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投资方式效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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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付晓丹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国贸学院

一、引言

促进农民增收和保持经济增长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从现阶段来看，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存在，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造成经济复苏不确定，保证经济拥有一定速度增长，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须手段。所以，将这两个目标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具有其内在合理性。

促进收入和经济增长其实属于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在外需陡降、内需疲软且无法短期拉动的情况下，关注并分析投资对其的作用就格外重要。投资的有效性一直是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中高度关注的命题。自从“人力资本”概念引入正统经济学后，将投资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成为分析的一种趋势。大量的经验分析表明，投资对我国的经济拉动和居民收入增高具有显著性。在国外，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主要包括扩Solow［1］（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80年代末以Lucas［2］和Romer［3］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或新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收益的递减作用，长期的人均产出会收敛于一个稳定状态的水平。如果没有外生的技术进步，经济将趋于停滞。内生增长理论通过使用更广义的资本概念，即物质和人力资本以及干中学，克服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报酬递减趋势。自Lucas［2］以来，人力资本积累就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Glomm&Ravikumar［4-6］利用了公共经济学模型论证了公共教育支出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并借此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由此，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效果的分析就大量涌现。在中国，由于强势政府的存在和历史上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一般被认为是基于政府支出的结果，而政府支出包含政府购买和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在经验分析上，由于长期把投资归结为固定资产的投资，导致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往往得出固定资产导致经济增长的结论，而对微观福利——“人均纯收入”关注较少。人力资本理论集中解释了一些在理论界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问题，使这一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据一席之地。周其仁［7］与萧灼基［8］都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的论述，将这一理论与中国的农村改革紧密结合，通过实地调查和个案分析，深化了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认识和运用。如果按照收入法来考察GDP，则可知工资收入也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投资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应该会增加人均收入。但两种投资究竟对农民增收和经济增长的效应如何？是否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和特点？尚不得而知。本文从投资的基本事实出发，归纳出若干现象，最终通过计量方法得出两种投资对农民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综观国内外研究，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从理论上详细探讨和证明投资对经济增长、提高收入的作用，著名的Solow模型以及Ramsey、Dimond模型等均做出了经典的说明，国内较有代表性的如战明华等［9］就借助了Ramsey-Cass-Koopmans的模型构建了一个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经济模式经济增长模式的解释框架。第二是从实践上深入考察资本量的度量问题，如Chow［10］较早地度量了资本存量，随后贺菊煌［11］、王小鲁和樊纲［12］、张军和章元［13］都度量了中国的资本存量；陈钊等［14］通过估算形成了1987—2001年各地区完整的教育发展面板数据。第三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了大跨度的面板分析，从实证分析上通过计量经济技术得出较为准确的度量，较近的研究如贺坚［15］专门讨论了中国投资、消费比例与经济发展政策的相关问题；张占东［16］实证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村需求对河南经济增长的具体效应；杜丽永［17］借助省际动态面板数据实证了投资在长期中的作用，并认为在不同阶段上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

二、中国农村投资的基本特点

图1显示了自1980年开始的我国农村集体和个人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从中可以看出，农村的固定资产投资只占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一个极小的比例。这个比例的变化如图2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农村集体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在90年代初期有一个攀升，后期一直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并且始终保持着一个10%以上的投资比重。而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则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到2010年已经降至2.8%左右的水平。有两个原因导致上述变化：首先是国家不断加大农村投资，从政策层面上保持了集体单位对农村投资一个较为固定的比例；其次是随着国家投入的不断加大，使得个人投资被很大程度挤出。此外，劳动力流出严重也是导致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急剧下降的原因。这也说明，在分析农村投资对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影响时，不能采用个人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免得出负相关的错误结论。

由此得到农村投资的第一个特点是：农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例不高，其中农村集体单位固定投资占比一直稳定在10%左右，而农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一直趋于下降。

农村投资由于其目的性不同而具有很多内容，且农村分布广泛，加之项目众多，使得我国的农村投资分析具有特殊的复杂性。根据《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显示，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36691亿，其中建筑工程投资为21192.4亿，占比57.76%。同时，我国水利基本建设投资占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也逐年升高，（表1）。

从表1中可以得到农村投资的第二个特点：农村投资中建筑工程投资占一半以上，水利建设相关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稳定在50%以上且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农业基本建设占比非常小，这与人们通常想象的占比很不一样，主要原因是统计口径和统计方法上存在不一致。考虑到变量统计上的一致性和占比的代表性，更宜选用与水利建设相关的投资额作为分析数据。

中国农村投资的第三个特点是：农村固定投资更注重公共物品投资，且公共物品投资占据农村投资绝大部分。从表2中可以明显看出公共物品投资（如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成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主力。

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度量一般都以农村受教育经费或投向教育领域的各种费用之和进行计量。《2011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专门列出了“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及构成”，表3是对其的摘要。在相关年鉴中，专门列出“当年教育经费投资金额”项，相较其他支出表，该项所列金额为当年实际完成教育经费投资额，具有较高的准确度，因此考虑以该数据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变量的测度。结合陈钊等（2004）和张公信（2010）［18］的研究可以得出中国农村投资在人力资本方面的特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占农村投资极少的比例，且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主要是技术含量极低、期限较短、简单重复的技术培训等。这个特点导致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转化为人力资本可能需要较短的时间，但人力资本可能提高的效率较低，从而影响其今后对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作用程度。

