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变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进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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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介技术的革新使受众阅读方式和学术期刊出版形式均发生变化。本文基于媒介环境和国际学术期刊发展模式，对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发展进程进行梳理，在分析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现状的同时，对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未来发展加以展望。

［关键词］媒介变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网络首发

一、技术革新：媒介改变了我们的现状

阿瑟在《技术的本质》中指出：我们无法抛弃技术而去谈时代，因为技术总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能代表一个时代的特征［1］。结绳记事、契木为文使人类逐渐挣脱语言的禁锢，龟甲兽骨、布帛竹简让文化的传播冲破时空的枷锁，印刷术的问世让信息和知识突破地理环境的限制，而当下，电子媒介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延伸。媒介的变革在使知识的获取变得更自由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出版行业的发展。媒介的基本功能是储存信息并加快其传播，在实现了记忆与知识的暂时疏离后，媒介载体的不断更新使知识和文化以一种更为便利的方式进行保留、传播和采集。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媒介或技术产生的“讯息”，就是由它引入人类事务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2］。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自此，互联网技术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3］。2013年，中央财政下拨年度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48亿元，重点支持新媒体、网络应用、数字设计、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文化和科技融合领域［4］；“十二五”时期，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从2011年的1378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4404亿元，年均年增长率达32%，数字出版在新闻出版产业总收入中占比已超过20%，仅次于印刷复制领域，成为新闻出版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5］。正如基特勒所认为的媒介决定了我们的现状，数字化的不断推进使受众的阅读习惯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9.3%，较2018年的76.2%上升了3.1个百分点［6］。国民阅读习惯逐渐由纸质出版物转向数字出版物。信息数字化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从传统媒介转向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沉醉其中的网络用户逐渐呈现数据化、表演化、节点化和并发性的特点。摆脱实物羁绊的数字化出版使受众的阅读习惯从信息内容的整体索取转向碎片化浏览，从特定的仪式化阅读演变为随时随地的可移动化学习。受众对知识的渴求也日益增长，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的接受，或是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苦苦寻觅，而是更倾向于利用更便利的途径主动获取自己所需的目标内容。受众阅读习惯的变化将出版行业置于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之中，耗时长、发行速度迟缓、便携性较差、检索能力较弱的传统出版物已不再是读者获取信息的首选。2020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9—2020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该报告显示，2019年国内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9881.43亿元，比上年增长11.16%。其中，互联网期刊收入达23.08亿元［7］。传统媒体式微、电子出版渐强的局面逐步形成。

二、数字出版：媒介变迁下的学术期刊

1984年，浦尔在《自由的技术》一书中提到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趋势，即将多种信息媒体有效结合，集中处理。在数字技术不断更迭的浪潮下，学术期刊的出版形式和传播方式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由大型学术出版集团学术期刊检测平台联合建立的网络出版平台开始迅速发展［8］，并形成了爱思唯尔出版集团的ScienceDirect、施普林格出版公司的SpringerLink和约翰•威利出版集团的InterScience三足鼎立的局面。三大网络出版平台各自优势明显：ScienceDirect收录的电子期刊覆盖24个学科，数量超过2500家；SpringerLink汇集了更高品质的学术内容，并全部提供参考文献链接、检索结果、社群书签以及最新的语义链接等功能；InterScience数据库中有超过400种期刊、图书等其他形式的出版物，共有文献超过150万篇，许多期刊的收藏可回溯至创刊号［9］。20世纪末，施普林格出版公司率先启动数字出版，使文章可以通过数字对象标识符（DOI）进行检索和引用，加速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这种数字出版的新模式获得了作者和读者的广泛认可。随后，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的理念获得了国外大量知名学术期刊和出版机构的积极响应并付诸实践。目前，通过对国外大型出版集团的调研可发现，SCI影响因子排名前200的自然科学期刊、SSCI排名前100的人文社科期刊，均已采用单篇文献网络发表的方式进行出版传播，传统出版模式已悄然改变。对于期刊而言，出版速度对刊物影响力的塑造作用不容小觑。作者在选择刊物时，除了考虑期刊本身在业界的学术影响力之外，刊发速度也是影响作者投稿的重要因素——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前提下，刊发速度越快意味着文章与读者见面的时间越早，其下载量和被引量也会相应提高。然而，据统计，我国传统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自收稿到出版的时间通常为3~4个月，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少则4~5个月，多则一年以上，核心期刊的出版往往需要更长时间。严重的发文时滞意味着很多学术观点失去应有的影响力，严重制约了学术成果的传播。过长的出版周期使部分一流学者将目光投向期刊影响力更高、发文速度更快的国外期刊，这种高水平文章的外流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学术期刊的权威性和国际竞争力。为适应国际学术期刊的信息化趋势和瞬息万变的竞争态势，维护中国学术文化话语权，2010年，中国知网率先推出了“中国学术期刊优先数字出版平台（OnlineFirst）”，4000多家学术期刊编辑部积极响应，开展了内容与印刷版完全一致的单篇或整期刊物的优先数字出版［10］，试图打破我国期刊界长此以往的“先印刷后上网”的传播流程。然而，由于优先数字出版阶段的文章缺少正式出版物资质的载体，国内科研管理部门对这种全新的数字出版模式多数持观望态度；同时，由于缺乏标准出版规范，优先出版文献在引用统计上有待完善。在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探索中，我们也发现，优先数字出版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出版时效，但与印刷完全一致的形式要求也局限了成果的表达空间和传播效果。因此，要推动我国学术数字出版转型，首先要突破上述瓶颈，并重新构建一套完整的出版传播全流程数字化平台。

