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编辑人才转型困境与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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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学术期刊出版的不断融合，学术期刊进入智能出版时代。学术期刊编辑作为学术期刊出版环节中的核心竞争力和根本保证，其能否顺利转型关系着学术期刊出版能否良性长远发展。文章通过分析智能出版时代学术期刊出版现状，发现智能出版时代学术期刊编辑人才转型面临编辑创新思维不足、编辑责任主体意识缺失、智能出版技术设备短缺等困境，从而提出学术期刊出版机构要在培养编辑人才创新思维、提高知识服务水平、建立健全编辑培养考核反馈机制、明确责任主体意识、加大技术设备投入等方面寻求学术期刊编辑人才转型培养的路径。

［关键词］智能出版；学术期刊；编辑人才转型；编辑人才培养；责任主体；价值理性

数字时代，以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技术迭代发展迅猛，促使数字经济进入智能经济的新阶段［1］。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其中指出要“促进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产业应用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优化制度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结合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特点，探索创新成果应用转化的路径和方法，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2］。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与学术期刊出版融合，促使学术期刊在内容生产、流程再造、知识服务、传播方式等方面不断创新变革，向智能出版的方向发展。编辑人才是学术期刊出版环节中的核心竞争力和根本保证，因此，学术期刊出版机构须认清智能出版发展的新趋势，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深入分析智能出版发展背景下的出版业态新特点，探索培养适应传统出版和智能出版融合发展要求的多元化、复合型编辑人才的路径。

一、智能出版时代学术期刊出版现状

（一）人机协同内容生产

智能出版时代，在作者创作环节，智能机器可以辅助作者完善论文，如中英文摘要的翻译与改写、智能生成参考文献等。在技术赋能下，语音录入、机器校对和机器写作等已成为一种新的内容生产形态［3］，智能机器可以协助作者进行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和研究。如施普林格·自然出版了学术图书《锂离子电池：机器生成的当前研究摘要》，其作者BetaWriter是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应用计算语言学（ACoLi）实验室的AI研究人员开发的一种算法［4］。在编辑加工环节，智能机器可以协助学术期刊编辑完成重复、机械的工作，如勘误、校对、核红等，并自动建立自动分析和纠错系统。与传统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相比，集审、编、校一体化的智能出版系统可自动完成对论文学术不端的检测，不仅可以识别字词、近似语句表达，还可以识别论文中的图表，判断其是否系伪造。

（二）算法加持下的选题策划与同行评议

智能出版时代，传统的选题策划模式逐渐向智能化模式转变，在大数据算法的加持下，智能机器通过对海量互联网信息包括知识图谱、引文数据来源等进行分析与整合，判断当前的学术研究趋势，向学术期刊编辑提供智慧化、多维度的选题方案。一方面，智能机器基于大数据算法的深度挖掘与学习能力，可以分析专家学者的学术背景、研究方向，从而高效匹配与期刊定位相符的潜在作者，以便编辑实现精准约稿。另一方面，智能机器强大的数据整合能力可以帮助学术期刊编辑寻找且精准匹配相应的审稿专家。在同行评议的过程中，智能机器不仅可以分析专家的审稿意见，还可结合审稿专家的学术背景对审稿专家进行评价，这有望提高同行评议的效率与质量。

（三）传播阶段更为精准个性的推送服务

学术期刊从传统出版向智能出版转型，贯彻精准推送思维尤其重要，其是学术期刊知识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面对不同学科、专业的用户群体，学术期刊需要把握他们的真正需求，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知识服务。与传统出版相比，智能出版的传播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以用户为导向，精准定位学术期刊的读者，实现传播的“千人千面”。智能技术可建立编辑与作者、审稿人、读者等的多向互动关系，实现学术期刊内容的精准推送，帮助其在激烈的同质化竞争中取得优势。智能机器通过出版平台的大数据对用户进行画像，分析他们的阅读环境、阅读兴趣、阅读习惯甚至是研究方向，再对用户进行分类、描述、定位，提供契合用户需求的知识服务，增强用户对期刊的黏性。

（四）场景化阅读体验和更强的交互体验

场景理论的核心是软要素信息的智能匹配与传播场景的营造。随着信息的爆炸式增长，现代人的阅读场景更趋向于碎片化，学术期刊的使用场景逐渐由家中、办公室、教室、书斋以及图书馆等块状场景延伸到交通工具、休息空间等碎片化场景［5］。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用户会因为场景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阅读需求。智能出版借助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可实现场景与场景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其能营造阅读场景，为读者提供逼真的场景互动，有助于丰富读者想象、激发作者灵感。另外，随着社交机器人的出现，其能带来更高效率的交互体验，作者、专家、读者通过与社交机器人互动沟通可更快地了解稿件进展，而关于投稿、审稿等一系列问题也有望得到社交机器人及时准确的回答，这可以大大提升学术期刊的服务质量。

二、智能出版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的转型困境

（一）智能出版技术冲击下的编辑创新思维不足

智能出版技术对学术期刊内容生产过程的渗透，可以取代传统编辑环节中的勘误、校对等环节，重塑传统学术期刊出版的流程，这样的改变无疑会让许多编辑对自己的职业价值产生怀疑。智能出版时代，学术期刊内容出版的流程再造要求编辑完善个人知识结构，提升个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等能力，若编辑思维固化、保守，缺乏将传统出版流程与新技术相结合的创新性，则无法很好地适应智能出版时代的要求，从而对自身转型造成不良影响。

