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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活书店受党的指引,坚持了之前以社会改造、抗日救亡为主的出版思想导向,还根据战时斗争的需要逐步形成隐秘、稳健的编辑出版导向,先后培植《文艺阵地》《文艺战线》《笔谈》等重要文学期刊,其文本内容以译介俄苏左翼文学、隐秘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马列主义思想、早期文艺思想为导向,在战时国统区传播党的思想、引导广大革命青年走上正确道路上功不可没,也在新中国出版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译介俄苏左翼文学,隐秘传播社会主义思潮
在译介的俄苏文学中,有不少关于俄苏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及论文,其中颂扬社会主义革命及传递战斗精神是主流。这对战时响应时代要求及在国统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意义重大。细读战时文学期刊上刊发的重要文章,可概括为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俄苏战争题材文学的译介居多,基调是赞美社会主义。重要的文章有10多篇,其中茅盾的短评《伟大的十月》在纪念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还交代了战时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即揭穿“和平共存”的谎言,揭露真相,提高战士们的警觉性,激励民众与恶势力斗争,揭露作恶者的种种伪装,教育民众防范并进攻恶势力的战术;《文阵》7卷4期设有“苏联文学特辑”,共5篇论文,分别是戈宝权的《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巴甫连诃•列文的《论苏联近年的小说创作》(铁弦译)、梭霍罗夫的《生命地感触》(贾芝译)和妲琦雅娜•泰丝的《新的生命》(雨鲸译)。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前2篇,《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篇幅逾万字,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那一时期苏联文学的本质、写作遇到的问题、代表小说作品等,并用日唐诺夫(伯格唐诺夫)的话在文中点题:苏维埃文学的成功,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而成功的。它的成长,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和成绩的反映。我们的文学是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中最年青的一种文学。然而它却是最有思想、最先进和最革命的文学。这种先进的、有思想的而又革命的文学,能够成为而且已经成为现实的,这就只有苏维埃的文学——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产出来的骨肉。[1]显然,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伯格唐诺夫将苏联文学的成功归功于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成就,对苏联社会主义新政权大加褒扬;《论苏联近年的小说创作》一文,主要考察了近三年俄苏小说里的现代主题,认为最著名的一些苏联作家并未触及现代主题,而一些关涉现代主题的创作却是出自非职业作家之手,呼吁小说创作要想象并表现社会现实,紧扣现代主题。G•勃洛甫曼的《苏联文学当前的几个问题》一文,则从批评的任务、主题的把握、理性与感觉、“文学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四个方面论及苏联现代文学,尤其第四部分引用了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的重要观点。《笔谈》1卷3期则设有“来自苏联的消息”,其中有戈宝权译的《在一个动员站内》《爱伦堡致全世界作家书》《柯尔纳楚克谈苏联各民族团结一致》等。这些文章大多是俄苏革命文学题材或对俄苏革命文学的研究,紧扣苏联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字里行间流露着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赞美。它们虽不直接关涉中国抗日战争,但至少间接传递出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希冀为战时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一些借鉴。二是对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的怀念,传递战斗精神。关于高尔基纪念的文章既有高尔基作品也有研究论文,如“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中高尔基的叙事诗《少女与死》(适夷译),史迁的《上海的高尔基之夜》记述“孤岛”上海的戏剧工作者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自发举办晚会,上演了由高尔基作品《在人间》《母亲》改编的两个独幕剧,轰动全场;在纪念高尔基方面,还有论及高尔基与马雅可夫斯基、契诃夫的交往,高尔基的书稿及博物馆介绍,如朱蔓译论的《高尔基与马雅可夫斯基》、适夷译的《契诃夫高尔基通信抄》、禾康译的《高尔基和书》、戈宝权的《高尔基博物馆》等。另外,对马雅可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肖洛霍夫也有相关的纪念文章,如李育中的《玛耶阔夫斯基八年忌》、谢果略娃的《我不能沉默——L•托尔斯泰纪念馆受难记》、布拉郭依的《孤独的普式庚》 (李葳译)、犹黎•卢金的《肖洛霍夫在1940年》(杨振麟译)等。其中,对马雅可夫斯基猛烈反抗精神的赞扬,无疑是唤醒民众的反抗意识,其他纪念俄苏革命作家的文章也在间接唤醒读者,均在传递一种战斗精神。显然,在生活书店文学期刊中,俄苏左翼文学的译介比重大,其他异域文学的译介远远不及,这有其深层原因:一方面,茅盾、周扬均为左翼批评家。他们虽在文学批评方面有一些分歧,但在政治立场、文学主张和身份认同方面却具有一致性,即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强调文学关注社会现实,服务于抗战。从刊发的俄苏文学来看,大多以苏联战争为背景,对俄苏左翼作家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等人的纪念,宣扬战斗精神,赞美社会主义并对其满怀憧憬。