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知网学术期刊的研究成果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长期以来,体育产业政策在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自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定以来,在不同历史时期颁布了各种体育产业政策,其内容涵盖体育赛事、健身休闲、体育场馆等诸多方面.本文以期刊论文为主,硕博论文、专著和会议论文为辅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分析.从整体研究成果来看,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内容愈加广泛、研究主题愈加鲜明、研究方法愈加合理,能够较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体育产业政策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但是当前的研究成果依然无法满足我国快速发展的体育产业的需求,需要更细致、更具实用性的研究成果.

1研究成果分布状况

截至2016年底,在中国知网上以“体育产业政策”为题名在我国各类期刊范围内进行模糊检索,搜索出期刊论文共170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数量79篇.以“体育健身休闲产业政策”、“体育赛事产业政策”、“体育场馆运营政策”等单体体育产业政策为篇名进行检索所获得的期刊论文数量为0,以它们为主题进行的研究总计数量在10篇以内,由此也可以看出单体产业政策的相关研究较少.另外还有不少以“体育产业”为篇名的期刊研究论文,也会讨论到体育产业政策的问题,虽然讨论的内容很少,但是对于丰富体育产业政策的理论和指导体育产业政策的制订依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1期刊论文数量分布状况

从整体上看,1992年开始出现体育产业政策的相关文献,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数量呈动态上涨趋势,到2016年底共有170篇,并出现两大增长高峰.第一次高峰期出现于2008年,研究数量变动最为明显,说明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数量和研究数量均有正向影响作用,是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转折点.第二次高峰期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2010)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进入国家鼓励的关键发展阶段,体育产业政策也再次成为体育科研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科研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1994—2001年,文献数量呈缓慢平稳增长状态,平均每年增加一篇研究文献;(2)2002—2008年是波动较快增长期,由2002年的5篇增加到2008年的10篇.2008年是文献数量的最高峰点,总量为10篇.(3)2009—2016年是持续快速增长期,每年新增研究文献数量在15到18篇之间.自«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期刊论文数量每年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1．2期刊论文研究内容分布

“八五”和“九五”期间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提出产业政策问题上,成果数量相对较少.当时我国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政府和社会开始重视体育产业,并出台«体育产业发展纲要»(1995),但当时对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科研力量也相对薄弱.“十五”期间关于体育产业政策的期刊论文开始增多.“十一五”期间,整个体育产业政策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研究内容纷繁多样,也开始具有针对性,主要有对体育产业投融资、布局政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方面的研究.“十二五”时期,研究论文数量依然快速增加,研究也更加细致,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政策文件的分析、政策执行效果的讨论和扶持政策的落实方面.整体来看,对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内容可以分为基本问题的研究、政策本身的研究、国外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作用机制的研究和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5个方面.所涉及的研究论文的数量比例为:政策本身占61％,基本问题占21％、国外体育产业政策占8％、作用机制占7％、政策作用效果占3％.目前最多的是关于体育产业政策本身的研究,包括体育产业布局政策、组织政策等.

2关于体育产业政策基本问题的研究

我国学者最早开始讨论和分析的是体育产业政策的基本问题,早期的研究学者有鲍明晓、裴立新、赵炳璞、周小红等,主要研究体育产业政策的概念和体系.在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有学者进行关注和探讨,如姜同仁、吴香芝、郑芳、刘远祥、邢尊明、黄海燕等,重点针对体育产业政策的发展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体育产业政策基本概念、体系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是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基础,相关研究成果对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体育产业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2．1体育产业政策基本概念研究

随着人们对社会各类事物认识的不断深入,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体育产业政策的认识和界定也有所不同,政策概念是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末,有关学者从宏观经济视角对其定义,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制定的干预体育产业发展的行动准则,目的是实现体育产业目标[1].体育产业政策是一种经济政策,对体育产业的发展有重大作用.进入21世纪,各研究领域的相关成熟理论被应用到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之中,对于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并进入到微观政策工具领域.靳英华等人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政府和体育主管部门运用各种经济手段和政策工具,干预体育产业形成与发展的政策,主要根据体育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自身特点,实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体育产业目标;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制、政府的意愿和能力、相关体育经济利益集团等很多因素会影响体育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2G3].吴香芝等人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体育产业发展目标,以体育产业为对象,直接或间接干预市场的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总称[4].吴超林等人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以改变体育产业的结构、体育产业行为及其成果为直接目的的一种产业政策[5].丛湖平等人认为体育产业政策是为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业高度、弥补市场失灵、有效配置资源和调整产业布局和内部结构,扩大产业供给能力,确保动态比较优势的一系列政策体系,主要手段包括与体育产业相关的立法、体育产业税收和体育产业财政拨款等[4][6G7].目前对体育产业政策概念的描述虽未得到统一,但其基本内涵相对明确.体育产业政策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体育产业路线而制订的行动准则,是国家干预体育产业发展的一种经济政策,也是国家宏观领导、优化、调控、监督体育产业发展和运行的重要依据和手段.产业政策对产业发展具有优化资源配置等重要作用,一个国家或地区体育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制定有关的体育产业政策以保障、规范、促进体育产业的长足发展[8G12].

