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政全书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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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政全书》的重农教育思想

1．“富国必以本业”。《农政全书》把《农本》三卷放在书首，引述了古往今来大量重农文献和资料，以说明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本业地位。其中《经史典故》引经据典阐明农业是立国之本；《诸家杂论》是引诸子百家的言论证明农业的重要性；并收时人冯应京的《国朝重农考》，借明朝及历代皇帝的农业政策和措施，告诫当时的皇帝和官吏应重视农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者。这充分体现“富国必以本业”的思想。一是教育人们要懂得什么是“财”，即“食人之粟，衣人之帛”，即能满足人们衣食需要，维持人们生存发展的使用价值，是实物形态的物质财富。二是教育人们懂得农业是生财的源泉。“农者，生财者也”，农业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解决国家财用的根本之计是“务农贵粟”、“贵农重谷”，“理财之道，莫先于农事”，就是要重视农业，推行重农政策，鼓励粮食生产，使农业劳动者有利可图，使其乐意从事农业劳动，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国家的财赋来源。三是教育官吏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农业的本业是由粮食在人类生存和社会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决定的。“谷不足，则食不足。食不足，则民之所天不遂。”农业是封建社会的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它不仅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农衣食所出，王政之首务也。”农为国本，百需皆所出”。农业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政权的稳定与否。“为国，以足食为本。”“常念农劳，取用有节，使不至于饥寒也”。如果君王不重视农民，体恤农民，爱护农民。农民得不到基本的生存条件，温饱无着，就谈不上安心农业，发展生产，封建国家的统冶基础就不可能巩固。故“君以民为重，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农以力为功”，“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司农之官，教农之法，劝农之政，忧农之心”。作为帝王，想成就伟业，就必须把农业放在重要的地位，认真制定相关农业政策，大力发展农业。而国家的农业生产政策和措施是否得当，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精神状态如何，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关系极大，对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2．“水利农之本也”。水利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对古代农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农政全书》的“旱田用水疏”中，徐光启深刻地论述了土地与作物，作物与水的辩证关系，说明了水在救旱、救涝、灭涝方面的不同作用，最后归结到水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通篇充满了哲理，充满了睿智。使人们对水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和阶段，使人们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水利。天旱时通过灌溉，可以用水救旱。同理，通过田间的水利设施做到下雨可蓄，雨多可泄，这样可以救涝。而在三夏之月，天下大雨之时，正是作物用水之时，如果田间水利设施完备，就能取得既灭涝又浇田之功效。不仅告诉人们如何将水害变为水利，而且重视兴修水利是《农政全书．水利蔬》中重农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明朝末年，水旱灾害连年不断，兴修水利便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以科学家和政治家的眼光，从战略高度看待水利问题，他把水利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措施，兴修水利是发展农业的根本大计。“水利者，农之本也，无水则无田也”，水利是“国家之基本，生民之命脉”；“国家财赋，多出于东南，而东南财赋，皆资于水利”。此言深刻地阐明了水利与农业的关系，并把水利提到农之本的高度，在《农政全书》中，长达九卷的篇幅讲究水利建设的技术和经验。该书强调，水利大兴，“其利不可胜计”，“赋税之所出，与民生之所养，全在水利”。

二、《农政全书》的农业技术推广教育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十分重视农业传统技术，大量引征以往农书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教育，在此基础上，他还十分重视对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与以前的农书进行农业技术教育不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不仅重视对农民的农业技术教育，而且还对当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阻力和一些对于推广农业先进技术的不正确认识进行了批评和说明，为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和接受扫清了思想和认识上的障碍，为农业新技术的引进开辟了道路。

