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抗战期刊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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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领导下的抗战宣传刊物概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但是在泉州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无法以公开身份活动。此时，适逢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成立，泉州各地成立了抗敌后援分会，简称“抗敌会”，这是一个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领导的群众性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其中，组织党员和进步青年从事战时民众宣传和教育工作，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在泉属各地建立武装自卫队，联合社会各界的进步力量宣传抗日。其中，创办报刊是抗敌宣传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周导报》和《福建导报》是全面抗战期间泉州发行量较大，影响也较为深远的抗日救亡杂志。《每周导报》创刊于1938年4月，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所办，主要负责人是朱少希①和郭耘②。在发刊词中，编者明确指出：“我们唯一的出路———抗战到底”，彰显了抗战的决心和意志。《每周导报》的主要内容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世界形势的介绍，其二是中国抗战的形势分析和新闻，其三是报道福建省内的抗日救亡工作。其中第三部分，刊载了大量泉州和福建省内的抗战组织活动及方法检讨，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深入基层、动员社会各界力量进行全面抗战的路线。1938年11月，《每周导报》改编为旬刊《福建导报》，1939年7月停刊。在创刊号中，编者写道：“从中华民族抗战巨浪的高涨，福建抗战的巨浪也高涨了，现在已经激荡到每一个小小的沙湾”，编辑们希望将刊物建设为所有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者的情报部、供应站，一同投身到这伟大的抗日洪流中去。③朱少希在发刊词中向泉州民众发出呼吁：《福建导报》同样有着浓厚的中国共产党背景，其主要负责人之一朱少希、编辑李展筹、作者林孝楚⑤等，都是中共地下党员。《福建导报》的作者如江茂夫、石华、傅子祯、谢春安、徐文修、杜因、姜克、秋娟等，不少都是中共党员或者有中共背景者。因此《福建导报》在报道抗战消息和宣传抗日、发动民众等方面，坚持动员广大群众，走群众路线；也经常针砭时弊，问责政府。如在发刊词中，朱少希即指出，当前社会存在着苟安的心态，政府存在着落伍的意识等。⑥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争取到了国民党晋江县党部所创办的《泉州日报》的总编辑的支持，得以派遣一些共产党员到《泉州日报》工作，并借用这一有利平台，先后创办了《青年战友》和《抗战导报》两个专门刊物，宣传抗日⑦。《青年战友》1938年创刊，1939年停刊。