2．2体育产业政策体系研究

政策体系是一个动态系统,政策的数量、表现形式、内容、效力等都会随着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变化而变化,体育产业政策亦如此[4][13].当体育产业政策发展相对滞后,亦或体育产业市场存在缺陷,急需特定体育产业政策指导方向时,就需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使体育产业的发展有规可循.鲍明晓等人认为体育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体育资产管理与开发政策、体育投资政策、体育市场管理政策、体育税收等政策[8].丛湖平等人认为我国的体育产业政策应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及产业发展政策,而体育产业发展政策又包括体育产业布局政策、体育产业投融资政策、体育产业财税政策、体育产业人才培养政策和体育产业收入分配政策[6].韩文星等人认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内容包括体育产业组织政策、体育产业结构政策、区域体育产业发展政策、体育财税政策、相关配套保障政策等[14].郑芳等人将产业关系政策、产业运行政策、产业发展政策这三个维度作为基本政策构架进行研究[10].高巍(2014)、王俊敏(2014)等人将体育产业政策体系分为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体育产业政策特点、体育产业政策发展因素、体育产业政策手段、体育产业政策内容5个方面进行研究.从以上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学者针对不同划分标准对体育产业政策体系进行研究时,容易将体育产业政策内容与政策体系混淆.内容是事物所包含的实质性的事物,体系则是一种标准,体育产业政策体系是由体育产业政策内容、政策手段、影响因素等构成.因此将政策内容或政策手段等同于政策体系进行研究就显得较为狭隘.对体育产业政策体系进行研究时,需要在设计上遵循某一类理论制定出符合标准的分类原则,按照政策学原理,合理进行体育产业政策系统化和体系化的动态性和实用性研究.

2．3体育产业政策发展规律研究

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在不断调整和演变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发展规律.体育产业政策发展规律是优化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重要环节[15].叶金育分析了体育产业财税政策的作用规律,他认为我国体育产业财税政策工具类型和性能使用不足,即工具的组合运用程度弱,需要使用收入型政策工具与支出型政策工具,在政策工具内部进行多种政策子工具的组合配置[16].姜同仁分析了体育产业政策的调整规律,他认为新常态下,国家体育产业政策正加快调整步伐,产业地位更加突出、产业目标更显明确、产业任务更切实际、产业措施更为有力;地方政府紧跟中央要求,目标定位更加清晰,执行措施不断完善[17].燕飞分析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变迁规律,他认为:社会环境的改变是体育产业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政府的宏观调控是体育产业政策变迁的基础动力;多元利益格局的博弈和社会监管机制的缺失将影响新的体育产业政策的执行效力;体育产业政策发展中应该积极发挥民间智库的监管和中立性作用,确保产业政策实施的效力[18].

3关于体育产业政策本身的研究

关于体育产业政策本身的研究论文有82篇,占比61％.王俊敏、高巍、张秀红等认为根据体育产业政策本身包含的不同内容,可大体分为体育产业政策组织、结构、布局和技术四个方面,还可进一步细分为体育产业结构、布局、组织、技术、中介、体育用品业政策六个方面[15][19G20].合理的体育产业结构是体育产业发展的前提,产业结构是指产业间的相互联系和联系方式[27].据蒋喆彦2008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共有100多份体育产业结构政策,可分为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类、体育市场管理条例类、体育竞赛管理条例类等六个类别[22].根据«中国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文件可以判断,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政策有体育管理活动、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体育健身休闲活动、体育场馆服务、体育中介服务、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等十一大类[23].本文以体育产业政策本身的分类进行研究,即体育产业政策结构、布局、组织、技术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其中将中介业、用品业等列入体育产业结构政策之中.