三、网络首发：奋起直追的中国学术期刊数字化

一种内容、多种媒体、复合出版是大数据时代学术出版的要求［11］。为加强电子出版活动管理，促进多种出版模式发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5年4月启动了网络连续型出版物规范管理试点工作，并批准出版《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AJ-N），作为国家网络连续型出版物规范试点工程，数据库形态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得到了制度层面的支持与认可［12］。为配合《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AJ-N）的推出，2017年7月11日，我国第一个连续型网络出版物试点项目支撑系统——《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CAJ-NP）在第七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正式。该平台不仅支持期刊录用定稿的网络首发，同时支持增强出版等新型数字出版模式，是我国学术期刊进入数字化时代迈出的重要一步。网络首发是指按出版网址和时间确认论文首发权后，将论文全部或其根文献在期刊印刷版出版的方式，平台在编辑部对内容审核的基础上，对上传的每篇网络首发论文进行三审三校后第一时间通过中国知网全球传播，这一模式构建了完整的数字出版传播体系。以“录用定稿网络首发”“排版定稿网络首发”“整期汇编定稿网络首发”三种不同形式对学术文献进行传播。作为学术期刊的网络原创文献首次平台，除了传统的论文出版模式外，网络首发还通过增强出版、协创出版和数据出版的方式，将作者在文章中由于版面限制而未能详细表达的部分以视频、音频、图片、表格等形式进行多维度展现，突破了传统出版的版面限制和形式禁锢，在增强文章可读性的同时，将学术思考的过程由点及面结合起来，为学术传播构建一个良好的知识循环体系。对于期刊而言，传播速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期刊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影响力。在国内，受办刊方式和人员编制的制约，社科期刊的出版速度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也导致了一稿多投、优质文章流失等诸多问题。录用定稿网络首发，为期刊提供了稿件在排版前的通道，旨在使优秀的研究成果（核心观点）第一时间得到传播，并承诺了平台审核的时间（科技论文24小时、社科论文48小时）。经统计，出版时间较印后上网篇均提前了43.17天。同时，提前传播也对刊物的引证数据产生了深度的影响，以“中国经济”“图书馆、情报学”两大类别为例，自2017年7月至2019年年底，两大类别的网络首发期刊的篇均即年下载、即年被引量均持续增长。其中，“中国经济”学科篇均即年下载量由142.76次增加到368.58次，增幅158.18%；篇均即年被引由0.46次增长到1.18次，增幅156.52%；而“图书馆、情报学”学科篇均即年下载量也由128.68次增加到196.58次，增幅52.77%；篇均即年被引由0.43次增长到0.71次，增幅65.12%。以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例，截至2019年，网络首发文章占总发文量的35.15%，首发文章产生的即年被引占总被引的44.66%，并额外贡献9.51%的被引频次。网络首发如同“学术成果高速公路”，带领中国学术期刊驶入快车道。作为有正式刊号的网络期刊，网络首发所发论文为学术期刊正式出版论文，由期刊社和CAJ-N共同为作者颁发证书［13］，不少学术期刊编辑部也明确表示网络首发与纸刊有同等学术效力——这对于学术期刊数字化已然是一个重大的飞跃。但从增强出版的拓展和评价体系的完善角度来看，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推广和普及仍任重而道远。