二、中共领导下的抗战文宣的主要特点

1、全面的民众动员和训练

与国民政府系统的抗战宣传杂志相比，中国共产党人明显重视农村的抗战救亡和民众教育工作，注重调动社会各阶层包括学生、妇女、儿童等方面参与抗战的积极性。如《福建当前两件重要工作》一文呼吁，保卫大陆、改进农村，是福建抗战最为关键的两件事。作者明确指出，抗战最后胜利的寄托不在城市，而在于广大的农村，因此要对农民大力进行战时教育，教之以民族的意识、抗战的方法，改良农业种植，改善农民的生活等。⑧在1939年之前，国共合作仍有不少空间，中国共产党也比较巧妙地借势用力，推进自身的工作。因此，如何协调群众性抗日组织与国民政府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较为重要。《晋江抗敌周刊》是晋江抗敌后援会的总干事、进步人士陈盛明主编负责的。陈盛明同情共产党，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接触，他去晋江抗敌后援会工作就是共产党员辜仲钊推荐的。《晋江抗敌周刊》创办于1937年，内容丰富，也报道了大量抗日救亡的文章。该杂志刊载的《怎样动员民众》一文明确指出，仍然要借助政治力量来推进抗战救亡活动。因为各级行政机关仍然是相当有力量的，县政府之下有区署，区署之下有办事处，职员不下数百人，也是地方上最有知识和能力的人物，如果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则效果巨大。该文呼吁简化行政手续，公务人员轮流下乡工作，减少应酬，尽可能多地参与民众教育工作等⑨。至于如何动员基层民众投身抗日运动，共产党人并未停留于空言的阶段，而是理论联系实际，提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实施细则。《怎样动员民众》⑩一文详细讨论了战时民众教育训练工作的原则和组织方法等问题，可视之为抗战时民教工作的具体操作手册。作者提出，首先要训练动员民众的干部，并以专门经费来保障其生活；其次要动员全体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过集体的生活，进行严格的训练；将这两个群体组成抗敌服务团，选出领导，并以经费保证，作为民众动员的核心力量。关于动员知识分子方面，《晋江抗敌周刊》明确提出应当以小学教师、曾受中学教育者、有相当知识能力而具抗敌热心者、地方上有名望有力量的人物等四大群体为主，组建民众训练服务团或民众动员队，择取优秀人物担任民训员，每保一人，并给予经费保障輥輯訛。普通民众的训练方法也非常明确，并具有可操作性。如公民训练应该以乡或保为单位，15岁以上之男子都要参加；每日早晨至少1小时，并举行升旗礼，以养成民众的国家观念。强调由小家到大家，要求教育手法要就近取材，内容深入浅出，力图培养民众的国族意识和敌我分辨意识，增进民众对于战争的应对。前述内容学习完毕之后再进行讨论，并辅以实践，加深印象。鼓励全体民众出席训练，要以劝导、家访、谈话甚至强制的方式来保证民众的参与。民众动员中最为关键的依然是组织自卫队，鼓励民众保家卫乡。赵鲲著文指出，我们需要训练大量的民众武装干部，训练了干部再训练千千万万的群众，践行游击战；参加训练的干部要抛弃“做官”的观念，而是要去保家卫国，当“民族英雄”的；武器的装备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有心理上的武装，要学会用政治的力量去对付敌人的政治。他明确指出，“我们在山西河北绥远山东各战场予敌人以重创，这不是我们力量压过敌人的表现，也不是正面硬打硬拼的胜利，这是我们巧妙的展开了游击战术的收获。”輥輰訛这些表述都体现了共产党人践行敌后游击战的特点。动员手册建议，18岁以上、55岁以下的民众均需加入自卫队编组训练，每队推举有丰富军事学识者、受过军事训练者为负责人；教之以各种战术动作和战术意义，每日训练1到2个小时。基础训练之外，还要再根据分工不同，进行专业分组训练，如战场救护、交通指挥、运输、侦查、警卫、游击等各项技能。自卫队的枪支弹药需政府提供，政府不得没收；各自卫队之间要定期进行联合会操，协同练习。此外，还要对队员进行一定的文化培训，不识字者教会其识字。輥輱訛针对闽南长期存在的土客族群械斗问题，《每周导报》也刊文呼吁民众，要改变这种幼稚的、渺小的意气之争，将这种战斗力转化为对日寇的仇恨，“编民军为国军”，团结起来抵御外侮。輥輲訛

2、农民的宣传和动员

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对于民众的教育和宣传，尤其重视对农民的发动和宣传工作。而在对农民的宣传中，学生是可以动用的核心组织力量。《学生战时服务团的责任》輥輳訛一文呼吁青年学生承担起宣传民众民众、组织民众的重任，呼吁青年学生要深入到民众中去，而不是纸上谈兵，同时也不能放弃学业之追求。1938年，泉州南安县政府颁发《青年动员办法》，规定主要以各区的公私立小学教职员为主体，员额不足的时候再向外征求，以此设立组织，协助战时后方的各项工作。然而共产党人认为，这种办法将青年群体局限在中小学教职工上，使得非中小学教师而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无法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工作中来。他认为，凡属于爱国青年，只要不是汉奸，均应该加以动员，才能达到社会各界参与抗战救亡的效果。其次，该办法要求组成的青年服务队的队长必须由各中小学校的校长来担任。共产党人对此也甚为不满。他们指出，这样的要求会使得救亡工作日益沦为形式主义，徒有虚名。总队长、队长等必须公选，自动自发，才能起到群策群力的效果。其三，共产党人倡导各队之间应该定期召开讨论会，进行经验的互换和教训的批判，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輥輴訛。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力图将动员的范围控制在军公教等国民政府的可操控的人员的层面，惧怕动员范围的扩大带来的不可控性，所以这些规定的设置具有天然的防共考量，属于“片面”动员路线，而共产党人的则与之相反。抗战动员也展现了国共双方的一次博弈。赵鲲的《惠安救亡运动再动弹下去》一文也批评了国民党当局的动员工作。他指出，政府当局主持的抗敌会长期搞关门政策、地盘主义等，以至于惠安的救亡运动如一潭死水；中国共产党人组织了200多位各界青年，成立了11个巡回工作队，深入到惠安的乡村中，开展战时教育、戏剧、慰问、讲报、漫画、歌咏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宣传抗战；随后，又成立了常设性的惠安抗敌剧团和洛黄抗敌剧团，排演了诸如《血洒晴空》《布袋队》《一家人》《最后一计》《在烽火中》《一家人》《紧急分散》等抗日戏剧。作者还检讨了抗战宣传存在的“剧运城市化”和“剧运舞台政策”的问题，他指出“剧运城市化”会促使农民群众抗敌意识的低沉，并唤起小市民对“老剧”的厌恶和新剧的要求，“剧运舞台政策”则阻止了戏剧运动向广大农村的伸展，应该改行“剧团流动化”与“演出街头政策”，才能使得抗敌工作的种子播撒到惠安的广大农民群众身上。輥輵訛又如《动员农民的一个核心问题》一文，开宗明义引用列宁1919年关于东方民族解放斗争的指示，指出：“任何革命，如果得不到农民参加，它的成功是不能想象的”輥輶訛，作者详细分析了中国农民和农民的土地问题，呼吁要彻底地施行二五减租政策、取缔高利贷、改善合作社的贷款关系等，尽一切可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才能发动农民参与抗日。这些论述，都是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土地政策相一致的。