3．1体育产业结构政策的研究

体育产业结构政策始于20世纪90年代,目的是利用产业结构政策调控经济运行,使体育产业结构更加合理化.研究我国体育产业结构政策的论文有45篇,占比54％.九五期间,我国以竞赛表演业为主导,开始探索制定和运用产业结构政策.1992年,国家体委在学习了邓小平讲话和十四大精神后,开始意识到体育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随后,国家体委颁布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意见»,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调整体育产业结构.1994年,周小洪、曹缔训、杨永德等人首次对体育产业结构进行较系统的研究,第一次较明确地指出结构政策是构成体育产业政策的核心.陈林祥(2007)、郑志强(2010)等认为体育产业政策应该将健身娱乐业作为主导产业,重点扶持竞赛表演业和体育培训业,以竞赛表演业带动体育中介服务业和体育金融保险业,通过市场来调节体育用品制造业和体育用品销售业,适度发展体育彩票业.体育产业结构政策是体育产业政策的核心部分,可以规划体育产业结构的演进目标,实现资源的重点配置,引导体育产业向更广和更深的方向发展.相关研究成果已经由早期政策宏观的描述向越来越具体的体育产业资源配置方面转移,在以后的研究中将会延伸到我国体育新兴产业、主导产业、战略产业结构等诸多方面(蒋喆彦,2013;王俊敏,2014).

3．2体育产业布局政策的研究

关于体育产业政策布局的研究共有31篇,占比37％.产业布局政策即产业空间配置格局的政策,产业布局政策的内容包括地区发展重点产业的选择和产业集中发展战略,其政策形成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当地自然资源禀赋有关(郑志强,2014).袁春梅,杨依坤等认为体育产业布局政策的实施,会使部分地区因得到政策性扶持而快速发展,而另一些地区受自身客观因素的制约发展会较为迟缓;因此,为确保各地区体育产业的均衡发展,正确引导和规划体育产业的发展,加强对体育产业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作用[24G25].郑志强则认为体育产业需要政府部门做出战略性布局,政府通常更强调产业布局的非均衡性,针对不同地理区域的体育产业发展优势制定出符合全局性的战略性布局,如东部地区以体育用品业和体育运动休闲业布局为主,并向服务业升级转型,中西部和西部地区的体育产业布局尚未形成[26].近几年学界主要是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全面规划布局体育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区域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加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海峡西岸等体育产业圈建设等方面进行研究.童莹娟等总结了东部省份体育产业的行业布局,并对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体育产业布局进行了研究[27].宛玲玉等对莱芜市体育产业结构和布局政策进行了研究,提出规范芜湖市体育产业市场,整合芜湖市体育用品生产企业,树立芜湖体育产业品牌,创新发展体育运动模式[28].徐海涛、张东立等对河北省沿海地区休闲体育产业发展路径进行探讨,寻求由自然发展型到外力推动型产业发展路径的具体对策,以适应河北省沿海地区综合发展规划和京津冀经济的综合要求[29].从以上研究得出结论,体育产业布局政策的研究由政府对地方实施的均衡性向非均衡性转变,从地方优势产业到准确定位国家核心区域产业转变,从国家层面向更广阔的国际层面转变.

3．3体育产业组织政策的研究

体育产业组织政策是政府为实现特定体育产业发展目标而对某一产业采取的鼓励或限制性的政策措施和手段,其主要目的是在体育产业内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一方面要保持充分的市场竞争活力,另一方面还要确保有效利用规模经济以促进体育产业综合发展(鲍明晓,2004;柴萍,2010;韩广义,2014).但是我国体育产业组织政策方面的研究论文仅有5篇.体育产业具有较大的特殊性,尤其是职业体育本身具有自然垄断性,大型体育赛事需要各种公共资源的投入.曹可强(2004)、郑志强(2010)等认为体育产业组织政策的目的是通过政府适度干预体育企业达到优化体育产业资源合理配置[30].蒋喆彦统计了我国40余份体育产业组织政策,并进行细分:经营性单项管理办法类(保龄球、网球、足球等项目管理办法);经营性体育场所管理办法类;体育经纪人管理办法类,以及其他类别[22].丛湖平,郑芳等[10]认为体育产业组织政策属于产业运行政策的子系统,体育产业组织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一体育经济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是政策得以具体运行的前提条件.通过现有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极为不足,对政府行为及部门管理的研究偏少,依然偏重于表面、宏观层面的描述,对微观的、深层的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相对欠缺.

