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执行出版伦理思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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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全球范围内出版伦理的执行与研究现状进行统计与文献分析，发现我国出版伦理研究具有进度落后、深度不足、理解片面的特点。据此，作者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理解，对出版伦理的内容进行界定，并提出服务中国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建设的思路与途径，即加强出版伦理的宣传与教育、壮大研究团队、加强理论研究、完善相关政策、建立出版档案、提高出版从业者自身素质。

关键词:出版;伦理;失范;学术期刊;从业者基础研究;行业建设

众所周知，国家创新能力根植于知识创造、汇聚于传播及其生态环境。学术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出版伦理的落实结果轻则影响公众对各学术研究结果及期刊的信任度，重则影响社会的科技进步。因此，正确认识出版与伦理的内在关联及出版应具有的伦理意义，进而以合理的出版伦理观指导出版行为，是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期刊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

一、出版伦理执行现状

受市场特性、人情往来、政策疏漏、期刊评价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在对全球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实践活动进行审视后发现，出版过程中的伦理失范现象大有存在。

1．作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

(1)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如大段复制他人论文却未对引用内容加以参考标识，或是采用“高级”改写、“英翻中”“中改中”的稿件撰写行为;(2)重复发表。如一稿多投，或抽取自身学位论文中的骨干内容，形成小论文，或将自己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再次发表的行为。(3)伪造。如操控数据或图表，篡改研究结果，伪造基金项目与作者个人信息等。(4)不当署名。如请人，挂导师或业主姓名，研究成果质量与作者个数及学术水平不匹配，随意增减作者等。(5)隐瞒利益关系，如稿件作者就职于业主单位，负责修改与对接的通讯作者为设计、施工单位、厂家人员且未在文中署名，或来稿类似于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学术质量较低，此类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通常具有明显的利益关系且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

2．审稿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

(1)隐瞒利益冲突。如审稿人出于利益关系，给与具有倾向性的审稿意见，造成审稿意见非中立。(2)审稿工作不到位。如审稿时敷衍了事，缺少全面系统或立足于学术角度的审稿意见，或将审稿工作转移至他人，且未进行后续跟进，造成审稿意见质量低下。(3)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将其据为己有。

3．编辑出版伦理失范行为

(1)编辑过程中工作态度不严谨，未做到“有错必改、改必有据。(2)对于编辑的角色认知错误，存有高人一等的心理，在编辑过程无视作者的沟通需求或对作者提出不合理的强制性修改意见。(3)对于个别“特殊稿”降低质量要求。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其他作者、审稿人、读者的失责，更是对期刊品牌和我国学术影响力水平的抹黑。(4)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据为己有。4．出版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期刊定位失职。如在录用稿件时，对稿件政治倾向、涉密情况、学术水平把关不足或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未对来稿进行筛选剔除，以上行为不仅未完成学术期刊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责任，还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2)出版行为不规范，出版单位未落实三审三校和匿名送审的工作流程。(3)对出版物编校、印刷复制质量把控不严，严重浪费社会资源。(4)为提高期刊评等级，根据现有评价体系漏洞，采用特殊手段，主观性地“做数据”。(5)在出版物发行与营销过程中，采用不良营销手段强制性销售，诋毁、排挤其他刊物。(6)在版权贸易过程中，对作者或授权方提出不平等的强制性条款。以上出版伦理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术出版活动正常、有序、健康地开展，因此，本文拟从出版伦理的研究现状入手，通过分析出版伦理的本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出版伦理建设方案进行研究，以求加快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建设的脚步，使其更好的满足本国及世界范围的发展需求。

