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学期刊研究趋势分析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国际传播学期刊研究趋势分析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以WebofScience（科学网）核心数据库为文献来源，使用CiteSpace（引文空间）对2015—2019年间科学网中排名靠前的10种传播学期刊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网络”“在线”“脸书”等是核心关键词，热点主题包括软新闻、社交网络研究、在线政治表达等。渐强型前沿有社交网络中的意识形态接触、算法伦理、数字不平等；渐弱型前沿有网络社会、社交网络传播效果、社交网络使用等；最新前沿是社交网络的功能性研究、党派极化与选择性接触研究。研究还发现，美国仍是传播学的研究重镇，重要大学均分布在欧洲及美国，中国在国际传播学界话语较弱。传播学研究的机构与研究者合作较为分散，没有形成明显的学术团体。国内学者应关注社交媒体研究和政治传播的发展，加强研究的科学性。

关键词：传播学期刊；趋势；知识图谱

世界传播学的研究及发展对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进程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使用在科学计量学中应用范围广泛的软件“引文空间”对科学网上国际知名的传播学研究期刊进行数据可视化分析，绘制并解读该领域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展示当前国际上传播学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有利于中国传播学学者把握国际前沿发展动态，以促进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发展。

一、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1.对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宏观进展研究如叶新海和陈华英以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00－2011）新闻学与传播学来源期刊信息为数据源，构建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学科的知识结构与热点变化，得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核心领域、热点领域及研究转向［1］。2.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的分析研究如胡媛帅等人以2004－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为数据来源，通过被引次数和被引广度两个指标分析，探究了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并针对被引次数指标数据，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的层次进行划分［2］。3.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其研究成果的研究如白云根据1991－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类立项资助项目的数据，对资助项目的年度分布、项目类型、项目所承担的主要单位和项目标题的主题词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进行了多维度研究［3］。4.对国外传播学进展的研究侯东阳对两本研究欧洲传播的杂志进行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呈现，并对其中一本杂志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欧洲传播研究的前沿主要是媒介化、数字媒介、新媒体环境下的政治传播、媒体比较等方面。研究方法以定量为主，“内容分析”经常被突出强调。其中媒介化是近年来欧洲兴起的比较有特色的一种理论和方法［4］。张卓、王竞等以国外六大传播学期刊的论文为数据来源，筛选出950篇属于媒介效果研究范畴的样本，勾勒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知识图谱［5］。

（二）国外研究现状在对传播学整体发展趋势的研究中，安东尼奥（Antonio.Castillo-Esparcia）和伊丽莎白（Elizabet.Castillero-Ostio）以科学网中排名前10位的传播学期刊为来源，对2016年和2017年出版的148篇论文进行了分析。发现2017年的文章数量高于2016年。单篇文章的作者数也在增加。研究者来源国前3位分别是美国、荷兰和英国。研究还发现，在2016年，排名前3位的研究话题分别是健康、广告与广告活动以及社会互动，而在2017年的主要主题是数字媒体、社会互动和健康传播［6］。胡里奥（JulioMontero-Diaz）等人对1980—2013年在74种主要传播期刊上发表的33627篇文献进行计量研究，发现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心理特征”“性别”等16个主题，且主题间存在离散趋势，研究领域相对碎片化。费利（ThomasFeeley）应用期刊关联度算法和2002—2005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中的期刊引文数据对传播学领域的期刊进行排名，提出影响指数排名前4位的期刊为《人类传播研究》（HumanCommunicationResearch）（HCR）、《人际关系》（PersonalRelationships）、《传播学杂志》（JournalofCommunication）（JOC）和《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Research）（CR）；中心性前4位的期刊则是《传播学专著》（CommunicationMonographs）、CR、HCR和JOC（按字母顺序排列）［7］。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科学网中InCitesJournalCitationReports（期刊引文报告）影响因子排名为选择标准，选取影响因子排名前10位的期刊作为研究样本，因为本研究只选取英文期刊，故排名第9位的Comunicar（传播）被排除，由排名第11位的《传播学研究》（CommunicationResearch）取代。进而选取2015年1月到2019年6月间发表在SSCI数据库收录的传播学领域文献信息作为具体研究对象，共得到2725条文献信息，条目包括标题、关键词、摘要等。采用文献聚类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及作者、国家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在可视化分析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

