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结构完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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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资源对农业经济约束效应表现

(一)土地资源对农业产出的约束

农业土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农业的产量、质量以及对农业产值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农业土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了农业的产出水平。事实表明，农业土地资源大国通常也是农产品生产大国。例如世界耕地资源排名前四位中的美国、印度和中国同时也是世界农产品生产大国。尽管日本、以色列等国家具有远高于中国、印度的农业现代化技术，但它们始终需要大量的农产品进口以维持本国的农产品需求。农业产出不仅受到农业土地资源数量的约束，同时还受到农业土地资源质量的约束。农业土地资源的质量主要由土地肥力所决定。在投入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土地的肥力条件不同，单位土地的产量就不同。尽管目前没有系统的数据反映国家间的土地肥力差异，但根据相关资料，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土壤有机质含量约为3%～6%，而中国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只有1%～4%，且2/3的耕地为中低产田。其他投入相同的条件下，农业土地的肥力差异将直接影响农业经济的产出。

(二)土地资源对农业经营规模的约束

农业现代化是各国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而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业耕作的机械化，但农业机械化要建立在一定的土地经营规模化基础之上。尽管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土地资源总量相对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其土地资源分布极不平衡，且质量不高，人均耕地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仅为人均0．09hm2，其中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河北、黑龙江、吉林、山东、安徽、河南等10省户均土地规模约为0．731hm2，户均最优土地规模约为4．53hm2，其中只有黑龙江和吉林两省户均最优土地规模超过6．67hm2，［1］而美国410hm2以上的大型农场有17．7万个，820hm2以上的大型农场有7．8万个，两者拥有的农场土地总面积达到91．1%．［2］显然，在其他既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土地资源的总量和农业经济活动人口的人均土地资源数量对土地经营规模具有直接的约束作用。对于农业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几乎没有什么困难，但对于人均土地资源短缺的中国则不然，加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零碎化制度，中国的农业土地规模化经营面临着更大的障碍。

(三)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约束

农业生产效率总是和农业投入产出相联系的。根据农业经济生产活动涉及的3个主要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延伸出3个衡量农业生产效率的3个指标———土地产出率、农业资本产出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此外，还有一个综合指标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土地是农业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要素之一。土地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了必须提高农业产出率。Lenin(1961)、Berry＆Cline(1979)、世界银行(1996)和Masterson(2007)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土地经营规模与土地产出率之间具有明显的反相关关系，即:土地经营规模越小，土地产出率越高;土地经营规模越大，土地产出率就越低。但国内的研究则不支持这一实证研究结果。笔者认为，尽管土地经营规模与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并不具备绝对的明确关系，但一般而言，在农业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传统农业国，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有利于提高农业效率，而在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土地经营规模和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趋向。关于农业资本产出率，主要是用利润量和利润率来衡量农业经济带来的效益水平。在资本投入一定的条件下，农作物产量和土地经营规模之间存在如下关系:在一定限度内，两者为正相关关系，此时，由于资本多土地少，两者之间的配置比例不尽合理，因此增加土地经营规模可使得土地和资本的配置比例趋于合理，有利于增加农作物产量，进而提高农业经济收益水平和利润水平;当土地投入超过了和资本之间的恰当配比，使资本作用发挥殆尽，此时再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将难以增加农作物的总产量、降低单位农产品成本和提高农业资本效率水平。事实上，农业投资者会根据其资本实力理性地决定其土地经营规模，将其控制在这一拐点。［3］

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测度农业经济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土地经营规模之间存在着农业资本产出率与土地经营规模类似的关系。在一定限度内，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超过这一限度之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会因为使劳动力承担的土地耕种面积超过了劳动者的个人能力(主要涉及劳动者的农业科技水平和个人素质等)，而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同样，劳动者也会理性地决定其经营的土地规模，将其所经营的土地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大量文献研究表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在农业增长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Grilliches(1957)和Alston(1998)等论证了美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农业经济产出增长的重要性。［4］Jorgenson＆Gollop(1992)通过比较美国战后农业与私人非农业经济部门的生产率，得出了美国农业经济增长的82%是由TFP带来的研究结论。［5］Martin＆Evenson(1992)通过比较多个国家的TFP增长，发现在平均水平和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分组中，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均高于制造业。［6］在国内学术界，林毅夫(1992)，文贯中(1993)等注意到了TFP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文贯中(1993)测算出1979～1984年中国农业TFP增长大约为55%，且其中大部分归功于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ScottRozell和黄季焜(2005)研究发现中国粮食的TFP以年均2%的速率增长，并提出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在于农业TFP的增长和对产出贡献的增加。［5］

二、土地资源约束对农业经济影响的数理分析

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约束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可以通过“增长阻尼”(growthdrag)进行衡量。所谓“增长阻尼”是指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引致的劳动力可使用的平均资源数量的减少，进而使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对没有资源有限性约束条件下的增长速度有所降低。

三、对农业经济结构优化的启示

经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的以下对农业经济结构优化和调整的启示:因为土地资源约束引致的“增长阻尼”最大行业为土地密集型行业，而农业就是典型的土地密集型行业，因此，减少土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阻尼效应关键在于，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过程中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以此减少农业对土地过多的依赖性;如果农业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土地或其它自然资源供给的增长，那么这种“资源消耗式”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将是不可持续的;在土地资源有限的现实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促进经济进步、扩大资本投入才是保持农业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根本路径，也是农业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