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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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7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文学期刊的媒介环境和文学环境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十七年”和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期刊是推动文学思潮的重要力量。从“新华颂”到百花文学，从“干预现实”到工农兵写作，文学期刊与文学创作步调一致，联袂上演紧跟潮流的时代合唱。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文学期刊以自身的办刊实践把握现实的脉动，成为推动思想解放进程的生力军。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期刊开始追寻主体性，探索个性化的办刊路线，期刊格局从步调一致向多点开花过渡。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到新体验小说、新状态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从“新生代”“60年代出生作家”到“70后”“80后”，期刊策划深度介入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文学期刊作为发表原创作品的主要阵地，不仅是展示文学发展最新动向的文化窗口，而且是培养新作家、孕育新思维的精神土壤。20世纪末，随着网络媒介的崛起和纸质媒介的边缘化，文学期刊对阅读风尚和文学思潮的引领作用有所弱化，但依然以其擅长的方式影响以纸质媒体为主阵地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譬如底层写作和非虚构写作潮流就是由文学期刊发起并在期刊平台展开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突出表现为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促动与领航作用。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文学期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显赫地位，以新的角色和新的方式介入文学创造与文学传播，但其作用与贡献依然不可低估。

潮流的引领者

文学思潮是指在特定的时空内形成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潮流，并且与当时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精神需求相互呼应。文学社团、文学流派都可能扮演文学思潮的推手，更不应忽略的是文学期刊。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期刊发挥了重要的聚合作用，既是新作展示平台，又是培养文学新人的孵化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至1951年，百花时代的1956年至1957年，新时期初期的1978年至1981年，这三个时段新的文学期刊蓬勃生长，形成了引人注目的三次“创刊潮”，改变了原先的文学格局，给当代文学带来充沛的活力。而且，当代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期刊基本上都在这三次创刊潮中诞生，这实在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现象。一方面是新刊物如雨后春笋一样破土而出，另一方面是新作家新作品的集中涌现，在此基础上孕育了开辟新风的文学潮流。期刊的多样化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可能性，注入了新的审美元素，各种文体都有施展空间，拓宽了审美探索的道路，激发了文学文体缤纷多彩的发展态势。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思潮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文学期刊无法决定当代文学思潮的演进轨迹，发挥的往往是顺应时势的推动作用。就历史演变而言，“十七年”文学期刊更多地被社会政治潮流所驱动，文学思潮往往是社会政治潮流的一个侧面，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轨迹与政治潮流具有同步性。在“十七年”时期，《文艺报》第一时间传达面向文学的政治动向，最新的文学政策，解读文学导向的变化，对文学发展提出新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文艺报》是“十七年”文学思潮的风向标。《人民文学》作为文学期刊的领潮者，在文学潮流的形成与更迭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它既是期刊样板和规则制定者，又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进入新时期以后，《人民文学》推动了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的思想解放进程，《今天》为朦胧诗的生长提供了抱团取暖的空间，《上海文学》《作家》是寻根文学的弄潮儿，《收获》以锦衣夜行的方式扶持“新潮小说”，《钟山》为新写实小说摇旗呐喊，《钟山》《作家》《山花》《大家》以“联网四重奏”培育新生代小说。这些案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学期刊催生文学思潮的作用机制。必须指出的是，文学期刊并不是文学思潮发生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期刊的变化会影响文学思潮的演化过程与内在结构。作为一种媒介，文学期刊可以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力量传导到文学创作环节。因此，不能过分夸大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作用。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学期刊只能甘于被动。文学期刊通过借力的方式，可以影响文学思潮的流向，赋予文学以特殊的时代内涵和人文品格。引领潮流的文学期刊都能敏锐地把握时代的新动向，以前卫的文学观念发现新的文学力量，以创新的编辑理念推广新的审美范式。而那些随波逐流的文学期刊，只能在跟风中迷失。不同类型的文学期刊在文学思潮发生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明显的差异，影响力越大的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推动作用越大