考虑到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全社会总投资的关联性和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可以得到如下的命题：中国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前者与后者的作用机制和传导特征会有所不同。其中前者对农村社会发展有一个较强的时滞，而后者可能时滞并不长。

三、数据与建模

（一）模型与数据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1980年由西蒙斯（Sims）提出的。这种模型采取多方程的形式，用模型中所有内生当期变量对它们的若干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出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它不但具有联立方程对多个经济变量相互影响进行分析的优点，而且还平等地对待了所有变量，避免了主观上的随机性。其基本模型可以描述为：Yt=m+P1Yt-1+P2Yt-2++PnYt-n+ut其中，Yt为n×1维列向量；m为n×1维常数列向量，ut为n×1维随机误差列向量。数据采用1990—2009年中国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income）、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产值（gdp）、农村教育经费投资额（intel_inv）、水电建设和当年发电量完成额（estat_inv）作分析，其中用农村教育经费投资表示人力资本投资，水电建设和当年发电量完成额表示固定资本投资。为了克服可能的异方差，数据均取其自然对数；为了增强可比性，所有数据均采用可比价格，其中1990价格=100。所有数据均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本文计量分析采用Eviews5.1软件进行。

（二）建模与分析

为了避免可能的伪回归问题，对所有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在取自然对数后为二阶平稳，即所有变量均是I（2）的。由于非平稳序列之间也可能存在平稳关系，需要对非平稳序列进行Johanse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协整关系（见表4），可以进行VAR建模。似然比检验统计量表明在5%的水平的上不存在协整关系。图3为模型的稳定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本身是稳定的。根据相关准则判断，最优滞后阶数为2，所以建立的模型见表5。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第二列和第三列的两个方程，重要的系数已经用加粗予以表示。尽管是二阶差分后的变量，在经济含义上并不那么明显。但系数本身的大小仍能说明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首先，固定资产投资对数波动的变化存在较强的滞后效应，即第二期的系数大于第一期的系数；其次，人力资本投资对数波动的变化存在较弱的滞后效应，即第二期的系数小于第一期的系数；第三，从波动的两期幅度来看，人力资本投资波动的变化对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村人均收入的波动变化都具有更大的总效应。具体而言，假设存在1个单位的冲击，则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变化对其他两者的效应分别是0.3961和0.1651，类似的，人力资本投资波动的变化对其他两者的效应分别是1.1792和0.8184。这说明人力资本投资投资波动的变化对地区生产总值波动的变化和农村人均收入波动的变化具有更大的效应。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说明表格方程中所表示出的经济含义和实际效果，可以利用软件生成其脉冲响应的图示（图4）进行考察。脉冲图反映，D2lngdp和D2lnincome对D2lnest_inv和D2lnintel_inv产生冲击的反应，从脉冲图中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

（1）冲击最终都将收敛，但在收敛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其他两个因变量波动明显大于人力资本投资所带来的因变量波动，这符合中国投资基本事实：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呈现高位增长的同时国内生产总值的波动与其波动高度相关；而相比之下，人力资本投资则较为稳定。

（2）固定资产投资呈现出较人力资本投资稍长的滞后效应。传统观点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是“立竿见影”的，而人力资本投资转化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但本文所选取的农村人均支出涵盖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九年义务教育和职业方面的培训，所产生出的人力资本也绝大多数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与城镇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并不相同。

四、结论

本文立足1990—2010的时间长度实证了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民人均收入的作用，本文证实了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提高的积极作用，拒绝了理论上投资加大与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负相关关系”。研究发现：

（1）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大于固定资产投资。从得出的模型可以看出，假设存在1个单位的冲击，则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变化对其他两者的效应分别是0.3961和0.1651，类似的，人力资本投资波动的变化对其他两者的效应分别是1.1792和0.8184。

（2）固定资产投资只是在滞后2期才对前两者有显著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系数还很小，但是人力资本投资则在每期都有显著影响。这充分说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极具价值。同时，也说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无论是在结构还是内容上还存在不科学的地方，过多的低效率、低科技含量的人力资本投资虽然见效较快，但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使得人力资本积累只能从干中学中得到，丧失了技术赶超、降低学习曲线的机会。

（3）人力资本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对前两者的影响均出现正负交替的影响，且后者对地区生产总值和农村人均收入的影响波动更为剧烈。这从一定程度说明我国的投资比较紊乱，投资方向和投资结构都还存在不合理，可能这与我国长期以来投资由政府主导而非充分市场化所致。但脉冲响应还是显示出人力资本投资的波动区间明显窄于固定资产投资波动区间，这说明人力资本投资本身具有长期的内在稳定性，不易受市场的大幅波动。

本文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

首先，固定资产投资较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强的波动效应，在进行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时需要考虑其对经济一个较长时期的剧烈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固然可以大力带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但这种投资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如资本价格上升、通胀预期上升等。这不利于今后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则避免了上述缺陷，从长期来看它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和知识技能的生产。

其次，需要大力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并且不断优化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和结构。经典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较长的滞后性，这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与结构有密切关系。在国外，往往一项教育项目或科研项目培训等，持续较长时间，且属于连续不断投入，而我国则往往出现短期的就业培训等，这虽然也构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容，但隐含着投资的低效率。因此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应该着眼长期化、规范化的投入和建设，改变以往简单、初级和重复的培养模式，例如增加农业科技普及、实行长期定点教育宣传、设立技能培训学校等，从而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稳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