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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冬平、朱欣 单位:红河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开始步入封建社会,出现“学术下移”,私学大量涌现,民间也开始出现了蒙学教育的机构。至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为把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精神渗透社会,儿童的启蒙教育受到重视。汉代由于官学中缺乏初等教育机构的设置,所以汉朝蒙学教育多依靠私学,进行蒙童教育的机构被称为“书馆”,教师称为“书师”。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家庭教育异军突起,成为蒙学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至隋唐,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选仕制度都趋于制度化,蒙学教育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蒙养教材是蒙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蒙学教材主要功能是教孩子识字和一些基本礼仪规范、纲常伦理。秦朝时期,统治者出于书同文的政策,编撰了一批文字书。如李斯撰《仓颉》7章,赵高撰《爱历》6章,胡毋敬撰《博学》7章。“汉兴,闾里书师合《仓颉》、《爱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未《仓颉篇》。”[5]437这些都是识字用书,此外还有《凡将篇》、《急就篇》。其中《急就篇》在字书中流传最广,它字数适中,文字押韵,朗朗上口,好教易记,内容囊括了姓氏、器物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比较适合儿童心理特点,相当注重凸显教育性。此外,东汉末年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也为蒙学教材的推广提供了方便。在这一时期,出现专门进行蒙学教育的“书师”,同时很多学者专门论述童蒙教育的重要性。如西汉杰出的政治评论家、文学家贾谊,在总结前人经验和思想的基础上,关注胎教,并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而梁朝的颜之推写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科书《颜氏家训》,用以训诫其子孙。而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受其母亲卢氏重视对子女早期教育的影响,关注儿童教育。
北宋的活字印刷术使得蒙学教材得以普及。在学术思想方面,理学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这给蒙学教育的内容奠定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宋元以后,蒙学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蒙学,在全国城乡,不仅有政府官办的蒙学,也有民间举办的私学。至明朝,官方介入小学设置,嘉靖年间,礼部行文全国,令各府、州、县设立社学,每50家为1所。清朝蒙学的类型更为齐全,也更为系统化,有社学、义学、私塾。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蒙学教育的具体方法和教育内容,强调打好儿童基础的同时,用《须知》、《学则》培养儿童行为习惯,并用历史故事、道德诗歌来教育儿童,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境界。宋元时期的蒙学教材,开始出现分类按专题编写的现象。蒙学教材主要分为五类:识字教学、伦理道德、历史教学、诗歌教学、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在各类蒙学教材中,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流传最为广泛,影响也最为深远。一些著名的学者,如朱熹、吕祖谦、王应麟等亲自编撰蒙学教材。明清时期,除沿用前人编纂的蒙学教材外(主要是宋元时期),也会根据统治的需要,改编已有的蒙学教材,同时编撰一些新的教材。
中国古代的蒙养教育非常重视生活习惯以及礼仪教育。“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负、剑,辟咡诏之,则掩口而对。”[6]14“童子之节也:缁布衣,锦缘,锦绅并纽,锦束发,皆朱锦也(肆束及带,勤者有事则收之,走则拥之)。不童子不裘不帛,不屦絇,无缌服,听事不麻。无事则立主人之北,南面见先生,从人而入。”[7]546“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端縪绅,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纷、帨、刀砺、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屦着綦。”[7]532从童子的穿着打扮,到日常起居,再到待人接物,都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即使听课的规矩,也有明文规定“,幼者听而弗问,学不鬣等也”[6]117。中国古代是一个等级非常鲜明的社会,重视对孩子的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汉代以来,儒家思想逐渐居于统治地位。为体现明晓儒家经典,汉朝选仕中就有举童子郎,对象是15岁以下的少年,如朝廷询问魏郡太守黄琼当地发生日食的情况,黄琼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表述,其孙黄琬年仅7岁,在旁插话“: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钩?”琼大惊,即以此言应对。“后琼为司徒,琬以公孙拜童子郎。”[5]487在中国古代,除专门的蒙训教材带有生活习惯、道德教育的内容外,到明清时期,在进行童蒙教育时,四书等被直接列为蒙训教材。
至清朝时期,蒙学教材的规模变得非常庞大,这些蒙训教材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内容越来越丰富,从最开始较为单一的识字、识物教育,到加入礼仪、生活习惯教育的内容,再到传授伦理道德,传播经学,内容愈趋完善和复杂。其二,蒙训教材可读性、故事性、历史性越来越强,能更多地考虑孩子的年龄特点和认知规律,采用相对浅显的文字,对偶的句式、有趣的故事等各种形式编排。其三:蒙学教材的编写更多地考虑课程设置的需求,并将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渗透其中,特别是到清朝,蒙学也比历代更加重视科举化,其课程和教学方法都是为科举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