3、妇女和儿童的宣传和动员

由于闽南地区男子出洋现象非常普遍，有些地方留守妇女甚至成为主要人群，如何调动妇女的积极性参与抗战救亡活动，就显得非常重要。《每周导报》和《福建导报》都非常重视对妇女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如《起来罢！全国妇女》一文向泉州妇女界大声疾呼：“全国的妇女们，起来吧！现在已不是深藏在家中的时候，你们应该奋起负担着神圣的抗敌任务！”輥輷訛然而国民党当局的妇女抗战宣传工作只停留于知识女性、精英群体和进行口号宣传的层面，未能深入乡村和基层。《抗战中的妇女工作》一文直指政府当局的妇女工作实际上只是空架子———这种妇女团体主要由有知识的妇女和小市民妇女组成，选一两个女校长、教师为妇女团团长，女学生当团员，一接到命令就到街上去跑一跑，结果学校一迁移，当地的妇女工作就停滞了；所以政府的妇女工作只是“停滞在一种小集团，少数人活动的阶段上”，而没有广泛普遍地发动工农妇女、家庭妇女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该文呼吁国民党当局放下党派斗争的陈见，站在抗日联合战线的立场上，以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态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深入推动妇女的动员工作。輦輮訛在具体训练和施行方面，《怎样动员民众》一文提出了详细的操作方法。作者认为，关于妇女的宣传和动员工作，军事训练暂无必要，尤为紧急的是培养妇女的公民意识。妇女的公民训练除了与男子相同的科目外，还有提高妇女的社会意识和战时妇女的自卫知识，以及战时妇女的服务等等。应当组织战时妇女缝纫团、救护团及其他服务的团体，授予特别之技能。由于长期以来妇女较为落后的地位，许多妇女的文化知识水平低下，所以加强对妇女的识字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文章倡导由知识较高的妇女来教育知识低的妇女，或者抽调其他民众训练组织的优秀干部来进行这项工作。妇女组织以一保或者一乡为一个基本单位，组织一个妇女会，以甲为单位教育妇女，训练成绩优秀者担任妇女会的职员或者组长，亦可由妇女大众民主选举产生。妇女工作尤其要注意方式、方法，训练时要尽量和男子分开，以免社会公众产生反感情绪，也可以避免节外生枝輦輯訛。对待妇女工作中的“恋爱”问题，组织一方面并不反对男女之恋爱，但另一方面要求以工作为中心，使恋爱服从工作；如果恋爱与工作发生冲突，则应该毅然决然的牺牲恋爱，服从工作。輦輰訛对于知识比较落后的妇女，《晋江抗敌周刊》建议推广“小先生制”，即由比较优秀的、有知识的少年或儿童来教育妇女，这在全国各地都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輦輱訛这些实施细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工作中随时检讨和更新，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理论联系实践、与时俱进的工作方式。孔英的文章指出妇女工作中存在领导干部缺乏、训练不健全、水平低下、工作计划性不强等诸多问题，呼吁健全领导机制、加强干部训练、改进工作作风等。輦輲訛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的工作作风。儿童的抗日组织和宣传工作同样也是他们关注的内容。有人认为，战时儿童不需要训练，因为儿童不能担任工作，只是跟随母亲，没有特别训练的必要。然而共产党人不这样认为。他们指出，尽管儿童不能胜任正规的抗敌工作，但是仍然有在战争中陷入险地的可能，所以要注意教育儿童自卫的常识；且战时儿童要有自立的能力，不能事事依赖母亲，这样也才能把母亲解放出来承担一部分抗敌工作；此外，也有一部分儿童因战争失去亲人、流离失所，加之当时的国民小学教育因种种原因难以普及，因此更有对儿童进行照顾、训练之必要。另外，训练儿童以影响妇女，比直接训练妇女来照顾儿童更为容易。对此，动员手册也提出了详细的组织方法：1保成立1个少年团，12岁以上、17岁以下的少年均需加入（十六七岁的少女则加入妇女会）；6岁至12岁的加入儿童团。少年团和儿童团均以一甲为一组，每组设组长一二人，由年龄较长、智力较高的少年或儿童担任。教给儿童团抗敌常识和战时常识，组织团体活动及唱歌等。少年团则接受童子军和各种战时服务的训练，如交通、侦查、救护、纠察、警卫甚至战斗等训练。少年团和儿童团中的优秀份子甚至可以承担教育妇女和教育成人的工作輦輳訛。例如，同仁和沙堤等地的小学生组织了抗敌宣传工作团，他们通过举办抗日歌咏比赛、公演戏剧、演讲、巡回游行等宣传抗日，“流露出新中国主人的情感”輦輴訛。

