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启蒙教育的革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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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堂小学的课程设置上，学生首先从学习阿拉伯字母拼读开始，进而学习朗诵“清真言”、沐浴礼拜、斋戒等宗教常识；再进一步便是学习《古兰经》中部分章节。小学时期并无统一的教材，教学方式主要是由教师口授，儿童跟诵。学生唯一的学习工具是写有课文的牛羊肩胛骨，当学生能够背诵以后，教师便为其换写新课文。小学学制一般在三年左右，在西北地区多称小学生为“姆太尔林”，其他地区多称为“小满拉”。大多数汉族地区穆斯林家的儿童接受完经堂小学教育后，就不再继续升学而开始在社会上从事农业、商业，只有少数成绩优异者得以升入经堂中学或大学。所以，经堂小学教育可以说是许多汉语穆斯林一生中唯一受过的启蒙教育———以“灌输一点基本宗教常识”［1］为主旨。因此，近代许多回族知识分子仍肯定经堂小学是“千年来回教教统，赖以不坠”的主要原因。晚清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格局遭受了巨大的动荡。文化教育上，以培养现代国民为宗旨的新式学校正逐步取代传统的、以科举入仕为目标的私塾学堂；欧美的现代政治制度、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也以大浪狂奔之势涌进了古老的中国。在政治上，国家对外无法抵御列强入侵，对内军阀割据愈演愈烈，面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原本在中国社会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回族逐渐陷入了更加悲惨的境域。

近代回族群体陷入“愚”、“贫”的恶性循环

（一）知识的缺乏导致在政治上的失位

当清政府被推翻，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标榜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本应该给回族在政治上带来复兴的机会，然而，此时却是回族最为贫弱的时代。首先，回族成员很少系统接受汉文化的教育，很难通过考试进入仕途，因此他们在政治、学术文化上居于次要地位。“中国的穆士林自来号称为五千万……但就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数都是未曾受过教育的。所以回教人在中国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都莫有什么地位。因此狡黠者往往利用我们这个弱点，尽其压迫和摧残的能事。闹到结果：我们还赚得一个不好的声誉。詴观年前“甘省事变”就可以証明了。”［3］其次，除了西北地区外，回族的其他族群常以“大分散、小集中”的型态分散在中国内地。特别是元朝被推翻以后，失去了政治上优越地位的回族，其特殊的宗教文化与生活习惯，时常得不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族群的理解与接纳，所以他们在社会上长期遭受主体民族及其意识形态的歧视和排挤：“回族入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历史……很少不是在受着外人的排斥及歧视。消极的表现，就如：不断的遭侮辱、异态的社会组织，事事给以不得发展的阻碍之类，回民势孤力薄，只有听其自然，苟延残喘的与社会挣扎而已！积极的表现，则无端的遭受灭族之祸，如历史所演“左宗棠平回”的惨剧……回民……愈被排斥，愈无立足之地……”［4］

（二）经济困难从而无力提高教育

历史上回族民众的竞争力也常因其成员的普遍贫困导致在中国社会经济上无足轻重。特别是民国以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内战频繁，人民常常背井离乡。欧美列强的经济侵略也加速影响着中国传统自给自足式的农村经济，受害最深的是广大城乡民众的生计和生活。而在经济上远居于弱势的回民，其所受到的冲击也就更大。“教民贫苦者居什九，多以小本营业维持生计，曩时生活程度低，故衣食尚不甚感困难，迩来国日以弱、民日以贫，生活问题不啻有天渊之冸……以故昔日能以自活者，现竟多致冻馁。”［5］近代以来，经济的贫困已严重影响到了普通回族家庭的日常生计，怎有余力再顾及信仰和教育问题呢？换言之，回民愈“贫”也就愈无力改善自己子弟的教育问题。一般回民因固守传统宗教而排斥新式学校教育，因此回民整体智识远落后于时代的进步，所以，大部分的回民多无力于改善生计而生活贫困。加上大环境的不利，回民为了谋生而整日东奔西走朝不保夕，再也无多余的心力顾及宗教信仰、子弟教育的问题。其教育文化和宗教信仰也就更加衰弱不兴。近代多数回民就一直在“愚”、“贫”之间不断恶性循环，而“愚”、“贫”也成为外界对回民的另一种直观印象。严重的贫穷问题已阻碍回民参与新式教育，因此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穆斯林族群“萎靡不振”、“柔弱无能”和“师古不化”，此现象固然是因为回民教育落后的结果，然而归结根本的病源，就是一般教民为生计所迫，换句话说，这病源在一个“穷”字上———回民因贫穷从而无力在经济上支持新式学校和清真寺的教务改革。“关于中国伊斯兰前途危险的症结……不外教民知识落伍和教民生计困难。原因自然是教育之不振、工业之不发达。挽救的方法当然是开工场、立学校。”