另一方面,中苏属于同一正义联盟。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里,中苏既是军事上的联盟,亦是文化上的联盟,战时中国引进俄苏文学也是苏联共产国际的精神援助之一,希冀通过学习与交流先进的俄苏左翼文学,唤醒黑暗中的民众,走上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道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书店与俄苏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相伴相随,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刊有俄苏左翼文学的进步文学期刊,为广大读者学习与接受俄苏左翼文学搭建了一个平台,也为战时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血液,对战时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二、译介马、恩、列论艺术,播撒马列文艺种子
战时生活书店出版发行的文学期刊中有不少关于马列论文艺的重要论文,其观点精辟,为随后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些论文大多集中在《文阵》上刊发,可概括为以下两大类。一是关于马、恩、列的文艺观的阐释。重要的研究论文有2篇:一篇是符拉奇米尔•格里勃的 《马、恩论艺术》(史笃译),该文介绍了1937年莫斯科艺术出版所出版的《马、恩论艺术》一书,编者里夫希支,这是继1933~1934年里夫希支和希勒合编并出版《马、恩论艺术》后的第二本集子,较之旧集子,新集子价值更大。这一新著从文化史之唯物观、阶级社会之艺术,共产主义和创作的艺术,马、恩言论中所见的艺术史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美学的遗产做了较为系统的阐释,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艺术的意见,对于我们批评的和文学的工作有第一义的重要性”,而长期以来却未受人们的重视;另一篇是《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戈宝权辑译),本文谈及列宁论文学与艺术、论接收遗产及创造新文化的问题、论托尔斯泰及赫尔岑等,列宁认为:文学事业,应该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应该成为一个统一的伟大的社会的机械的“齿轮与螺丝钉”,这个机械是由全体工人阶级的整个自觉的先锋队所推动的。[2]二是关于列宁生平的介绍。《文阵》中专设《列宁逝世纪念特辑》专栏,包括左琴科的《列宁的故事》、罗曼•罗兰、萧伯纳、高尔基、巴比赛等人的《关于列宁》(靖华译),这两篇纪念文章分别介绍列宁童年中玻璃水瓶的故事、学习情况、在监狱吃墨水壶、戒烟、巧计胜宪兵、给小孩买玩具、遇刺、在理发室、与炉匠、打猎等故事,还认为“列宁是一个行动的大师,深入社会法则的本质,和以生命的创造力浸淫着自己”。[3]显然是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导师列宁的伟大事迹,动员民众尽快行动起来,积极加入中国革命的队伍,早日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战时由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公开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美学著作基本严重受阻,但是将这些有关马、恩、列的艺术论文分散刊发于进步文学期刊上,十分有利于马列主义的推广宣传。就像《文阵》刊发过关于马、恩、列艺术观的论文,既规避了书店及刊物的风险,又隐秘地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分析《文阵》毫无畏惧刊发马克思主义论文艺等文章,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受苏联文坛主流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文坛关于创作方法的讨论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观点,经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同意,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流地位。这无疑是对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的肯定,是对战时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鼓舞,同时还为战时中国文坛正讨论的现实主义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二是书店负责人邹韬奋、胡愈之和主编茅盾共同坚守无产阶级信念并自觉与党的文艺政策保持一致。茅盾、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均是党在文艺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默契合作显然是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苏联文坛动向,借鉴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经验,寻找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三、结语
抗日战争时期,受党的指引的生活书店,虽在国统区出版工作严重受阻,但仍能够冲破国民党当局“文化围剿”,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思潮、播撒马列思主义文艺种子、推动早期延安文艺在国统区的传播,其出版发行的文学期刊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动员了一大批爱国青年读者走上革命道路;生活书店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4]在国统区出版发行进步的文学期刊,为我党的思想文化传播开辟了一条重要通道。另外,生活书店正确的思想导向,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进步文学、文化的生产、传播,乃至在新中国文化出版事业的人才储备和培养方面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作者:罗建周 单位:西安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