3．4体育产业技术政策的研究

产业技术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引导、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它以产业技术进步为直接的政策目标,是保障产业技术有效发展的重要手段.体育产业技术政策是为了促进体育科研技术的运用和推广,鼓励和规范技术创新、支持技术研究和开发.1987年国家体委«体育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管理条例»,明确提出“体育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规定,体育科研成果的转让按照国务院的«关于技术转让暂行规定»执行.之后,体育产业技术政策均分布在«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等为数不多的几部政策中.学术界关于体育产业技术政策的专门性研究仅2篇.即便是其他体育技术政策的研究成果中,对体育产业技术政策研究的涉及也非常少.尽管目前有关于体育产业技术政策的研究和论述,但是很多内容讨论的并不是产业经济学意义上的科学技术政策,而是一般的体育技术标准,对体育产业技术和体育产业技术政策发展的指导意义并不强.今后对体育产业技术政策的研究应该集中在鼓励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转化,以及体育产业技术对体育产业组织、结构和布局的影响等若干方面.

4关于国外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

总结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优化具有比较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目前国外体育产业政策相关研究很少,国内学者只能从一些有限的研究文献和部分政策文本中了解国外体育产业的政策状况.由于国外文献获取途径和获取资源的限制,国内学者对国外产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10年,而且数量也不多.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李军等[31]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转型后俄罗斯体育产业政策的主要特征及相关内容,对其社会经济背景也进行了较详细的阶段性分析,论述了俄罗斯体育产业政策的特殊倾斜性,以及体育产业政策适时的调节性.吴香芝、张林[32]以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为例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进行了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并重点从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理论以及体育政策理论和实践等方面总结和论述了国外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发展的经验.刘小平、陈华荣等[33]对欧盟«体育白皮书»进行分析和研究,从中抽取出体育产业发展相关内容,借以讨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应该充分考虑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性.杨榕斌[34]通过对澳大利亚体育产业相关政策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应该有效推进体育产品和服务标准化建设;提供体育产业配套发展政策;注意体育产业政策的差异性等重要问题.程丽丽、姜天慧[35]从国外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角度,论述国外体育产业投资的支持政策、发展现状及法律制度.以上研究成果均表明我国需借鉴他国体育产业政策发展经验,以促进我国体育产业的科学发展,但是目前我们对他国某类或某项具体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科研成果很少.

5关于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

我国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论文仅9篇,占比7％.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有一些关于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同时还有其他行业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和参考.比如丁煌、陈振明、李春成等普遍认为政策的执行过程与政治密切相关;倡导要建立一种良好的多方社会主体可以互动的政治体系.他们将政策的作用机制过程看成一个系统,政策执行过程和执行效果都分别反馈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环节,进而调整政策作用机制,以达到提高政策执行效果的目的.陈波、王浣尘、章新华等认为,在产业政策的信息传导中,政策相关信息会出现偏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信息失灵,进而将会影响政策效果的发挥[36G37].关于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几年,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学者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视.主要研究学者有吴香芝、丛湖平、邢尊明、姜同仁、黄海燕等.吴香芝主要借鉴了政策执行理论和相关产业经济学理论,分析了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作用过程,指出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在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中具有核心作用,而且强调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要联合多部门参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38].邢尊明(2016)、陈晓峰(2017)等借鉴了近几年政策研究领域比较提倡的政策扩散理论分析了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作用机制,认为我国地方各级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会受政治动机、政绩动机、寻租动机、产业动机的影响,阐述了政策跟进、政策竞争、政策模仿、政策学习和政策创新等扩散机制类型[39].朱启莹、黄海燕分析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这一具体体育产业政策的短期政策作用机制,认为对资本市场有较明显的短期正向冲击,且有一定的持续性.