有识之士对经堂教育的反思

回族群体的积贫积弱促使回族知识分子反思。当时众多有识之士认为：“回教所以日就衰颓……一般教民知识的落伍恐怕要是其中原因之最大的。然知识之所以落伍，固有经济的、环境的……其主要原因，还由于师资缺乏、教导无方罢？”［7］因此传统的穆斯林启蒙教育机构———经堂小学就成为他们所关注检讨的重点。本来传统清真寺经堂教育体系是全体汉族地区穆斯林成员学习宗教经文知识的唯一渠道，阿訇则是教授穆斯林经文知识的老师。这是过去阿訇普受寺坊全体穆斯林尊敬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加速变迁，整个经堂教育体系“读经不读书”、“读书即反教”的落后保守的观念受到了很大冲击，因为整个回族成员———上至阿訇、海里凡、乡老，下至一般成年教民、儿童多成为一群不识中文、无法及时吸收最新知识技能和思想理念以求自我进步的群体。他们多昧于时局的变化，和当时社会主流的距离愈拉愈远。因此，回族的知识界开始注意到了传统经堂小学的发展瓶颈，“溯自回教东来，教育中心差不多完全集中于礼拜堂，除学几句阿文以外，其余的事知道的很少，而且那种私塾教法不知害了多少天真烂漫的青年！”［8］

当时传统经堂小学和大学都面临相同的发展瓶颈，即“经塾”体制的狭隘格局以及独尊阿文宗教经文课程的限制，即使是阿文教学，其课本教材、教学方式数百年来未曾有变，主要依靠口授背诵等简单的方式进行着。而这种墨守成规的教育方式，正是近代回族民众“积渐而成今日之贫愚”的重要因素。晚清以后，由于满清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回族起义和反抗的事件层出不穷。在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政策之下，导致不少回民心里对汉文化有着极为强烈的排斥倾向。然而一个民族的兴旺离不开对外界优秀文化的吸收，因此，教育改革对当时的回族百姓来说是当务之急。1907年，由36名留日回族学生成立的“留东清真教育会”，出版了回族史上第一份自办刊物———《醒回篇》。在这短短数万言中，占篇幅较多的是如何改变回族积贫积弱的局面，而总结其主要论点就是发展教育和改良宗教。文中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孔教进行了对比，也分析了宗教和教育的关系，“耶稣之信教者，皆从事于教育与科学、以发达其智识，是以能审时度势，使其宗教推陈出新而光大于世界也。”［9］“吾国之孔教,亦一宗教与教育兼施而并握者也。”［10］“吾图回回宗教之进化，不可不先开人智，欲开人智，不可不先兴教育。”［11］

