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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研究红旗牌轿车的前期发展为例,从个体符号阶段与速度感知、集体符号阶段与国家进步象征、实际工具存在与普遍象征性的消解这三个视角中分析新中国汽车工业产品本土化的历程。并在新中国汽车工业产品集体符号阶段中,着重分析计划经济评价体系下的工业产品如何转变为时代符号,为新中国的汽车工业产品的发展担负起正向的促进效用。
关键词:工业发展;本土化;时代符号;历史象征;社会进步
1汽车工业产品本土化历程中的观念演变
自20世纪汽车工业产品以舶来品的身份进入国人视野,在逐渐与本土交融期间,国人对汽车的认知和设计开发经历了漫长的演化与适应。人在面对汽车这一庞大、精密、新奇又颇显危险的新事物时,由认识汽车、理解汽车,直至使用并再造汽车,这样的技术吸收过程便是汽车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汽车对于使用者而言,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使用者个性甚至国家民族性格的呈现载体。而在20世纪汽车工业产品的首段本土化历程中,在信息传播和技术投入分布的过程中,国人的汽车认知观念大致经历了汽车作为“个体感知符号”“集体认知符号”和“实际使用工具的存在”三个阶段。
1.1个体符号阶段与速度感知
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国外引进中国的汽车开始由稀有权贵收藏逐渐转向百姓可触及的生活范畴。作为突破人力极限的机器性质的汽车,在进入百姓视野后,首先冲击了个体对“速度”与“时空”的感知。大量绘画作品中开始出现鲜明的汽车形象,在作为个体感知符号的阶段里,中国仅开始形成对汽车的认识、接受与使用能力,尚未具备任何汽车设计、开发和生产能力。汽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尚未开始。
1.2集体符号阶段与国家进步象征
在经历了第一阶段之后的1960年左右,车辆由远离实际使用的符号形象开始转变成为一个被应用在集体劳作领域中的工具。此时,汽车多属于公有财产,其高效率、高技术、高价值的特点使其成为“机械化”“国家进步”和“高权高质”的象征。代表的符号内容已经由象征高速的个体感知符号转为象征国家进步的集体认知符号。国内也开始了第一波对汽车的自主设计开发探索,全国上下出现了对汽车设计的启蒙性初探,在借鉴前苏联与东欧车型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批设计优良、不乏经典的车型。在形成汽车作用于个体的初认知后,本土化进程最先触及的是在集体方面的本土化,此时,国内对汽车这一工具的吸收消化便集中在为集体劳作服务的技术型开发和为国家整体形象服务的具有符号性的造型方面的本土化。
1.3实际工具存在与普遍象征性的消解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增长推动汽车购买力的增加,车辆开始更广泛地进入民众个人生活,进入普通市场。汽车的普遍象征性开始被消解,国人对汽车的认知由停留在远离生活的符号形象转为真实世界中的汽车主体,汽车开始正式发挥其工具价值,成为民众日常的代步工具。新中国汽车工业产品的设计也开始强调实用性、舒适度、可靠与安全,而此后的整个汽车市场也在结合市场经济的持续改良与筛选下不断走向完善。本土化进程介入个人,介入真实使用其的每个个体,开始了结合市场的更全方位的本土化进程。
2新中国汽车工业产品启蒙的黄金期:集体符号阶段
2.1计划经济评价体系下的工业产品造型话语权
在20世纪的整段汽车本土化历程中,汽车工业产品造型外观的启蒙探索主要被完成在汽车观念演变的第二阶段汽车作为集体符号阶段。此时,汽车处于投入集体使用,后和介入市场前,中国自主造型能力正经历从无到有的根本性转变。由于作为集体符号的汽车多用于集体共同劳作中,属公有财产,在计划经济评价模式下的汽车设计不受企业商业利润和生产规模的强制影响。这一时期的汽车工业产品反而较之于改革开放后拥有更大的设计探索空间,进行了更多富有中国色彩的造型语言尝试。中国特色设计在塑造集体符号的过程中被裹挟着讨论、思考、完善,这一时期成为塑造新中国的汽车工业产品哲学与造型理念的黄金时期。