边缘的守望者

文学思潮是影响文学期刊的重要力量。文学思潮如同一个个文化漩涡，会形成强大的向心力，驱使边缘的文学期刊汇入主潮，在价值定位、美学趣味、文体追求等方面趋于一致。在林立的中外文学期刊中，引领潮流的期刊毕竟是少数，被文学思潮所裹挟的期刊占据了绝大多数。许多期刊如同波涛汹涌中的小舟，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甚至被浪涛所淹没。在某种意义上，追逐潮流是文学期刊的常态，也是文学期刊参与文学进程的一种方式。而且，大多数当代文学期刊的同质化问题，其根源之一就是对潮流的顺应。当代文学期刊发展的潮涌性特征——创刊潮、改名潮、改版潮、扩版潮——恰恰表明期刊潮流与文学思潮、社会思潮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十七年”文学环境中，文学期刊被纳入行政体系中，文学思潮的扩展遵循从上到下、从中心到边缘的原则，由《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国家级刊物向省市级、边缘地区的刊物传达。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媒介格局向多元化过渡，不同类型的文学期刊的生存环境和媒介影响力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是处于顶端的文学期刊在文学边缘化和期刊边缘化的夹击下，其影响范围大大缩小，往往局限于文学圈内部，在文学期刊内部也不再有往日的不可替代性。其次，边缘期刊以人无我有的办刊路线，打造鲜明的期刊特色，这种群体性崛起的现象如同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为文学期刊注入活力，悄然改变了文学期刊的发展格局。文学思潮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波澜壮阔的主潮风景，忽略了文学潮流发生、发展与消退的过程。以寻根文学为例，大多数文学史教材将之定位为改革文学之后创作调整的结果，认为是知青作家及其同代人从乡村历练中汲取文学智慧，重新接续断裂的文化根脉。《上海文学》《作家》《西湖》等杂志为了推动寻根的文学实践，用力颇深。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上海文学》和“杭州会议”对于寻根文学的推动作用常常被过分放大，其他刊物的贡献被习惯性无视和遮蔽。也就是说，文学期刊对于文学思潮的作用，在通常情形下是众多文学刊物的合力。研究者不能草率、武断地归功于高举旗帜、提出口号的刊物。不少边缘刊物为处于孕育阶段的文学思潮预热，在潮流汹涌时积极呼应，它们的贡献不应被漠视。在文学期刊发展史上，领潮的刊物必然受到重点关注，为此使得大多数刊物陷入赶潮的怪圈。回顾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大多数刊物都是潮外刊物或边缘刊物，默默无闻，自生自灭。事实上，当代文学期刊史上并不缺乏不为潮流所动却个性鲜明的刊物，也有一些有意疏离潮流自成一格的刊物，而恰恰是这些刊物的存在，使得当代文学期刊和当代文学版图都变得丰富而生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成功的文学刊物自觉地强化个性意识，避免盲目赶潮，与各种喧闹的文学思潮保持必要的距离，不向潮流妥协，规避劣势，谋求错位发展。很多轰轰烈烈的期刊行为和文学口号并不是文学思潮。文学思潮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广泛的，还是持续性的。《北京文学》的“新体验小说”、《钟山》的“新状态文学”作为文学期刊的栏目，如同天空中绽放的烟花，转瞬即逝，并没有在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90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的文学策划以编辑为核心，集结了相当数量的作家和批评家，推出了一大批的文学口号与文学命名。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策划潜在地改变了文学格局。文学史家在面对90年代以来的文学时，首先必须清理的就是由文学策划留下来的泥沙俱下的各种名词。文学思潮不能与文学流派、作家群体、时代风格混为一谈。在文学和期刊双重边缘化的处境中，文学期刊不应该热衷于制造“思潮”，思潮是内外联动的文学趋势，人为策划的“思潮”往往难于落到实处，最终成为随风而逝的泡沫。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期刊已经失去了引领潮流的能力与机遇。21世纪以来，文学期刊求新求变，不断推出新面孔，扶植“80后”“90后”“00后”的作者，发现新人是活力之源，可过度炒作和拔苗助长容易导致种种扭曲的现象。文学期刊既不能漠视自己的目标读者，也不能迎合或讨好读者，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内容优势。文学期刊应当以书面语言为根基，为之注入鲜活的时代元素，推动其发展与创新，让根深叶茂的老树开出新花结出新果。闭门办刊是当代文学期刊的痼疾，文学期刊要引导民众和潮流，就不能与现实隔离，应当密切关注现实生活，深入挖掘时代精神的复杂内涵。文学期刊要打造多数人共享的文化和思想，关注时代和现实是根本所在。而且，对时代和现实的反映不是赶潮式的合唱，是有深度的、独立思考的、艺术化的表达。在21世纪的“底层写作”“打工文学”“非虚构写作”潮流中，尽管扎堆出现的作品常常具有同质化的特征，但这些以文学期刊为根据地的文学潮汐，精准地把握了时代的脉动，与现实进行介入性的、多向度的对话。尽管在纸媒衰落的总体趋势中，文学期刊的寂寞近乎一种宿命，但文学期刊作为边缘的守望者，依然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居间的摆渡者