对于兴办教育之措施，《醒回篇》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措施：（1）新式国民教育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穆斯林自己要肩负起主要的责任。“究之仰其成于政府官吏之少数者。亦若政府官吏之少数者不为提倡，则人民即不能成一学校者。以政府官吏之少数者为主体，而父兄者反居于被动地位。不知教育者教育我之子弟也。我教育之义不容辞其责无旁贷。乃我不自负其责，而反委其责于政府官吏之少数者……其所谓教育国民云云仍不过娱耳悦目一佳名词。”［12］（2）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教育制度，同时也要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外度各国之趋势，内察自国的情形，取长舍短，因时制宜然后垂为……必审知各国教育宗旨之所———所以能造就各国之国民而我宜如何取法焉。”［13］民国以后，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成为国内教育事业发展的主流，新式的小学也取代昔日私塾学堂的地位，然而一般回民真正能“受其贱者殊尠”。原来许多文化知识缺乏的回民仍固守“读书可以叛教”的传统观念，抗拒学习中文的小学教育。所谓回民“不知使子弟读书通本国文字，以致不能输入高尚学问，职是知识有限，不能与他教处于同等地位，举措之间动辄失败”即为是［14］。所以新式回民教育，就是协助广大回民脱离愚、贫的困境，使之具备现代国民应有的素质和学养，加强回民的社会竞争力。

回族启蒙教育理论的革新

（一）糅合西方“世俗化”、“进化论”的理论

与其他各族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回族的启蒙知识分子在寻求教育革新的过程中，首先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留东清真教育会”的成员保廷梁指出：“土耳其以回回教为国教，故其教之衰也，以国力维持之。”［15］而“中国，奉教自由之国也”，并不是一个以伊斯兰教立国的国度，所以“教之兴衰，全视乎人力”。回族百姓素质参差不齐，以致无力将伊斯兰的优点发扬光大，故当以新式教育来进行改变。回族的保守派为了防止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以致自满于自身宗教的优越性与必然性，极度排斥外来知识为我所用。为了彻底改变这种偏见，回族的启蒙教育必须强调“人本”和“世俗”的价值。在强调“世俗化”的同时，回族的先贤还引入了“进化论”的思想。以保廷梁的论述为例，他认为昔日清真寺阿訇只对教民阐述“后世”与“前定”的价值，却对现世“物竞天择”的“进化论”一无所知，所以长期下来，降低了广大回民的责任感，并忽略了人在“现世”中的奋发拼搏的潜能。这些启蒙知识分子认为，保守派重视“后世”的救赎胜过参与今世的努力，因此在社会上疏于学习优势有效的知识和技能，其竞争力、生存力必然低落，这种积弱不振的现象若不改善，将来势必为其他强势族群所淘汰。1931年，时任教于成达师范的庞士谦阿訇，亦曾在《月华》撰文讨论过有关“前定”的问题：“近世一般教胞们，多偏于前定而忽略人事，每见一般尽人事的人，不说他是不信‘前定’，便说他是贪图‘虿崖’，年深日久，一般穆民受了这种传说的熏染，多失进取之心，凡百业祇听天命而不尽人事了，由此萎靡不振、腐化、顽固，种种的不好现象都发生出来了，恐怕误认‘前定’，就是回教不能发达的总因吧！”［16］在积极汲取西方最新思想理念的同时，教内亦有部分知识分子，在努力调和传统伊斯兰教义和现代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他们认为坚持信仰和追求西方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是可以并存的，他们希望这样的调和工作能说服教内的保守派放下固有的偏见与心结，共同支持回民的改革教育。

（二）伊斯兰教义、法规可以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清末“留东清真教育会”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黄镇磐，在其《宗教与教育之关系》一文中认为，历史上伊斯兰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进化与改革需求下的产物。“穆罕默德，世界第一之宗教改良家也，西史谓其布教神速，创独一无二之宗教；而吾掌教辨其诬，谓穆罕默德所奉之教，仍旧有之宗派。而不知皆非也：穆罕默德生于满克，满克人欲杀害之不得，后为穆罕默德所攻陷，夫欲杀害者何为？果攻陷者又何为？盖一因其反对改良旧教，一因断行改良旧教也。史固不及详，而吾人又多忽之。”［17］而当时中国回民留学教育的先驱———沙儒诚同样认为，“世俗化”和伊斯兰教教义并不是相互对抗的，两者之间可以找到共同的契合点。作为人类的崇高信仰，宗教也无法逃脱社会的进化与变迁，宗教只有在社会的变化中找到新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找到与当代社会所需要的功能，才能永葆兴旺。在当时无数的先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伊斯兰教与回族的衰弱不前，正是由于故步自封、缺乏对时代进化认知的结果，此时正需要师法“穆圣”当年的魄力———大刀阔斧地改革，才能在日新月异的世界中迎头赶上。而改革的良策正是新式教育。