1．驳斥“风土不宜”理论，教育人们要重视试验。由于农业生产地域性特点，使得人们特别重视地宜、时宜和物宜，这是十分重要和十分正确的。但是到了明代，仍有人拘泥于“风土不宜”理论，以阻挠新作物和新技术的传播。拒绝农业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这些对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也成了当时农业教育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以此达到对人们的教育。指出坚持“风土不宜”理论的，或是懒惰的官吏，或是游手好闲和偷懒不干活之类人的借口。“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立论若斯，固后世惰窥之吏，游闲之民，输不事事者之口实耳。”“古来蔬果，如颇棱、安石榴、海棠、蒜之属，自外国来者多矣。今茸、革养之属，移栽北方，其种特盛，亦向时所谓土地不宜者也。”告诉人们：一个地方没有的作物，都是以前没有种过，或者曾经有过但灭绝了。如果真能尽力种植，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种的。只要根据适当的地理、气候条件，经过精耕细作，可以引进良种，变低产为高产。1608年他把甘薯从福建引种到上海；1613年又在天津进行了一次“南种北引”水稻的试验，都取得了良好结果。用亲自实践和亲手实验来驳斥“风土不宜”的理论。在试验中，如果有不适宜的，这是由于冷热不适、气候所致，与土地无关。《农政全书》中很多内容都是作者自身试验的结果。因此，很有说服力，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和理解。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尊重规律，促进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重视农业技术的推广教育。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在农作物实验种植的基础上，对农作物新品种的推广和农业新技术的传播十分重视，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上面所提到的甘薯，徐光启在上海试种取得成功基础上，又摸索出在比上海更为寒冷的地方种植、贮藏甘薯的方法，为甘薯的推广提供了可靠的经验。在推广中，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了向人们介绍生产等技术要点之外，还十分注意向人们介绍推广作物的优点、经济价值等。在介绍推广甘薯时，他详细地列举了种植甘薯的十三个优点，即“甘薯十三胜，一亩收数十石，一也。色白味甘，于诸土种中，特为复绝，二也。益人与薯预同功。三也。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岁一茎，次年便可种数百亩，四也。枝叶附地，随节作根，风雨不能侵损，五也。可当米谷，凶岁不能灾，六也。可充篷实，七也。可以酿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饼饵，胜用场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种，初冬收入，枝叶极盛，草秽不容，其间但须奎土，勿用耘锄，无妨农功，十二也。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十三也。”这十三个方面将种植甘薯的好处列举得十分全面，既有利于人们对种植甘薯的接受，又利于人们对于甘薯的种植，集教育、宣传、技术指导为一体。而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学习他人的思想观念教育。封建社会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农民封闭、狭隘的观念，形成了农民与外界交流甚少的习惯。因此，对农民进行开放的思想观念教育，教育农民向外界学习，多与外界交流，学习外界的先进技术，吸收外界的科学知识，这也成为农业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一是要向外地学习。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在论及棉花的栽培技术时，对于过度密植提出批评。指出如果过度密植，会封行过早。行间隐蔽后，不利于通风透光，而且还会造成疯长及虫害滋生。因此，“木棉，一步留两苗，三尺一株，此相传古法。依此则能雨、耐早、肥而多收。”在这方面要向当时的齐鲁和余姚人学习，“齐鲁人种棉者，既奎田下种，率三尺留一科。苗长后，笼干粪，视苗之痔者，辄奎之。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余姚海埂之人，种棉极勤，亦二三尺一科，长枝布叶，科百余子。收极早，亦亩得二三百斤。”在这方面应改变过去的密植作法，学习齐鲁、余姚人种棉的稀科、奎肥等关键技术，以提高棉花的产量。二是要向外国学习。我们一般将清末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称之为“睁开眼睛看西方”的第一人。实际上，徐光启无论从时间上和向国外学习科技特别是农业科技这一方面，都要比魏源早得多。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认识了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他是当时传教士中掌握近代科学知识最丰富的一个。徐光启不仅将西方的科技翻译过来，最重要的是他将西方近代的科学与技术运用于农业生产。用南北纬度表示不同地区的寒暖之别，达到“以辩土物，以兴树艺”的目的，用当时的地理知识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此外，他在《农政全书》用两卷的篇幅介绍了西方治水的理论与方法，并指出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应有的态度以及重要性。

三、《农政全书》的影响

《农政全书》是我国保留下来的不可多得的古代农业专著，它博采众家之长，根据自己研究心得与实际经验所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措施。《农政全书》从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内容看，它涉及到了农业哲理教育、农政教育、农业科技教育等，尤其是在农业科技教育中，内容十分丰富，明代《农政全书》将农业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汉代的《汜胜之书》、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宋代陈敷的《农书》、元代王祯的《农书》，合称为我国古代五大农书，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在中国农业发展教育史上居有崇高的地位。《农政全书》对后世的社会政策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农政全书》问世以后，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重视，曾多次被刻印，而且被乾隆皇帝称赞为“用意勤而民事切”，对推广介绍以使新的知识和技术在生产实践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书中的农业新技术推广理论方法和科学实践相结合，并且融会中西方的科学知识，在农业知识的传播和推广中起了重要作用，明清农业技术推广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对我国现代农业教育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