二、出版伦理研究现状

1．国际范围

在欧美发达国家，对出版伦理的研究根植于传播和传媒伦理学。其传媒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约20年后，西方传媒伦理研究逐步进入繁荣期。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传媒伦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不仅有一批著名的传媒学、新闻传播学者及组织团体对传媒理论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出版了大量的传媒理论教材和理论专著［1～3］，而且不少大学开设了传媒伦理相关课程，对相关学生进行专业的伦理教育。在亚洲范围，日本及韩国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表现得更为积极。从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出版学研究文献可看出，日本学者们对出版与出版业面临的伦理价值冲突有着深刻的认识与见解［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1997年英国的一个医学期刊编辑小组建立了一个关于出版伦理的组织，后发展成为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该组织旨在应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违反科学研究及出版规则的伦理事件，其主要目标是探讨和寻找处理这些问题的实用方法和良好对策，尝试制定科学出版伦理方面的规范指南，为编辑、出版商等出版伦理相关参与者提供行为和流程指导。该组织不仅向其成员单位提供认识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培训和帮助、远程教育课件，还定期和组织成员召开电话会议，为处理复杂案例提供咨询，并定期出版相关内容的电子刊物;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作为出版伦理失范事件的仲裁者［5］。该组织截止2015年11月，成员总数已经超过9000名，遍布全球，涉及所有学术领域。国际上几家大的出版集团，如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Taylor＆Francis，PalgraveMacmillan和WoltersKluwer等均为其会员。

2．国内范围

自1990年以来，学术失范现象在中国逐渐显露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据此，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研究也应运而生。根据中国知网可查数据显示，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最早研究为1993年雷鸣撰写的《论市场经济与出版伦理》［6］，他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提出了商品作为出版物的内在属性须遵循出版伦理才能实现出版物商品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的理论。随后，相关关注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有关学术出版伦理的研究论文多达两三百篇，而《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两大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报纸媒体，自2000年至2014年也分别累计刊发了130余篇和200余篇相关的评论报道，并带动了全国其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7］。在出版伦理体系建设方面，谢文亮［8］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建设未得到重视，虽然中国科协早在2007年就了《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约。在个人研究方面，胡虹霞对我国出版伦理的定义、研究现状、兴起原因、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出版伦理研究的推进方向。宋官龙［9］分析总结当下存在的作者违背出版伦理现象的类型，结合实例分析原因，并从行业管理和编辑过程的角度提出的应对措施。徐海丽［10］采用文献法与逻辑推理法，阐述国际新型学术不端案例及现状，分析了国际期刊及相关机构对学术不端的预防措施，并从编辑角度提出了建议。姚青群［11］提出数字化发展、行业体制改革、服务意识转变和社会转型等因素是导致当前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并从行业自律和他律等方面对如何解决出版伦理困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及建议。

三、出版伦理的内涵

统计国内已有研究发现，我国出版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辑人员识别失范现象和防范处理的应对方案上，这类研究或多或少的将出版伦理与学术不端划了等号，因此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难免呈现单调、片面的结果。目前学术界对于出版伦理还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因此，若单从字面理解，“出版伦理”可为“出版”与“伦理”的融合。即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各主体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出版伦理约束的主体应该是参与出版活动各环节的人员及团体，其约束的内容不仅包括行为原则，还应该包括道德规范，甚至是更高远的价值追求［12］。具体来说，对于主编，出版伦理主要涉及促使期刊完成承担社会责任并积极应对不良诱惑，其中包括明确办刊理念、办刊宗旨，积极开展的栏目策划、学术创新等活动等;对于编辑，主要涉及与作者围绕编辑出版工作进行双向沟通时应遵循基本的职业道德守则，编辑过程中应严谨编校过程的编辑伦理;对于作者，主要涉及在学术论文创作过程中应持有原创观念并做好利益申明，自觉摒弃学术不端等行为，执行作品编著伦理;对于审读者，主要涉及在论文审理时应客观、公正，不掺杂个人情感和利益考量，准学术性至上，同时注重保证审稿质量。对于出版团体，主要涉及单位内部的印刷复制伦理、出版伦理、发行与营销伦理及版权贸易伦理。对于读者和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前出版工作参与者，还可能涉及到阅读伦理。