（三）以培养现代国民为目的的回民小学是发展重点

当时回族民众和儿童中，目不识丁的文盲极多，极需要汉文教育的补救，故新式国民小学被认为是当时回民教育的首要发展重点。国民小学当使穆斯林儿童不分男女皆能普遍接受基础国民教育，学习中文和各项基本学科课程，彻底培养现代国民应有的素质和学养，增加新一代的穆斯林在现代社会的适应力与竞争力，特别是将来毕业后，尚能自由、自立地继续学习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在根本上着想———办小学……脚踏实地的干……许多孩子们失学，却去作些不吃劲的事……要干教育事业，当先从儿童作起，因为他们是将来这世界的主人翁……明了了教育之目的以后，第一步就是要办小学。”［18］又鉴于当时回族民众经济普遍贫困以及对于学校教育的偏见，故应当施以劝导、强制和经济补助等劝学的手段，以真正提高穆斯林儿童的入学率。兴办新式学校需要专业的教育人才，并需长期的资金投入。当时回族群体中社会经济状况普遍不佳，人才极度缺乏，许多回民学校常在财力不继、师资匮乏的噩运下中途夭折。小学教育所费较轻，相关师资也较容易聘得，所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务实可行的策略。“办一个很完善的小学校，非有大宗的款项不成功……应现时的急需，无妨把学校的范围缩小，暂办规模较小的……在乡村里、能力单薄的地方，可设复式编制的学校。……办中学校，设备上数十倍困难于办小学……不完善或不成样的中学校或大学校是误人子弟的场所。”［19］

此外回民之中失学的民众、青年极多，加上许多回坊是分布在偏远封闭的乡间，当地的回民除了务农维生，其处境更为艰困无望，故发展简易的乡村初级小学和成人补习学校，亦为回民教育的当务之急。“现在我们为国家计、为宗教计，所以要改善教育，必以一乡村教育、帅稚教育为我们兴办教育的初步……因为教徒的分布多在于乡村，而乡村的人及帅稚者的脑筋简单容易灌输，然后由小学、而中学……”［20］不难看出，在针对启蒙教育的理论改革方面，当时的知识分子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如何调和宗教与西方理论？如何改变国内回民排斥外来文化的心结？如何使新式的教育与国内回族群体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使近代回族教育的改革进入快车道。

兴办回民小学的具体实践

（一）发展师范教育，加强师资力量

回族新式教育的发展，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师资的缺乏。为了尽快培养适合回族新式启蒙教育的教师队伍，1925年，唐柯三、穆华亭、马松亭等六人在济南成立了成达师范学校。成达师范创校的宗旨为“造就健全师资、发扬伊斯兰教”。为了达到此目的，该校计划其学制的发展分为小学部、师范部、研究部三个阶段；期望“将来各部学生锻炼有成，小之可领导一方，促文明之进步；大之可以宣化全国扩吾教之真传，而教育实业自治诸问题均可迎刃而解矣”。其中师范教育为成达师范之主要目的，故师范部实为成达之重要骨干。该部修业六年，专收高小毕业生，学生就学期间享有优厚的待遇：食宿均由学校免费提供，学生自负书本、衣物等费用即可。师范部毕业生自受领证书之日起算，必须服从该校的指派，前往各处清真寺或回民小学担任教师工作六年，其间不得自由改业，否则即令其赔偿在校六年期间一切培养费用。服务期满以后，可以自主择业［21］。

