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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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内部控制角度出发，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探究了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实证得出，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这种积极影响，部分经由融资约束得以实现，即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关键词：内部控制；研发投入；融资约束；中介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有利于其在市场竞争中获得长足的发展优势，符合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由于研发投资具有投资额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因此研发资金的多少对研发过程的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是融资约束，即如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研发。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完善，企业通过金融机构进行债权融资需要有形资产作为抵押，但研发成果多为无形资产，因此相较于一般项目，研发活动更难从外部取得融资。所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拓宽其融资来源，对促进研发投入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内部控制作为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以及抵抗风险能力的重要工具，涉及企业管理的诸多方面，其对企业研发活动起到积极的监督作用。内部控制通过建立完善的监督、制衡和激励机制，可以有效缓解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激励其进行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研发投资。2010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研究与开发》，从内部控制层面对企业研发活动进行规范，要求企业对研发活动全过程进行有效控制，以降低研发风险，提高研发活动的管理水平。在已有文献中，一些学者从信息披露和成本的角度，实证得出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越好，则其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内部控制、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纳入同一个框架下进行分析，侧重于探讨内部控制与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性及其传导路径，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是否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积极影响？传导路径又是如何进行的？此外，主要还研究了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和融资约束在其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以期为企业更好地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需要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使其早日获得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内部控制与研发投入

学术界围绕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外部因素主要有政府压力、产业特征、财政补贴和税收激励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规模、成长能力、资本结构、现金持有量、股权激励和治理结构等。还有学者从政府补助、高管激励、资本结构、股权结构、管理层风险偏好等角度研究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但以上研究中，大多只考虑了单一因素对研发的影响，而企业作为一个多部门协作的复杂经营体，其经营过程中的各项活动都会受到内部控制制度的影响，研发活动当然也不例外，我国学者近年来的诸多相关研究都印证了这一观点。例如，张晓红等（2017）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程度高低与企业创新投入成正比[1]。李瑛玫、史琦（2019）研究发现企业内控的完善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2]。马永强、路媛媛（2019）的研究也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创新绩效越好[3]。因此，站在企业的角度，内部控制质量越好，研发投入可能越多。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假设1：当其他情况相同时，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大。

（二）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

当企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时，为了顺利进行投资，企业不得不支付高额的溢价，使得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大幅上升，由此，企业经营者必须寻找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来缓解这一现象，而加强内部控制便是一种可行的手段。降低融资成本来缓解融资约束是最直接的方式，Balakrishnanetal.（2012）研究发现提升信息披露水平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向外界公布更加准确的财务信息，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高融资成本，同时，还能够提高企业内部自由现金流的使用效率，降低成本[4]。Ashbaugh-Skaifeetal.（2007）认为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企业，其资本成本会相对较高，融资约束程度也会越高[5]。国内的研究中，张友棠、杨硕杰（2018）[6]，宋蔚蔚、封静（2019）[7]，屈文彬、蒋巧丽（2020）从不同视角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利于缓解融资约束[8]。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2：当其他情况相同时，内部控制质量越高，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

（三）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

企业展开研发活动，必然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除了具备相应的研发人员之外，企业还需要积极地筹措到相应的资金来保障研发活动的顺利进行。但在筹资的过程中，并不是每家企业都能够轻松获得其所需要的资金，有的企业或许能筹措到一定的资金，而有的企业甚至会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不难理解，若企业存在融资约束而难以筹集到资金，势必会对其研发活动起到不良影响，这在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中得到了证实。例如，My⁃ers＆Majluf（1984）认为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9]。国内的研究中，魏锐纯等（2018）以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研究得出降低融资约束有利于医药制造业的研发和创新，促进行业的发展[10]。薛修文等（2020）的研究表明中小科技企业R&D投入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问题，融资约束程度与R&D投资呈负相关[11]。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假设3：当其他情况相同时，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研发投入越大。