6关于体育产业政策效果的研究

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比较晚,在2000年以后,人们才意识到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意义,逐渐出现相关研究.目前专门研究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论文只有4篇,占比3％.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体育产业政策的统计数据不健全,以及体育作为交叉门类过于繁杂的特殊性学科,学术界对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方案产生了争议.如吴香芝在对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执行效果进行研究时,提到从经济增长指标中剥离出体育的影响因素很难,故选择了模糊综合评价法,即基于非政策目标的综合评价法,对受到多种影响因素制约的体育产业发展状况做出总体评价.有学者认为此种评价不具有针对性,指出要用管理学、经济学等方法评估体育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还有学者认为应根据政策制定的不同维度评估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另一方面研究者要想真正了解现阶段的政策制定、传导、执行、效果等,就需要对政策的决策者,即政府行为、利益集团博弈关系、规避政策等潜在性的问题进行分析.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学者通常难以掌握这些问题的真相,给科学研究增加了难度.尽管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存在很大难度,但是依然需要从现实发展的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较早对体育产业政策效果评价进行研究的是仲春、刘晶、宋福林、周波等人,他们主要从宏观经济学层面分析其执行效果,对体育产业政策效果的评价标准进行分析和探讨,认为落实相关体育产业政策的成本低则有效,否则无效[40].一般政策学家则认为政策执行效果反映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在一定的政策环境下,根据各相关执行机关制定的产业目标与实施产业政策效果一致则有效,否则无效,甚至起反作用[41].在体育产业政策研究中,主要进行笼统的定性效果评价,有些专家认为政策效果是体育产业政策执行主体导致的,易剑东对我国体育产业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总体效力“较好”;体育产业政策本身的质量、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力、政策客体对政策的配合和支持度等处于“一般”水平,政策环境对体育政策执行效力所起作用处于“较好”水平[42].林建君,李文静对东、中、西部地区体育及相关产业绝对总量政策倾斜优势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体育及相关产业总量增长显著.东部地区体育用品、服装、鞋、帽销售部门政策倾斜优势最为显著,中、西部地区体育建筑业最为突出.我国东部地区具有体育产业政策超前发展优势[53].吴香芝对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执行效果进行了评价,判断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体系是否推动了体育服务产业的发展[44].通过李克特量表进行评价,判断出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的整体执行效果,以及在各类业态中发挥的效果;并分析了各种影响因素,即政策方案的设计、政策环境、政策执行者状况和政策作用对象状况;认为我国体育服务产业政策在健身休闲、体育赛事等不同领域发挥的作用不同,不同因素对执行效果的影响程度也不同[45].

7对我国未来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启示

7．1由研究政策本身向研究执行效果及作用机制转变

我国大部分学者已经认识到体育产业政策对体育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作用,学术领域对体育产业政策基本问题和政策本身的分析和探讨较多,对体育产业政策效果及作用机制的研究比较欠缺,表现出研究的不平衡性.根据现阶段我国体育产业政策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我国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和政策执行效果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的研究难度.随着体育产业政策受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学者开展体育产业运行机制和执行效果方面的研究.对产业政策运行机制和执行效果的研究应该借助政策学、组织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理论,为优化体育产业政策运行机制和提高体育产业政策效果提供理论框架和应用性工具.对体育产业政策作用机制的研究应根据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分析同利益需求者,权衡政府与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关系,加大对各级政府行为的研究.

7．2由宏观论述向具体体育产业资源配置方面转移

从我国现有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对体育产业政策基本问题的研究还是对政策本身的研究,描述性分析较多.通常情况下借助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将体育产业政策分为体育产业结构政策、组织政策、技术政策和布局政策等进行论述,与此同时又按照不同的行业特点进行划分.但是能继续细化到对具体体育产业经营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成果很少.而在现实中具体的体育产业类别对政策的实际需求不同,具体体育产业资源的配置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不同产业类型的结构、产业绩效和企业行为等差异很大,对此可采取不同的政策.如体育用品业、体育健身休闲产业、体育中介业等需要专门的政策研究以促进其良性发展.在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中,已经体现出具体单体体育产业相关政策的研究成果增加的趋势,在未来几年中这也应该是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内容.

7．3由理论移植、学科借鉴向服务国家体育产业发展实践转变

随着政府对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视,陆续出台了«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群众冬季运动推广普及计划2016－2020»、«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的行动方案»、«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年)»等关键政策文件,其中提出“全民健康”、“国家新常态”、“一带一路”、“侧供给性改革”等现实需求.体育产业政策研究的方向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转变,例如对体育产业布局政策的研究,开始由政府对地方实施的均衡性向非均衡性转变,从地方优势产业到准确定位国家核心区域产业转变.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更侧重于具体产业形态和实操性的研究,如围绕户外运动、体育产业基地、体育主题小镇等具体实践进行研究,向契合国家需求的体育产业政策方向转变,向服务国家体育产业发展的实践与现实需求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