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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下的中文科技期刊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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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下的中文科技期刊社会认同

摘要:根据社会学和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紧密结合中文科技期刊的社会认同现状,找出主要原因,从制度性、媒介赋权和心理隐喻等方面找出社会认同上的偏差,权威价值重构离不开制度性接纳、媒介的传播和塑造,以及价值主体的身份认同。中文科技期刊的社会认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从制度源头进行改变尚不能完全扭转群体认知上的偏差,还应从制度性包容、自我认同激励和价值重塑上重新评估。

关键词:国际化中文科技期刊社会认同;价值重构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一个国家创新力的重要源泉,科技期刊作为整个科技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推动科技创新、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手段,在知识创新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的赵红州等人于1987年在《科技日报》上发表以SCI平台为评价标准的科研机构排行榜,从此SCI平台进入中国科技研究人员的视野。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7年10月公布的统计结果,截至2016年我国学者以第一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已连续8年世界排名第二[1]。但是随着中国科研人员的快速成长,中文科技期刊却没有赢得相应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8)》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数量为5052种,其中,英文期刊为330种,中英双语期刊为138种[2],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但是被SCI收录的期刊只有400多种,中文科技期刊不足200种。种种迹象表明,虽然中国科技论文数量和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但是中文科技期刊的发展却面临重大变革,与国外期刊的差距逐渐拉大。

1社会认同:概念、认同过程及影响

社会认同理论源于泰费尔的最简群体实验范式的灵感。20世纪前叶,欧洲不同语言族群间产生纷争,优越族群甚至号召消灭劣等族群,使得战后欧洲“书不同文”“语不同音”的现象比较突出,通过一系列群体实验,泰费尔发现不同群体间倾向于给自己群体内的成员较高的评价和评分,从这种倾向可以看出,社会身份对个体行为的重要影响。他又提出,“人们倾向于将自己分类到一个或更多群体,在建构群体成员资格壁垒的基础上确认其对某些事物的认同,同时坚持明晰该群体与其他群体的边界;这种将自己与其他群体区分开来的个体行为具有独特的意义,能够让他们自发形成一种积极、有价值的群体身份。”[3]泰费尔在《群际关系的社会心理学》中提出,社会认同有很多内在动机,比如通过建构成员资格壁垒来建立其社会身份,从而通过所在的社群提高自尊、培植声誉、建立优越感等。这样,社会认同的产生就必须经历社会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等三个基本的心理过程。对客观事物进行分类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它们共同的部分,同样,将人和人进行分类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了解其归属。目前在社会分类过程中弥漫着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那就是把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问题简单化,通过夸大不同类别间的个体差异,使学术和利益相互作用,创造出一种最普通的、迎合大众、平衡利益的信息倾向。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比较的概念,解释了团体动力学:他指出团体中的个体具有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并从中确定自我价值的心理倾向[4]。群体中的人们习惯用积极的因素来评价群体内部,从而获得自尊;同样,习惯于以“客观”的因素来评价群体外部,以此获得差异化的比较和评价,从而期望获得积极的和差异的自我概念。群体中的人们习惯用积极的因素来评价群体内部,从而获得自尊;同样,习惯于以“客观”的因素来评价群体外部,以此获得差异化的比较和评价,从而期望获得积极的和差异的自我概念。但是当群体内部被群体外部质疑或威胁,群体间的敌意和排斥就会相伴而生,造成群体认知上的偏差。

2中文科技期刊社会认同的现状

从根本上讲,科技期刊的繁荣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技术无论是质量还是体量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农业、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领域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中文科技期刊距离世界一流还有一定差距。2019年9月,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等联合下发通知,启动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该计划以5年为周期,面向全国科技期刊系统构建支持体系,是迄今为止我国在科技期刊领域实施的力度最大、资金最多、范围最广的重大支持专项。这项“国字头”的计划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核心目标,覆盖率最大的梯队期刊,中、英文资助期刊各占100项,而国内中文科技期刊的数量是国内英文科技期刊数量的十数倍。可想而知,中文科技期刊的认同现状非常尴尬。

2.1制度性排斥

制度性排斥是社会认同和排斥理论中延伸出的概念,它主要从国家制度层面揭示资源和利益的安排,通常是不平等参与者间的斗争,参与者都希望将权利的天平倾向自己的一方。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性排斥扮演着利益集团争取社会中思想和资源分配的重要角色。一方面是认定标准的“合理性”排斥。正如E.Archambault等所指出的,SCI核心期刊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明确为美国科学图书馆服务,并非是为了评选公认的最好的国际刊物,所以其选择的初始文献全部是美国的英文期刊。虽然其后的SCI供应商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而补充了一部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刊物,但是其满足美国科学家的文献需求以英文期刊为主的特色一直没有改变[5]。这种从语言方面进行限制的SCI选列制度造成全国5020种科技期刊被列入SCI的中文科技期刊数量仅100余种。另一方面,中文科技期刊在发展过程经常面临作者利益表达通道的“缺位性”排斥。无论是人才评价还是各级别的成果报奖,以英文科技期刊为主的SCI阵营占据了绝对C位。非SCI的中文科技期刊“话语权”被剥夺,当作者辛苦的成果被判“无效”,在遇到质量上乘的科研成果发表平台时,首先会选择投稿到SCI刊物,甚至无视中文科技期刊的约稿。这种差别性对待导致主管部门和主办单位简单以是否入选SCI序列为办刊质量的准绳,对中文科技期刊重视不够,导致办刊经费和高素质人才投入不足;加之同类同质期刊无序竞争、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未根本改变;评价政策导向对中文科技期刊不力,科研人员投稿意愿不足,稿源质量堪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长此以往,中国科研人员的SCI论文数量巨幅提升,但中国科技论文的和发表却跟在西方学术圈的背后亦步亦趋。