（二）回族上层人士给予经费支持

1928年，受济南惨案的影响，成达师范学校的正常招生计划被迫中止，学校营运之经费也由于银号的关门而失去来源。此时，成达师范学校遭到了办学以来的最大危机。在成达师范学校最困难的时刻，他们得到了西北马福祥、马鸿逵父子的援助，成达师范终得以化险为夷。马福祥在国民政府北伐攻克北平之后，将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内原本用于创办“穆民大学院”的数十间校舍借于成达师范学校，并援助其迁移的费用。1929年春季，在马福祥以及北平教亲的热心赞助之下，成达师范终于从济南顺利迁入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内继续办学。从此开始了北平成达师范的新时期，而马福祥也因此受聘为成达师范的董事长。

（三）小学教材的编写

成达师范学校成立后，随即建立了出版部。出版部快速投入到了教材的编辑之中。教材包括回民中小学的教学课程，也包含民众教义研习班的教材。这些教科书从中文到阿文皆有，种类相当丰富。首先是1930年由该校“民众教育委员会”编辑，成达出版部发行的《清真教典速成课本》［22］。其广告标榜“文字简明，一看就懂”，对于回民小学或民众教义研习班皆一体适用。因此在当时颇受欢迎，到了1936年已扩充为“增图六版”。1932年，成达首度派遣毕业生留学埃及后，对于西亚伊斯兰世界文化出版事业了解也更加深入。次年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始时，成达出版部即引介埃及当地所出版流行之“小学校宗教常识”一书，并由王梦扬、庞士谦阿訇、赵振武等人将其翻译成汉文，称之为《小学教义课本》。其内容分教义、教法、教理、教史等项目，教材乃按照“年级高低”来规划课程的难易。教学设计上则根据“儿童心理发展”，采用先“故事”而后“理论”的策略，循序渐进地来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全书共分成四册，是年先出第一册，规划由初小三年级开始讲授，每年用书一册，一直到高小二年级期满为止。最值得赞许的是，该书每册之后附有教授参考书，对教师授课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此外成达出版部还发行了由赵振武编撰的《小学经文课本》。此书是采用阿文经书与中文译解并列的方式，深入讨论了斋、拜等信仰问题，是小学教义课程的进阶课本。由于口碑颇佳，到了1935年该书增订至第四版，在国内共销售两万多册。其他类似的书籍还有由马松亭、赵振武重新编排校订的传统教本《正教幼学》，是小学、初中的课本，成人自修也可采用。通过逐步解决师资、经费和教材的问题，回民新式小学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高潮。直至抗战前夕，回民小学已遍布全国各地的回民寺坊。以宁夏地区为例，在马福祥、马鸿宾、马鸿逵的援助下，该省先后设立了130余所清真小学。在青海地区，马麟、马步芳所支持开办的小学校就有116所。在一些大城市方面，南京市在抗战前夕共有7所回民小学；上海市由回教学会所兴办之敦化小学，在校长沙善余八年的义务经营下口碑极佳，甚至得到上海市教育当局的推崇，列为优等；同一时期北平市至少就有7所回民小学。此外1936年该市的回教士绅曾组织“回民短期义务小学协进委员会”，并迅速成立“短期小学校”约20所，其师资多来自成达师范与西北公学的毕业生。1933年“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在南京成立后，各地亦陆续成立分会，该会和民国初年成立的回教俱进会一道对各地清真小学校的建立做出了极大贡献。

结语

近代回族启蒙教育的革新是回族群体在面对整个国家动荡不安、本民族文化衰落、民族群体地位下降时的自救之举。首先，在这过程中，当时的回族知识分子审时度势，在发展符合时代要求的宗教理论的基础上，改变了回族群体传统的教育理念，对在动荡年代保护本民族文化，延续宗教理念的传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其次，回族新式的启蒙教育也属于整个回族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它同中学教育、高等教育一起为穆斯林社会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多层次的人才，在降低整个群体文盲率的同时，也为回族高等教育的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再次，作为当时的五族之一，中国的回族对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之颓势也肩负着不可推却的责任，新式的回族启蒙教育，给回族子弟灌输了新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为加强民族的统一，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作者：杨纯刚 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