2.2面向轿车的政治符号要求
在当时国内有着多种类型的汽车集体符号,例如,作为劳动符号的解放牌大卡车,而对于轿车这一类型的符号要求是使其成为国家形象的象征。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以下几大事件:初期,中国急需一款自主研发的小轿车用以证明国家工业技术的进步;阅兵期,对用于国庆检阅的大气且安全的轿车需求;用于国家领导人日常乘坐的元首车与迎接外宾的国宾车的设计需求。在这些具有政治色彩的要求下,集体符号阶段的汽车工业产品被赋予了政治象征意义,包含着“国家技术水平”“权力”“中国特色”意象。政治象征和形成符号的要求成为推动设计进步的核心因素,社会观念状态对设计发展起着正向的促进效用。红旗车自创立以来便在塑造政治符号的要求推动之下,不断进行着轿车设计探索,为达到充分承载新中国特色的国家政治形象要求,设计师们尝试在轿车设计中赋予各种民族元素并进行了造型与结构的不断推敲与优化。在作为集体符号阶段的政治符号期间,它的设计实践推动了整个新中国对于汽车工业产品的探索。
2.3红旗品牌发展历程与符号阶段
在红旗的发展历程中,红旗车品牌自1958年被创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飘摇至今,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参与并见证了许多新中国的重大历史时刻,也成为了反映国家发展与社会变动的一面镜子。红旗轿车迄今为止的整个生命历程大致可根据其战略划分为新红旗与老红旗两大阶段。本文主要讨论的,在汽车的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价值的、具有汽车造型设计启蒙效果的、作为集体符号中的政治符号的红旗车主要为处于红旗转型前的的老红旗阶段,即1958年至20世纪80年代间的红旗轿车。在这一阶段,红旗轿车依次经历了1958年红旗CA72试制之后至1964年红旗CA770生产之前的作为“国家进步象征”的符号阶段,以及,红旗CA770生产之后至新红旗之前的作为“身份地位”与“中国国家形象”的元首车与外宾车的符号形象。红旗车车型发展历程(如图1所示)。其中,红旗CA72和红旗CA770为两款划分时段的重要车型。红旗轿车在老红旗的两个阶段中完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哲学与造型理念的设计探索。
3对新中国汽车工业产品再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研究对以红旗车为代表的新中国汽车工业产品,有着在本土化研究中的必要性价值,并且有助于构建汽车工业产品具有连续性的造型谱系与设计哲学。挖掘在计划经济体系和新中国塑造政治符号要求下设计与市场的探索价值。研究新中国汽车工业产品的必要性:首先,实现中国汽车工业本土化具有非常高的重要程度,中国的汽车工业产品只有更好地适应国人特点、承载民族性格,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发挥更大价值。新中国汽车工业产品的探索处于在进入市场经济前的本土化进程中的特殊时期,红旗车的设计实践对中国本土化造型的设计探索具有先导价值,后世的许多本土化设计尝试建立在对此的经验总结上甚至有些并未做得比20世纪的红旗车更出色。其次,对汽车工业产品行业自身来说,研究以红旗车为代表的新中国设计启蒙时期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可以帮助健全汽车工业产品的连续性。连续的车型演变被展示,连续的塑造中国特色的造型尝试与设计哲学探索被挖掘,连续的文化脉络被延续。这其中蕴含着不同历史时期众多先驱的集体智慧,是文化成长的重要组成,而且更包含着社会精神文明发展和物质科技进步对设计的影响和促进。总的来说,红旗牌轿车跟随新中国的发展与波折经历了漫长岁月,在荣誉与坎坷中凝结渊源和羁绊,对它的研究也是对新中国历史的回溯,从中搭建起更立体形象的新中国样貌。在其中,政治象征和形成符号的要求成为推动其进步的核心因素,社会观念状态对设计发展起着正向的促进效用。
作者:宋文彬 单位:中央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