（二）知识服务需求与编辑角色定位认知的偏差

智能出版给知识生产带来新的契机，推动出版业不断向提供知识服务方向发展。智能机器可以更高效地提取、保存、传播学术期刊论文中的图表、数据集、参考文献等学术数据，也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用户的个性化需求，提供更好的知识服务。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要求编辑认识自身角色，即其要从完成传统出版流程向提供智能化知识服务和多样化的数字产品转变。若编辑对自身角色定位认知存在偏差，则会造成学术期刊的智能化出版转型滞后，且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三）责任主体意识缺失，技术伦理界限不明确

学术期刊内容生产向智能出版的转型过程中也会带来新的伦理问题，不仅涉及价值理性、技术伦理，还关乎人的主体地位。从学术期刊的本质来看，现阶段的智能出版技术是缺乏认知和行动能力的，有资格、有能力承担责任的主体还是人类。若编辑责任主体意识不足，则会模糊技术伦理的界限，引发学术不端、信息安全、算法偏见等问题，还有可能侵犯用户的知情权、隐私权等权利。

（四）技术设备短缺等客观培养条件局限

面对智能出版技术的快速发展，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应及时引入新技术，更新原有老旧设备，但现实中学术期刊出版机构适应新技术往往面临一定的困境，其可能因经费不足而难以增加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这也是造成学术期刊编辑转型困难的原因之一。另外，在现有的编辑培训课程中，关于智能出版技术的培训也存在师资不足、课程设置不足、缺少实践操作课程等问题，从而限制了智能出版时代学术期刊编辑的培养。

三、智能出版时代学术期刊编辑人才培养路径

（一）培养编辑创新思维，提升人机交互编辑力

智能出版时代的编辑力是指编辑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完成数字内容生产、人机交互流程管理、智能发行传播等工作的能力［6］。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科研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学术内容的生产方式和编辑出版模式都产生巨大变革，科研人员和专业人士所需求的知识服务模式也更加高效化、智能化［7］。智能出版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是多元化、多层次的编辑人才，不仅是数字技术人才，而且是智能化服务人才、大数据研究人才、学术支撑服务人才、国际化服务人才等。这要求编辑要具备智能出版新思维，不断完善自身知识结构，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有充分的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的认知，熟悉智能出版内容生产和运营维护，要将智能技术与编辑专业优势相结合，并以此为转型借力点进行专业创新。在编辑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学术期刊出版机构要注重培养编辑的创新思维，以提升其人机交互编辑力，推动编辑实现自我突破。

（二）技术赋能提高知识服务水平

技术赋能是指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习研究及行业实践中，研究者具备准确选择技术工具、创新应用技术手段、为传统的实践或研究工作赋予技术基因的能力［8］。从学术型知识服务角度来看，用户需求可分为文献资源层需求、知识管理层需求、知识交流层需求、知识评价层需求、知识创新层需求等［9］。这就要求编辑为用户提供的知识服务要契合用户的差异化分层需求。而在智能出版时代，智能机器可以大大提高知识服务水平，编辑通过准确选用合理的智能技术可更高效地调研用户需求、规范知识生产、创新知识传播，使知识的供需双方有效对接。

（三）建立健全编辑培养考核反馈机制

智能出版时代需要复合型编辑人才，这对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培养编辑人才的过程中，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应积极将智能出版技术、智能编辑技术、媒体融合、知识服务等相关知识及时融入各类培训课程中，同时也需要在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上实现创新。学术期刊出版机构不仅应在继续教育课程中增设智能出版、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伦理等相关课程，还应增加实践培训，以提高编辑运用新兴技术服务内容生产的能力。另外，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应建立健全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考核评价体系，同时应建立一套完整的反馈机制，以实现编辑培养过程的双向反馈交互。

（四）明确责任主体意识，坚持价值理性培养

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推荐等新兴技术改变了学术期刊出版原有的传播格局，冲击着以往的价值理念，引发新的伦理困境。一方面，算法是人设计的，必然存在一定的偏见，而由于技术的“黑箱”导致用户难以洞察这种偏见。在智能出版学术期刊内容的过程中，智能机器可能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了作者、专家、读者的个人信息，并且对他们的行为习惯进行画像，这个过程可能会侵犯用户的知情权、隐私权。另一方面，由于算法偏见的存在，智能机器对用户的评价有可能存在偏差和误导。因此，智能出版时代，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对编辑的培养要在强化技术思维的同时，注重对其价值理性的引导，明确其作为智能出版责任主体的地位，强化其责任主体意识，并要求编辑须掌握技术伦理的相关知识，以明确智能出版技术的伦理界限。

（五）保证智能出版技术设备等客观培养条件的投入

学术期刊编辑寻求自身在智能出版时代的角色转变，需要学术期刊出版机构创造一定的客观条件，让编辑能够接触和使用智能出版技术，对智能出版有具象化的认识。因此，学术期刊出版机构要配备必要的智能技术，增加此方面的成本投入。其要转变市场思维，探究多元化的盈利模式，通过提供更专业的知识服务来拓宽盈利渠道。同时，学术期刊出版机构要加强对编辑人才的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用户思维、跨界思维的融合研究和训练，以培养期刊智能出版人才，提升期刊编辑的核心竞争力。

四、结语

编辑作为推动出版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其能否适应时代变化并及时转型是学术期刊能否在智能出版时代获得良好前景的关键。智能出版技术能将编辑从传统出版的重复、机械的审编校活动中解放出来，让其逐步探寻自己新的“把关人”身份。学术期刊编辑在面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时，要转变思路，形成创新思维，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机交互编辑力。学术期刊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必然成为一种趋势，学术期刊出版机构要建立健全适应时代发展的编辑培养考核反馈机制，也要注意智能出版技术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牢固树立人的主体性，明确编辑的责任主体意识，促进学术期刊在智能出版时代良性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