（四）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通过理论和逻辑上的推理，我们认为内部控制作为机制上的安排，可以提升信息披露的水平，降低内外部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高融资成本，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使得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所以，融资约束可能在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如图1所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4：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和研发投入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的数据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执行如下筛选程序：一是剔除ST和*ST公司，因为其财务状况异常；二是剔除财务数据明显异常的样本；三是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样本；四是剔除在检验区间（2017—2019年）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经过筛选，最终得到7531个有效的样本观测值，其中2017年2151个，2018年2634个，2019年2746个。内部控制指数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DIB），其余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利用Excel和SPSS完成数据整理和各项处理过程。

（二）变量说明

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是内部控制指数，用IC来表示；被解释变量是企业研发投入，用R&D来表示；以SA来代表融资约束作为中介变量；另外还选取了现金持有量、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产权性质、行业和年度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的分析，构造以下基本模型来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模型1：R&D=α+β1∑Control+β2IC+ε模型2：SA=α+β1∑Control+β2IC+ε模型3：R&D=α+β1∑Control+β2SA+ε模型4：R&D=α+β1∑Control+β2IC+β3SA+ε模型1用来分析内部控制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以检验本文的假设1，这里的β2显著是中介效应存在的先决条件之一。模型2用来分析内部控制与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以检验本文的假设2，这里的β2显著是中介效应存在的另外一个先决条件。模型3的作用在于考察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用来验证本研究的假设3。模型4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融资约束变量得来，通过比较模型4中的β2与模型1中的β2，来检验融资约束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若模型4中的β2变得不再显著，则表明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若模型4中的β2下降，但仍然显著，则表明融资约束在二者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模型4中的β2下降并不显著，则表明融资约束不存在中介效应。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给出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特征，就各主要变量而言，IC的均值为6.5156，最小值为1.15，最大值为9.41，表明样本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差异较大，良莠不齐，还有部分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不高，在设计和执行内部控制制度方面依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SA的均值为-3.4725，最小值为-4.32，最大值为-1.95，说明样本公司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融资约束情况。R&D的均值为0.024642，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0.2723，说明样本公司在研发方面的重视和投入程度差异也比较大。

（二）相关分析

从表3相关分析结果来看，内部控制与研发投入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β=0.034，p＜0.01）），表明内部控制指数越大，企业的研发投入越多，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内部控制与SA指数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β=0.111，p＜0.01）），表明内部控制指数越大，SA指数越高，对应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假设2得到初步验证。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之间相关系数显著为正（β=0.169，p＜0.01）），表明SA指数越高，对应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研发投入越多，假设3得到初步验证。内部控制和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以及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尚需回归分析做进一步验证。

（三）多层回归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对模型进行如下检验。一是共线性检验：由表3相关分析的结果可知，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方差膨胀因子VIF值也均在1和2之间，故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二是DW检验：DW值都接近于2，故可认为不存在残差自相关。所以，本文的回归模型是有效的，多层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本文采用Baron和Kenny推荐的“三阶段步骤”来检验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模型1显示IC与R&D显著正相关（β=0.039，p＜0.01），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IC与SA指数显著正相关（β=0.129，p＜0.01），意味着内部控制指数越高，SA指数越大，对应于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假设2得到验证。模型3显示SA指数与R&D显著正相关（β=0.113，p＜0.01），意味着SA指数越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研发投入越大，假设3也得到了验证。通过比较模型1和模型4可知，在模型中加入融资约束变量后，调整的R方由0.116提高到0.125，说明模型的解释力度加大，并且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从0.039***下降到0.024**，表明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占比36.38%。据此，假设4也得到充分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7—2019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内部控制、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三者的关系，得到如下研究结论：一方面，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能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另一方面，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小，研发投入越大。进一步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部分经由缓解融资约束得以实现，即融资约束在内部控制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但内部控制影响研发投入的中介变量并不是唯一的，融资约束只是其中一个因素，这种传导效果只是内部控制对研发投入影响机制中的一个方面，其他影响路径可以作为后续的探索方向。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企业应该加强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力度，将内部控制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增强风险管理意识，提升内部控制质量水平，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管理能力，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其次，企业要缓解融资约束程度，还得从产生融资约束的原因出发，致力于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企业问题、信息不对称等情况，这也是解决融资约束的关键所在。最后，企业可以通过良好的内部控制有效拓宽企业的融资来源，缓解融资约束问题，进而加大研发投入，培育竞争优势，从而促进我国科技创新。

作者:李元霞 单位: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