,却是为昭示祖父康熙的功德而建起的纪念堂。可见乾隆尊祖的思想的确很强烈。这种“祖有功,宗有德”的思想是宗法性传统宗教中“法祖”的内涵。早在商代,由于殷人相信凡人是不能直接与神交通的,只有殷王死后才能“宾于帝”,是时王联系上帝的唯一渠道。敬祖是取悦于上帝的唯一的方法,所以在他们的甲骨卜辞中,有很多祭祀祖先的内容。祖灵对时王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既可以保佑帝位稳固、农业丰收、战争顺利,另一方面如果时王无道,也可以降下灾祸,进行谴告。这种尊祖祭祖的思想绵延千年而不绝,到清代祭祀祖先仍是国之大事,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乾隆每次来山庄避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永佑寺瞻礼皇祖神御,施宗庙之礼,写下了大量的瞻礼诗,粗略算来大概有三十多首。这些诗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他对祖先们的怀念、景仰之情,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一定会继承祖志、勤政爱民、治理好江山社稷的决心。当然,他也希望祖先的在天之灵能给自己以福佑,佑护爱新觉罗氏的政权万年斯长。细读这些御制诗,不难发现,每逢国家遇到重大事件,如土尔扈特回归、黄河决堤、回部叛乱等,乾隆都要向祖先告祭并请求佑助,而每有应验,他都会来此谢恩。尊祖的思想何其强烈。乾隆曾说:“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朕幼诵简编,必仪先圣,一言一动无不奉圣训为法程。”这些言论可以成为尊祖行为的注脚。
结语
金山上帝阁和永佑寺因精巧的建筑和极佳的风景而闻名,游人至此常常流连忘返,两处建筑在建立之时所寄托的别样情怀渐已无从知晓。“敬天法祖”的思想却绵延数代而不绝,当然,“敬天”也好,“法祖”也罢,都是为了巩固帝王的基业人为制定的礼制,均具有可操作性。帝王们信仰天,却不知积聚着无穷智慧与力量的民众才是真正的“天”,“敬天”应该把百姓的疾苦和安危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仅仅对上苍顶礼膜拜。“天何言哉,四时出焉,百姓兴焉”,帝王法祖,作为人类社会的情感,也可以理解,但是把祖先神化,期冀祖德荫祐就显得有些不经,殊不知生死气化,祖灵安在?“敬天法祖”作为传统宗法性宗教的核心得到了帝王的极力推崇,其目的不言而喻,不过是帝王们巩固皇权、王权的手段罢。(本文作者:王悦慧 单位: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