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期刊类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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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贵州民国期刊的发展特点

民国之前，贵州即有期刊出版，最早的是1906年9月15日由贵州学务公所创办的《贵州教育公报》，主要刊载朝廷有关教育的圣谕、奏议，以及教育部门的文牍、法规、章程、教案、学术论说及杂录等内容，属官办期刊。该时期贵州共出版期刊4种，其中3种为官办，内容以政令为主。民国时期贵州期刊数量颇丰，据《贵州省志•出版志》《贵州版史研究》综合统计，约有353种。如果以创刊（复刊）时间为标准，民国初至抗战前有63种，约占贵州民国期刊总数的18%；抗战时期期刊有188种，约占贵州民国期刊总数的53%；抗战结束至新中国建立前有102种，约占贵州民国期刊总数的29%。显然，抗战之际是贵州期刊创办发行最为繁荣的时期。贵州民国期刊就其内容而言，包罗万象，有以政治为主，有以经济为主，有以文化为主，有以社会为主，有以自然科学为主，但更多的是综合了上述内容的刊物，不易细致划分。就主办者身份而言，主要有官办、民办和学校办3类期刊，此类刊物容易识别，故本文以主办者身份为标准划分期刊类型并分析其特点。

（一）民国初至抗战前贵州期刊特点

民国初至抗战前贵州共有63种期刊，较之于清末4种期刊而言，该阶段期刊数量有大幅度增加。官办期刊有《贵州政治公报》《贵州政报》《贵州教育会季刊》《贵州省政府公报》《贵州财政月刊》《贵州农矿公报》等31种，约占该时期期刊总数的49%；民办期刊有《贵州实业杂志》《贵阳文谊》《流波》《新青月刊》等15种，约占该时期期刊总数的24%；学校办期刊有《南明杂志》《达德周刊》《黔人之声》《黔人之声二周年纪念特刊》等17种，约占该时期期刊总数的27%。显而易见，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贵州官办、民办、学校办期刊共存，但仍以官办期刊为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民国建立后，倡导民主自由，鼓励实业发展，民间进步团体不断出现，故而民间刊物逐渐创办；民主共和思想与新文化运动兴起，反帝反封建斗争此起彼伏，学生关心国事家乡事，通过发行刊物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学校办刊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此外，贵州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发展，急需政府管理、引导，因而又出现了大量的官办期刊。还要说明的是，该时期贵州当局对新闻出版业管理较为薄弱，给期刊出版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就期刊发行的地域看，除贵阳外，遵义县（所办刊物为《新民月刊》）、赤水县（所办刊物为《少年大众》《寒夜之华》《流波》《新青月刊》）、安顺县（所办刊物为《晓鸡声》《安顺民教》）、镇宁县（所办刊物为《镇宁自治》）均有刊物被创办。遵义县和赤水县今属遵义市，安顺县和镇宁县今属安顺市，因此，如果按今天的行政区划，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贵州创办发行的期刊主要分布在今贵阳、遵义、安顺3市。贵阳明代以来即是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遵义是黔北重镇，既有“黔北粮仓”之称又是川盐入黔的必经之路，同时还是“沙滩文化”的发祥地，自古商贸文化发达；安顺晚清时商业就有“佳于黔疆”之美誉，民国又形成了“四大商号”商业集团，业务往来于江南、华南各省的大中城市[5]。由此看来，无论贵阳、遵义还是安顺，区域经济文化都相当发达，而刊物的出版发行恰好集中在上述地区，这说明贵州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的期刊出版发行与地域经济文化关系密切。

（二）抗战时期贵州期刊特点

抗战时期，贵州期刊有188种，较之于抗战前的63种增加了125种，增幅近2倍。尽管增幅不小，但与邻近的桂林抗战时期即创办了近300种期刊相比[6]，贵州仍较为落后。在这些期刊中，官办52种，约占该时期期刊总数的28%；民办72种，约占该时期期刊总数的38%；学校办期刊64种，约占该时期期刊总数的34%。与前一阶段相比，官办期刊在该时期总刊数中所占比例由49%到28%，下降了21个百分点。相反，民办期刊与前一阶段相比，在该时期总刊数中所占比例从24%上升到38%，增长了14个百分点；学校办期刊由27%升至34%，增加了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抗战时期贵州期刊数量总体增加，其中民办期刊数量增幅最大，学校办期刊位居其次，而官办期刊数量的增幅却有所下降。