文学期刊不仅是研究文学思潮的一种视角，还是研究文学思潮的一种方法。文学期刊作为一种媒介，将文学的外部环境与内在世界连接起来，将作家、读者、编者聚合起来，而且文学期刊也以自己的办刊实践介入文学潮流，培育自己的作者群体，推广自己的文学主张，及时反映文学创作的最新动态，助推文学流派的生长和文学创作风格的发展。文学思潮是衡量文学期刊历史价值的一种参照系。研究主体应当以文学思潮为重要的参照系，衡量文学期刊对于文学发展的真实贡献与局限。在现有的文学期刊研究成果中，一些学者在研究文学期刊与文学思潮的关联时，常常会过度夸大文学期刊的作用。要准确把握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思潮的关系，其一不能忽略作者、读者与编者的三边互动，其二不能忽略文学期刊的媒介关系。首先，文学思潮的面貌由写、编、读三边互动的合力共同塑造。通行的文学思潮研究往往过分突出作家和作品的重要性，媒体与编者、传播与读者对于思潮的作用经常被低估乃至无视。耐人寻思的是，包括专业读者（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文学史家、文化记者、文艺官员等）和普通读者在内的读者的贡献被长期冷落。任何一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发动与推进，离不开读者的精神吁求与审美反馈，读者的意见不仅是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和编者改进工作的动力，而且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创作与编辑进程之中。翻检当代文学期刊刊发的读者来信，不难发现“十七年”文学期刊大都有相关栏目展现读者意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期刊都不再刊发普通读者的意见。《小说月报》在1984年创立两年一届的百花奖之后，一直采用读者投票的评选方式，完全以票数为依据，并设立责任编辑奖和读者奖，在全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文学思潮是文学与时代、文学与现实的共鸣，是多重力量在一个精神交汇点上的碰撞。因此，对文学期刊与文学思潮进行关联分析，应当注意到期刊作为写、编、读之间的摆渡者的角色与功能，这样才能准确地、动态地把握文学期刊在文学思潮发展中的真实作用。其次，文学思潮的媒体轨迹是多种媒介形态联动的历史进程。在7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学期刊的浮沉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文学期刊在文学媒介中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媒介之间的互动方式，不仅会影响其推动文学思潮的力度，而且会影响其引领潮流的机制与方式。从已有的当代文学史著述来看，尽管专门论述期刊与思潮的篇章不多，但在考察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文学思潮发展脉络时，往往只提到期刊的作用，其他媒介如报纸副刊、图书出版、影视等都被忽略。潮流的发动与扩展，离不开多种媒介之间的互动与呼应。各种时代力量形成的合力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发生与发展，将一些标志性文学期刊描述为引领文学思潮的主导者，显然有悖事实。随着媒介格局的演变，先是影视凭借其视觉魔力抢夺了文字艺术的主导权，使得小说成为影视作品的跟班，紧接着网络以其辐射性更强的传播优势，把纸媒日益挤向边缘。

在文学思潮的演进轨迹中，文学期刊的影响力确实在下降。譬如不少期刊设置与影视、网络有关的栏目，越来越多具有影视脚本特征的“小说”受到著名刊物的垂青。新媒体对文学的影响，从语言渗透到思潮联动，从跨媒体写作到类型化定制，重塑了文学格局。在媒介日益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影响力客观上呈现下降趋势，但扬长避短的融合发展、错位发展，也为文学期刊带来了新的机遇。文学期刊在电子媒介的包围之下，其影响力的范围和规模都受到限制。面对新的挑战，文学期刊应当积极探索媒体融合之路。在新的媒体环境中，文学期刊与其他媒介的融合并不是转型为电子媒介的延伸。文学期刊不能脱离新的媒体环境，但不能沉溺于变脸游戏，不能把网络文学与影视文学作为主要发展方向。否则，文学期刊就成了网络媒介与影视媒介的附庸，成了网络文学与影视作品的说明书，其发展空间和艺术可能性都被压缩与限制。也就是说，文学期刊成为影像、网络的注释，它仅仅是一种附属产品，是一种完全可以被替代的选择，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文学期刊作为一个居间的摆渡者，既不能自我封闭，也不能以放弃自我的代价追新逐异。当研究者把文学期刊作为一个同时扮演多重角色的摆渡者来进行考察时，文学期刊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就不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开放的、动态的，是多重力量的聚合和多种途径的交叉。在立体的参照下，我们能够摆脱线性思维的简单判断，就更容易看清文学期刊的优势与劣势，更为客观地衡量其贡献与局限，对文学思潮的动力机制、运行轨迹和文学史影响也会有新的认识。

作者：黄发有 单位：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