三、总体趋势

从知识图谱中关键词的频数以及中介中心性来看，近5年来传播学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媒介、社交媒体以及公民在互联网媒介中的参与活动及其影响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脸书（Facebook）以及推特（Twitter）作为两个具体的社交平台也进入了词频排名和中心性排名的前10位，可见这两种社交工具对于人们传播行为的影响以及社交媒体研究在目前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个体的“人”作为传播活动的主体，在当前的传播学研究中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由表3可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传播尤其是政治传播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在聚类中，有4个聚类都明确涉及政治表述，其次是关于互联网传播的相关技术和特征的研究。

（一）词频分析使用引文空间绘制关键词图谱，发现“社交媒体”和“传播”是图谱中频次最高的两个节点。“参与”作为新时代下传统媒体的转型目标之一以及互联网媒体的主要特征之一，位于中心性的第一位，在整个网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联结性作用。通过引文空间的对数似然比算法提取关键词，生成高频关键词聚类图谱（图2），共得到11个聚类，如表2所示，政治传播及网络传播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四、研究前沿

笔者通过文献共被引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高被引文献所涉及的聚类主题有抗争性框架、社交媒体、语境坍塌、政治传播、总统选举、党派极化等。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在目前传播学的研究前沿中，社交媒体对社会的影响以及政治传播在社交媒体日益发达下的新变化占据着主要地位。并且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为安德鲁•海耶斯的《中介，调节和条件过程分析简介：基于回归分析的方法》［8］，这是一本关于定量研究方法的著作，由此可见科学的定量研究在目前国际传播学界的流行和重要性。

（一）文献筛选运用文献共被引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聚类图谱如图3所示。具体聚类名称如表3所示。

（二）研究前沿的演变研究前沿按照被引频次变化趋势和突现性，一般可被划分为最新（被引频次和突现性均较高）、渐强（被引频次处于上升趋势）、渐弱（被引频次处于下降趋势）3种。需要注意的是，渐弱型研究前沿所代表的研究方向仍是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传播学在国际学界主要的研究方向在于社交网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影响方面，以及对社交网络的哲学性思考。渐弱型研究前沿着重探讨了网络技术对政治运作方式的影响。网络技术的发展赋予了普通人更多的权利，一方面使得由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网络社会群体作为政治实践的一极在政治决策方面拥有更大的影响力，改变原有的政治运作方式。这种观念见于曼努尔卡斯特提出的大众自传播（massself-communication）的概念［9］，以及布伦斯（BrunsA）提出的“Produsage”（主动生产）的概念。其将被动消费和主动生产之间日渐模糊的界限运用到在线政治生活中，认为政策和人们的政治立场将不断发生微小、渐进的变化，不同于以往在执政党变换时会发生的突变［10］；另一方面，技术的便利性也使得人们更容易接触更多符合其意识形态偏好的信息，并主动忽视其他的声音，使得整个社会面临着撕裂及意识形态鸿沟的风险，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如本尼特（BennettWL）指出，媒体可能通过向新闻中加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政治偏见来赢得市场份额，且民众会倾向于接受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11］。瓦伦苏尔（ValenzuelaS）通过研究大学生对脸书的使用指出，在线社交网络无法有效解决青年脱离公民义务和民主政治的问题［12］。渐强型研究前沿关注了算法及网络技术的缺陷和弊端。吉莱斯皮（GillespieT）和巴克希（Bak-shyE）分别强调了算法在信息分发方面的局限性［13］，以及人在信息接触方面的能动性［14］，并且呼吁学者应着眼于揭示算法背后的工作原理以及其自身合法化的社会过程；罗宾逊（LauraRobinson）等人批判了网络技术发展造成的“数字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技术接触和内容消费方面，更广泛的数字不平等还包括学习、机会获得的不平等，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无缝地融入日常生活中，不平等的形式也一直在变化。在年龄阶段、性别、种族和阶层，以及医疗、政治、经济活动和社会资本等方面的不平等愈发严峻［15］。最新研究前沿将重点放在了社交网络方面，并且不是停留在定量分析研究的阶段，而是开始对社交网络在底层特征和技术哲学方面进行理论构建。博伊德（DanahBoyd）的研究探讨了作为“网络化公众”（NetworkedPublics）的功能性（Affordances）和动力特性（Dynamics）［16］，指出网络公众是通过网络技术重组的公众，其底层结构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公众。网络技术改变了信息的流动方式以及人们与信息之间的交互方式。功能性在于信息的持久性、可复制性，传播的延展性和可搜索性。塑造网络公众的动力来源于受众的隐形、语境的坍塌（contextcollapse）——网络话语缺乏时空和社会的边界、公私的模糊。在分析网络社会时应考虑这些结构要素，传播学的最新前沿不再是单纯的追随式研究，而是开始进行引领式的探索，反哺具体实践。