四、出版伦理的建设思路与途径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出版伦理失范，特别是学术不端均表示零容忍，并已积极采取各种预防及惩处措施。2019年8月5日由中国科协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到要将着力提升科技期刊专业管理能力作为我国科技期刊建设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意见》明确指出应“加强和完善期刊三审三校、匿名审稿等内容生产把关机制，建立论文作者及期刊从业人员诚信体系，完善学术不端行为预警查处机制，筑牢学术诚信和出版伦理底线。”因此，结合前文分析结果，对于起步较晚，建设需求急迫的中国学术期刊，特别是科技期刊，可从以下6个方面进行跟进。

1．加强宣传与教育

(1)中国学术出版行业应意识到我国与国际出版伦理研究进程的差别，大力推动出版伦理作为基础学科的研究、宣传与教育。使出版参与者有出版伦理的概念，形成规范出版伦理行为意识，进而了解出版伦理内容，形成主动的研究行为，得到具有一定广度与深度的研究成果。(2)各出版单位不应理想地推断人人都懂得并执行科研诚信和出版伦理，而需有意识地对内加强、对外传播。可制定相应的出版伦理行为约束声明，并向出版活动参与者公开告知。

2．壮大研究团队

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支具有一定人员数量和学术水平的研究团队，研究人员大多处于单兵作战状态，缺乏深度沟通整合，更缺少深入的学术争鸣。要想改变这一现状，可从以下两方面改进。(1)号召学术期刊工作者积极参加全球范围内的出版伦理学会及研讨会，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出版伦理研究交流，学习成熟的思想理念与应对策略。例如积极主动与世界出版伦理先进组织国际管理与技术编辑学会(InternationalSocietyofManagingandTechnicalEditors，ISMTE)、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美国化学会(A-mericanChemicalSociety，ACS)、科学编辑委员会(CouncilofScienceEditors，CSE)接轨，参与相关学术会议，如世界科研诚信大会(WorldCongressonResearchIntegrity)，善用各种公共平台学习出版伦理的维护手段及应对策略［13］。(2)在国内，借鉴国外经验，尽快建立中国学术期刊自己的学术伦理研究、监督、培训机构。

3．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相较于国外出版伦理的研究进程，国内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属于初级阶段且未成系统，已有的研究成果缺少学科的连贯性和系统性。与传媒伦理、新闻伦理等研究做横向对比，出版伦理的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建议对于研究内容，不应只看到学术不端现象、不应只强调在投稿、初审时可能遇到哪些情况，发现后应该如何处理，更应构建是什么、为什么、针对谁、怎么办、怎么办好、怎么评价、与其他文化产业关系的完整性理论体系。

4．完善相关政策

(1)健全学术评价机制，加快改革期刊评估改革，推动中外学术期刊同质等效分析常见的作者一稿多投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某些编辑部的稿件处理周期长、反馈不及时，导致作者以为已被拒稿或无心等待，从而转投他刊，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内现有“唯著名文献检索平台收录”“以刊评文”的论文评价机制导致的。结合工作经验，很大一部分学术论文的发表有着非常浓厚的功利色彩，作者或有科研成果要求、或有职称评定要求，因此在投稿过程中具有“就高、求快”的心理。在投稿初期，作者通常会向意向期刊中评价指数较高的刊物投稿，而这类刊物因为来稿较多，故处理周期较长，少则6～8个月，多则1年。若作者在等待这类期刊审稿结果的同时，将稿件投向其他评价指数相对较低的刊物并提前收到录用通知，一旦首投期刊向作者表明录用意向，即使首投刊物的录用时间及录用条件更加严格，作者通常也仍然会选择前者，并向后者提出撤稿要求。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对于弱势期刊的编辑、出版单位及意向投稿者都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不仅助长了以刊评文的不健康评价机制，而且会使期刊水平失衡现象呈现马太效应。因此，加快期刊评价改革，推动中外学术期刊同质等效、早日去期刊特殊化对于优化出版伦理落实具有特殊意义。(2)严格监管制度，加大出版伦理失范行为的打击力度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术论文出版中存在不少、花钱买论文的现象，其服务提供方或以个人受理的形式，或采用假称取得期刊的收稿权的非法收稿的形式，或伪造成期刊官方投稿系统收取稿件再以审稿不通过为由推送给其他利益相关期刊的形式进行盈利。以上行为不仅给作者的人身及经济利益带来了损失，严重影响了期刊的正常运营，造成稿件与作者流失，也对我国学术环境及期刊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结合作者工作经验发现，这类事件的维权通常较为困难且成本较高。有时无法联系到侵权者，有时即使联系上了侵权方，对方也是采取不回复或消极应对的处理方式。因此，需借助国家和行业层面力量断绝非官方渠道的收稿行为，如出台相关政策严格网站经营范围;加强网警巡逻;对于收到投诉的非法收稿的网站或邮箱，一经确认立即封禁，及时止损。