二、贵州民国期刊内容

贵州民国期刊所载内容相当丰富，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方面：

（一）传播知识

贵州民国期刊内容繁多，但不同期刊传播知识的侧重点不同，如《国立浙江大学工程季刊》《矿冶园地》《机械工程》《土木通讯》《浙大园艺》《航工通讯》等突出的是对工科知识的传播，《步兵杂志》《防空》《防空军人》则凸显的是军事学知识，《卫育》《军医通讯》《军医杂志》凸出的是医学问题，《药学季刊》突出了药学内容，《卫生指导》《卫生勤务》《健康教育》强化的是卫生学知识，《兽医月刊》《兽医畜牧杂志》则强调兽医学问题。当然，大多数期刊的内容传播的是社会科学的知识。不管突出或强调的何种知识和问题，贵州民国期刊都为知识的传播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关注时政

贵州民国期刊此类内容很多。《贵州民意》所刊文章最有代表性，如孙健平《抢救国民道德》（第6卷第6期）、李良侗《贵州新闻事业的趋势》（第7卷第1、2期）、赵发智《贵州农业建设展望》（第7卷第1、2期）、丁道谦《略评“贵州五年建设计划”》（第3卷第4期）、梁聚五《贵州需要团结不要分化》（第3卷第4期）、马培中《谈中学会考》（第3卷第4期）、马砚云《女权与竞选》（第3卷第4期）、平刚《论硬性提名选举之利弊》（第3卷第5期）、杨克敬《理想中之中学校》（第6卷第5期）。这些文章由标题即能洞察其所关注的是时政问题。除此之外，伍伯禧《我国战后输出贸易与合作事业》（《代营通讯》第5卷第1期）、张家驹《中国耕地重划之研究》（《浙大学生》创刊号）也颇为典型。

（三）关注民生

佚名《抗议食盐再涨价》（《贵州民意》第3卷第5期）、梁聚五《几个急待解决的贵州农村问题》（内容涉及耕地问题、田租问题、灾荒问题、借贷问题，《贵州民意》第3卷第5期）、龙之田《实行民主政治应注意改善农民生活》（《贵州民意》第3卷第5期）、梅国华《解决贵阳房荒的建议》（《贵州民意》第6卷第6期）、学芝《论米荒与农村合作问题》（《代营通讯》第2卷第6、7、8期合刊）、鲁镇湘《农民节感言》（《代营通讯》第4卷第2期）、沈德庸《糟蛋的制法》（《中国农村生活》创刊号）、袁岳龄《小儿营养》（《文讯》第三卷第4期）等，对民众生活大到耕地、田租，小到食盐、营养、糟蛋等都有细致论述，显示了期刊对民生的高度关注。

（四）宣传抗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即已开始，贵州许多期刊便投入宣传抗日的活动中，最早的是1932年在赤水县编印的《流波》《新青月刊》，以及在贵阳出版的《救国旬刊》《心坪》，此后《晓鸡声》《安顺三日刊》《贵阳文谊》《抗敌》等相继创办，它们发表进步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宣传抗日。全面抗战后，宣传抗日的期刊似雨后春笋，如《抗敌画刊》《贵州学联》《郎岱民先队报》《钟声》《精忠月刊》《烽火》《喋血》《抗日救国》等。这些期刊登载大量文章，如《战时中国职业妇女》（《妇女工作》第3、4、5期合刊）《实行抗战建国纲领》（《精忠月刊》第4、5期合刊）《抗战时期我国钢铁事业之发展》（《国立浙江大学工程季刊》第2卷第2期）《希特勒的恐怖生活》（《时代导报》第10、11期合刊）《东北的抗敌斗争》（《浙大学生》创刊号）等，或为抗战鼓与呼，或为抗战献计献策，有力地推动了贵州乃至全国的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