五、国家分布

通过图4可以看出，在现阶段的传播学研究中，美国与欧洲仍是学术热点地区，其中美国在网络中具有中心性且“学术版图”最大，其次是英国、荷兰、德国等。传播学研究在国际上分布很不平衡，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美国及欧洲国家。国家间的合作关系并不紧密，且大部分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尤其以美国为中心进行的合作。中国虽然在引文量排名中处于靠前位置，但在中心性排名中并不高，这提醒我们在传播学研究中，除了要重视论文的产出数量，也应该在质量上多下功夫，关注社会和人类的发展，作出精品文章。

六、作者及其合作图谱

使用引文空间得到共现图谱如图5所示，共得到95个节点，24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54。研究者之间几乎均为独立研究，彼此联系极少，没有形成学术团体的迹象。

七、研究机构及合作图谱

利用引文空间软件对机构进行共现分析，得到图6所示的机构合作图谱。从图中可以发现，国际上进行传播学研究的机构网络虽并不紧密，但彼此之间的学术合作与联系已逐渐形成。近年来，在传播学领域研究最多的科研机构分别是阿姆斯特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伊利诺伊大学以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在中心性排名（图7）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艾奥瓦大学分列前3位。无论是从发文数量还是中心性而言，除阿姆斯特丹大学位于荷兰以外，上榜学校均位于美国。由此可见，美国依然是传播学研究的重镇，研究实力仍牢牢占据头号地位。

八、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2015—2019年间国际上10种代表性传播学期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和欧洲仍是传播学研究的重镇，其中美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占有绝对主导地位；阿姆斯特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是传播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从具体研究者角度来看，传播学研究并未形成明确的学术团体，研究者合作较为分散；近5年来传播学研究的高频词主要有“社交媒体”“传播”“媒体”“网络”“信息”“在线”等；量化研究方法运用非常广泛；研究重心主要在社交媒体和政治传播方面，在这片领域，跨媒介议程设置、党派选择性接触、新有限效果论、大众自传播、语境坍塌等新的概念与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门槛的降低，手机应用程序对政治表达的影响及个人选择在接触不同观念时的主导作用等新的思考都向我们展示了传播学研究的潜力。这些发现对我国传播学研究有以下启示：第一，提高定量研究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分量。研究者除了应将目光放在宏观叙事和中观理论与对策的研究上之外，还应多关注微观的具体事件，以具体事件和行为为切口，进行创新性研究，以推动中国传播学科的整体发展，为社会建设和政府治理提供具体服务和决策参考。第二，应该关注政治传播这一热点领域。社交媒体将每个个体都包含在了一个巨大的联系网之中，给社会治理、舆论管控、形象塑造等提出了新的问题，应从具体事件、具体问题出发，探寻新媒体时代政治传播的规律，提炼出新的理论观点，将传播过程中模糊不清的地带、环节清晰化，为社会治理和发展提供指导。第三，要继续重视对社交媒体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过程上，不应仅仅做已经发生的现象的阐释者和记录者，还应着眼于未来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思考，着力于构建体系化的概念理论，起到传播学在社会建设领域的引领和导向作用。第四，应加强学术合作，努力提高学术站位。要加强国内学者间、机构间的合作；加强跨国交流与合作，拓宽研究视野，合力提升我国传播学的研究质量。要加强跨专业，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及网络科学之间的联系与融合，探索跨专业合作的路径，共享学术情报和成果，寻找新的学术课题和方向，产出新的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学术成果。

九、结语

近年来，我国传播学事业伴随着技术革命和国家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研究领域和方向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本文对近年来国际学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进行初步的总结分析，有助于跟踪国外传播学科发展动态，为我国学者提供借鉴和参考。另外，此次研究在数据收集和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有待进一步改进，其中，在数据的收集方面仅使用了影响因子排名前11位的10种期刊，选择的多样性有待增加，且分析年限跨度可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增加。并且，研究使用知识图谱的方法多集中于对传播学趋势和现状的概括性分析，在后续研究中可加强文本分析方法的使用，探究趋势背后更加丰富的内涵。

作者：张冠文 陈展琨 徐振国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