5．建立出版伦理档案

借鉴国际成熟经验，编辑部可采用在线投稿系统、鼓励并逐步要求作者提供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OpenResearcherandContributorID，ORCID)建立个人学术身份档案，以此清晰认定作者身份，并将研究人员与他们所有的研究活动信息(包括出版物、数据集、与研究机构的隶属关系以及资金支持等)相关联，进而改善信息流、形成个人学术档案。由于ORCID日益增强的互操作性和得以跨越不同研究信息平台自动同步更新的相关信息，出版工作者可以借用它了解身份识别码指向者的研究成果及研究行为，从而采取相应的编辑加工方式、细化筛选过程，防止发表那些可能不符合出版伦理的论文。其次，借用ORCID指向的唯一性，一旦发现出版参与者伦理失范行为出现，可在行业组织内公开通报批评［14］，从而对那些意图违反出版伦理的出版相关者起到一定警示作用，达到约束效果。

6．提高出版从业者自身素质

出版行业从业者作为出版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其学术水平、为人处事能力、道德水准均会对出版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注重提升出版从业者自身素质，实现在出版前对出版的动机审查;在出版过程中建立责任心强、专业过硬的期刊人才队伍对出版的方式和手段进行监督;在出版后对出版行为和出版效果评价的全程跟踪机制。

五、结语

我国出版伦理研究具有进度落后、深度不足、理解片面的特点，这使国家与国际学术期刊接轨、发展世界一流期刊的愿景产生一定差距，因此，加强出版伦理的宣传与教育、壮大研究团队、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完善相关政策、建立出版档案、提高出版从业者自身素质势在必行。同时，鉴于出版行业新兴事务的产生与发展，其相关出版伦理的配套研究也应早日提上日程。

参考文献:

［4］胡虹霞．出版伦理研究综述［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7，25(7):8～10．

［5］赵萌．期刊出版过程中应该重视的伦理问题［J］．中国组织工程研究，2018，22(36):5738．

［6］雷鸣．论市场经济与出版伦理［J］．湖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2):117～120．

［7］曾元祥，方卿．中国学术出版伦理建设［J］．出版科学，2014，22(5):48～50．

［8］谢文亮．科技期刊诚信危机治理的制度规范与伦理建设［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8，29(7):657～663．

［9］宋官龙．违背出版伦理的类型、实例及原因分析［J］．今传媒，2018，26(5):41～42．

［10］徐海丽．学术不端行为及其预防措施［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26(6):545～551．

［11］姚青群．学术期刊出版伦理的困境研究［J］．编辑之友，2015，(8):35～38．

［12］胡虹霞．出版的伦理与伦理的出版［J］．编辑之友，2013，(12):39～41．

［13］付国乐，汪旭婷，张昕，等．学术出版的最佳实践:ISMTE首届亚洲会议综述(Ⅰ)［J］．编辑学报，2016，28(6):612～616．

［14］冷怀明．撤稿引出的出版伦理问题与处理［J］．编辑学报，2018，30(6):558～560．

作者：任宇 荣翠红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