四、革故鼎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新要求

小众化生产、大众化消费是学术期刊独有的特征［14］。专业性的内容使受众本身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加之长期受到国家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学术期刊并未明显受到数字化浪潮和市场化的冲击。但面对全球学术环境的巨变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更迭，学术期刊在体现其文化属性的同时，也应当具有包容性和灵活性。在积极适应外部出版环境变化的同时，应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优化，承担起学术期刊自身的社会责任。

（一）由出版结果向出版过程转型当下，我国学术期刊以高等院校、研究院为主办单位，采编、校对、印刷、发行等均已形成一套固定的出版模式。然而，相比由于长期工作习惯导致的对传统传播介质在心理上的依赖，真正阻碍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原因是对学术出版固有的刻板印象。一直以来，学术期刊都是对作者最终产出的学术内容进行审校出版，而忽略了作者在研究阶段的思维过程。但实际上，那些未能呈现作者最终结论的研究内容往往囿于主题、版面、文章完整程度等原因，使作者不得已将部分优秀的研究成果暂时搁置。这种“重结果轻过程”的学术期刊出版模式在限制作者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影响到读者通过对作者观点的全面了解而进行发散思维的可能。不少学术期刊意识到这类问题后，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如对国家重点项目、青年项目等分阶段性的学术成果进行追踪，但传统出版模式在时效性和表达形式上仍存在缺陷，学术思维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很难一一具象。对于未来的学术期刊出版，应利用技术优势将出版的流程整体前移，学术期刊出版不再只满足于做知识传播中的最后一环，而是积极参与到整个学术研讨过程中，捕捉作者各个阶段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及时的数字化出版。除了文字，部分内容可以通过视音频、图表等形式进行展示，在及时、清晰地记录作者思考过程的同时，更好拓宽读者的思路。

（二）由出版文献向出版知识转型传统的学术期刊是以单篇或整期的形式进行知识传播，知识以整体的方式被读者接受。带着问题的读者通常专注于对某个知识点的探究，而在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中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内容往往事倍功半。换句话说，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学术期刊只单纯起到了传播和扩散的作用，并没有形成“带着问题做出版”的意识。当下，数字出版在保留了整合传播服务大众知识需求的基础上，对文章内容进行了二次加工处理。将学术文章化整为零，把每篇文章中的创新点加以提炼，大到学术概念、科研结果，小到实验方法、操作步骤，并将清洗、加工出来的同类型内容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知识元数据进行出版。这意味着文献不再是出版的唯一形式，只要内容具有学术意义、富有创新意识，或者对读者有价值，即便只是一组数据也可以通过出版的方式取得成果认定。目前，国内多家学术机构也开始积极探索这种全新的出版模式，这一出版模式，为特定形态的知识单元提供了认定和出版载体，在提高了出版内容核心价值的同时，实现了知识应用的最大化。在数字出版模式下，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引领者，可以使更多学术成果“才尽其用”，满足读者碎片化获取知识的需求。总之，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推动下，技术的每一次革新绝不意味着对传统模式的简单替代，而是给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体增加了更多的想象空间。数字内容产业的不断壮大，对学术出版行业是一次全新的机遇和挑战，知识生产和传播模式要顺应趋势开拓革新，才能使知识传播效果和受众覆盖面最大化。因此，学术期刊要充分发挥主体优势，借助平台和技术构建各自领域的学术共同体，迎接数字出版时代。

作者：栾天琪 段竺辰 单位：《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