4、与文化界人士的联合

《福建导报》也是共产党人践行抗日联合路线的宣传阵地，他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重视与泉州文化界民主人士的协作。《晋江文化届第三次座谈》輦輵訛一文，详细记录了泉州城区文化界人士讨论如何推进抗日慰问和帮助活动的详细过程。1938年11月27日下午，泉州文化届人士在民生农职学校举行“如何切实执行慰助抗敌军人家属”的讨论会，参加会议的共有23人，由此可窥见泉州城区抗战宣传界的核心力量和政治光谱。其中朱少希、李展筹、辜仲钊、郑俊英皆为中共党员，伍远辉为中共地下党外围同志，林任生也参加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时为泉州新峰小学教导主任，创作了许多宣传抗战的剧本。陈盛明是《江声报》编辑，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叶非英、盛子诒、王良德都是泉州平民中学和民生农校教育的参与者；李振贯毕业于平民中学，与叶非英一同创办《大众报》；黄南阳、蒋天化是民生农校的毕业生，李朝宗是上海南翔柴塘立达学园农教科的毕业生，蔡源法毕业于集美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们都长期倡导平民教育，也是抗战时期平民教育的重要力量。赵家欣是《星岛日报》的记者，赵富荣为宣传抗战的“大众剧社”的成员。张赖愚是《泉州日报》的负责人之一，属于秦望山系统的无政府主义者。这种座谈会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制，泉州市区文化界的人士每周都会定期聚会，讨论抗战救亡等的相关事宜。1939年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共关系开始从初期的融洽合作转趋紧张，国民党开始处处排挤、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福建导报》《青年战友》和《抗敌导报》也被迫相继停刊。国民政府逐渐加强对抗敌后援会的控制，排挤共产党员，抗敌会名存实亡，陈盛明亦心灰意冷，转去《江声报》任职。结语：“泉州学”研究资料拓展的启示全面抗战爆发后，泉州各届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运动之中。抗战宣传成为动员的必备手段之一。随着金门和厦门的沦陷，不少报社和记者退入泉州，这些都促进了泉州新闻出版业的兴盛。中国共产党人抓住机会投身于抗战宣传活动，先后组织出版了《每周导报》《福建导报》等刊物宣传全面抗战路线，关心抗战时期民众的生活。他们倡导以知识青年为核心骨干，组织工农群众、妇女和儿童进行训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放手发动群众、践行全民抗战的方针。这些在泉州本地发行的杂志，立足福建放眼全国，是研究泉州地区民国史、抗日战争史、泉州中共党史乃至福建抗日战争史、福建党史的重要资料，值得“泉州学”研究界的关注。本文提及的上述刊物，只是丰富的泉州近代报刊中一小部分。近年各地地方学方兴未艾，百花盛开。“泉州学”的研究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相比浙江省部分地市对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视程度、相比广东潮汕对于潮汕文化研究的成就而言，“泉州学”研究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古代泉州曾一度在世界历史上绽放光彩，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然而其从近代到现代的过渡，也同样值得深入挖掘。当前“泉州学”既有的成果较多集中于对宋元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且由于史料和语言的限制，长期难以获得实质性的再突破，却相对忽视了对泉州其它历史时期的学术关注。而仅就笔者所了解，泉州近代留下的历史档案、报纸、杂志蔚为丰富，不少都沉睡于泉州各县市的档案馆中，使用途径受到了不少限制。史学研究必须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作为支撑。如果相关部门能够予以重视，组建专门学术团队对这些尚未发掘的文献进行整理、出版，乃至做成“泉州学”研究的大数据库，将极大的提升“泉州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亦能为泉州新时代的发展增光添彩。

作者：张晓宇 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