2.2媒介赋权

公共空间中的可见性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资源,而该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由媒介掌控。宏观制度的虚拟化过程因媒介的介入使得个人的参与和分享不用受制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说,媒介是制度传播和衍化过程中一种极其重要的推动力,它无时无刻不在激发着受众的权利和利益意识,并不断推动权利的转移和传递。在媒介不断增长的复杂与包容影响下,社会呈现出一种复杂的互联性。媒介不仅创造了共同经验的参照体系,同时还建构了一个语境,个体在其中可以从新的角度观察和体验社会。媒介化交往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也见证了跨越制度和文化界限的互动成为可能。总而言之,媒介赋权主要有3种功能:首先,它构建了一个经验分享的领域,这意味着媒介提供了对“制度”理解的持续关注,并借此构建认同感;其次,媒介扮演着群体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交互平台,在这个传媒现实中意象会逐渐变成现实;最后,媒介创造了政治公共领域,各种制度群体在其间追求其自身利益,并建立其合法性。在媒介的赋权下,权力的天平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权力形象建立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象征性符号、公式化和标准化口号,以及一致语言风格的基础之上,在多种因素和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从媒介赋权到社会赋权的跨越。简言之,过去一般都是某些特定的社会机构或组织对个体进行赋权,在媒介环境下,技术作为重要的媒介和手段,可能在复杂的条件下激发各种能量,重构社会关系,最终实现从“技术”到“现实社会”的超越。媒介赋权的目的在于增强个人或组织社会政治参与的能力,进而影响制度结构的权力分配,影响社会政治资源的分配[6]。在媒介现实里,现实其实是一种意象的构建,只要这种意象在各种主流传播渠道一直处于控制地位,它就变成现实,这就是所谓的“媒体逻辑”。

2.3心理隐喻:想象的微共同体

隐喻是一种认知方式,其本质是通过概念化的事件来理解和体验事物,并依此构建世界观和价值观。Lakoff在其合著《MetaphorsWeLiveBy》中指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人们感知世界、认识世界,对周围世界进行概念化的手段,隐喻无处不在,它不仅仅存在于人类的语言,而且存在于人类的思维和行动中”。[7]师曾志教授观察到,“……想象……影响着人们的思维与思想,公民社会中的理性、信任等与之相关的公共精神在这里生发,围绕公共利益各行业间的边界在打破和超越”。首先,开放空间的隐喻具有其客观现实性。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由场域构成的。在这场域中,公众、意见领袖、媒介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传播中的公式化的意象严重阻碍了公众的批判性思考,滋养了现存的话语资源。科学研究的现实使得开放空间的各种隐喻成为现实,所思与所见的同时性将隐喻的上下文语境在同一时间节点表现出来,从而为更多的隐喻产生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想象具有个体的主体性。通过想象所产生的名望、声誉和可信度代表着一种象征资本。这一象征资本有着其自身的媒介逻辑。想象个体在开放空间发表的言论与意见领袖相比,更多的是一种就事论事。这些个体开始参与社会实践,从不确定性种找到身份,并开始有意识地参与、有意识地追求,身份认同感不断加强,认为他们可以把握科研的发展、政策的走向。

3总结

面对中文科技期刊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同现状,必须有针对性地实现中文科技期刊话语权的提升,从制度上改变失序的评价倾向。首先,要从供给侧切实提升我国中文科技期刊生产力,提升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内涵建设,提升中文科技期刊的人才培养能力,保证研究质量、提升关键影响力。其次,增加国家投入,以“把文章写在中国大地上”的战略为时代契机,构建中文科技期刊智库体系,多元化提升我国中文科技期刊结构性发展力和扩散力。最后,中文科技期刊的权威价值重构离不开媒介的传播和塑造,权威价值直接指向人的主体性,主体性和身份认同往往相互作用,特别是基于社交网络的新媒体时代,必须将价值认同与媒介信息凸显深度融合,实现中文科技期刊的主体性身份认同,及其在权力体系中的社会认同。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1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自然科学卷[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

[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3]文新良.“意见壁垒”:社会化媒介传播中的聚积效应与化解之道[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38-143.

[4]刘蒙之.美国的人际传播研究及代表性理论[J].国际新闻界,2009(3):123-128.

[5]王善平.“SCI核心期刊”政策推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J].科技导报,2011(28):15-19.

[6]黄橙橙.微博对我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增权作用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13.

[7]王璐.“图说我们的价值观”系列公益广告中的多模态隐喻分析[J].大众文艺,2019(1):195-197.

作者:江津 单位: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