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的启蒙教育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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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字经》的作者

关于《三字经》作者的归属，一直是个学术和历史“公案”，历来说法不一，具有权威性的《词源》《辞海》和《汉语大辞典》等辞书在基本采信王应麟著说的同时，也保留了不同意见。目前，学界关于《三字经》的作者总括而论有三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是宋王应麟（1223-1296，浙江人）。持此观点者指出清代王相在《三字经训诂》原序中说：“宋儒王伯厚（王应麟，字伯厚）作《三字经》以课家塾，言简义长，词明理晰，淹贯三才，出入经史，诚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也。”[5]清代夏之翰为王应麟的《小学绀珠》作序时云：“吾就塾时读三言之文，不知谁氏作。迨年十七，始知其作自先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也赅也。”[5]清代贺兴思在《三字经注解备要》的原叙中说：“宋儒王伯厚《三字经》一出，海内诲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5]戴松岳认为《三字经》的作者必须是博学多才的大家，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热爱儿童教育的教育家。而王应麟正是南宋学问渊博的通儒大家，且是宋代最重视教育特别是儿童教育的学者。他也指出宋以前的童蒙教材都是四言，至南宋时才在蒙学发达地区出现三字句的儿童教材，但都很短或不便传授。只有《三字经》才全篇以三字为句，一气呵成，纵排横列，形成一种深受儿童欢迎的新型文体。而这种特有的文体是王应麟所擅长的，因而王应麟才是《三字经》的作者。[6]郑建军将《三字经》与王应麟的《小学绀珠》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两书思想内容完全一致，互为表里，只是表达方式略有不同，至于两书中的原则性、概念性差异则是由于口传手抄之误或历代好事者对《三字经》的修改、增删导致。同时，指出《三字经》押的韵是宋代官韵，而王应麟对官韵很有研究。新发现的王应麟的三言韵文，也进一步佐证了《三字经》作者应是王应麟。[7]有的学者认为是宋末区适子（广东人）。持此观点者认为明代黄佐在《广州人物志》卷十《元登洲先生区公（适）》提出：“区适，字正叔，南海人……今训蒙《三字经》，适所撰也。文殊驯雅，童子多习诵之。与周兴嗣《千字文》并行云。”[5]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其著作《广东新语》卷十一“三字经”条目中清楚地记载：“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8]清代凌扬藻的《蠡勺篇》（清同治二年（1863）则号谭莹校粤雅堂刻本）中有“今蒙童所诵《三字经》，则南海区适子正叔撰，中亦多叶韵语。”[5]李健明认为作为宋代屈指可数且官居高位的学者，若王应麟果真编过《三字经》，他或其门生甚至后人都应在有关文献中列出此书，至少地方文献也应有所记载，但是鄞县和宁波有关志乘和王应麟的传记，均无任何关于王应麟与《三字经》有关的文字记载。而据他考证，明清民国时期的《顺德县志》、佛山市及广东增城迳头村的《平阳（区氏）族谱》、顺德陈村登洲的残存资料都记录着区适子撰述《三字经》一事。因此，他认为王应麟著述《三字经》之说并不成立，而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真正作者。[9]李良品指出，王应麟确实具有撰写《三字经》的众多条件，但《三字经》里叙述史实有几处错误，少数地方行文不严密，与王应麟博学而严谨的风格不合。他认为清代李文田编辑的《三字经句释》，其封面上的“区适子手著”是《三字经》的作者是广东顺德人区适子的最好佐证。因此，他也认为《三字经》并非王应麟所作，而应是区适子。[5]有的学者认为是明代黎贞（1355-?，广东人）。持此观点者指出清代著名学者《四库全书》馆史部主持人邵晋涵曾有“读得黎贞《三字训》”的诗句，并自注说，“《三字经》，南海黎贞所撰”。[5]当然，也有学者有其他看法。如陆林并不认可王说或区说，反而更偏向认为《三字经》是明前期无名氏所作。[3]

关于《三字经》的不同版本

《三字经》历经了几百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经过了历代诸多学者的研究和增补，形成了众多的注释本、订补本和仿制本。在注释本中，学术界基本公认明赵南星所撰《三字经注》是现存最早的《三字经》注释本，也即现存可见的最早刻本，而影响最大的注释本则为清乾隆年间王相训诂本校刊的《三字经训诂》和道光年间贺兴思的《三字经注解备要》。在订补本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前期平鼎贲《三字经》，清代后期许印芳的《增订启蒙三字经》、民国初年章炳麟的《重订三字经》等。在仿制本中，有《女三字经》《历史三字经》《舆地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天方三字经》《医学三字经》和“革命《三字经》”等。[10]同时，《三字经》在少数民族中受到广泛推崇，在清代出现了《三字经》满、蒙文本，如京都二槐堂梓行《满汉合璧三字经注解》（1795）、京都隆福寺胡同三槐堂书坊板藏《满蒙合璧三字经注解》（1832）等。此外，随着中国门户渐开，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晚清时期《三字经》更是出现了不少外文译文（本），有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载《中国春秋》英文版（1812，伦敦的C.Stower,Hackney出版）的英译《三字经》、美国传教士裨治文载TheChineseRepository（汉译《中国丛报》，1835）的英译《三字经》、和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翟理斯的英译载《两首中国诗》英文版（1873，上海的迪卡瓦荷公司出版）的英译《三字经》，德裔英籍传教士欧德理载ChinaReview（汉译《中国评论》，1893）的英译《三字经》等，也出现了一些外文的仿制本，如1904年，英国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为宣传基督教教义模仿《三字经》三言韵语而撰写的耶教仿本《三字经》（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有的学者对《三字经》不同版本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剖析，以期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增修者的观念。李健明对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地方文献馆馆藏的《训蒙三字经》、国家图书馆古籍部藏的明赵南星《三字经注》、清代王相作注的《三字经训诂》三个版本内容进行比较，勾勒出《三字经》在几百年间流传过程的主要增修状况。他认为叙述历史是否只到十七史是判断早期版本《三字经》的重要标志之一，《训蒙三字经》与文献记载古老版本述说历史内容，尤其是“十七史”大致吻合，应是最接近文献记载的最古《三字经》版本，并指出从古老的《训蒙三字经》、赵南星的《三字经注》到王相的《三字经训诂》共有28处修改或文字添加。[11]有的学者对《三字经》满、蒙文本、英译本和各种仿制本进行了分析研究，以期了解《三字经》在文化教育史和文化教育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肖朗就《三字经》满、蒙文本、基督教《三字经》仿制本、太平天国《三字经》仿制本、医学版《三字经》仿制本和传入日本的《三字经》及其仿制本作进行了初步的整理考察，揭示了《三字经》在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交流以及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所发挥的不可忽视的作用。[12]邹颖文就香港图书馆所得见的《三字经》四种英译本和传教士麦都思的耶教仿本《三字经》，概述了《三字经》翻译缘起、所据版本、翻译格式及仿本版式。[13]郑志明详细分析了晚清时期的马礼逊译本、裨治文译本、欧德理译本与翟理斯译本四种主要英文（译文）译本的版本特点与翻译特色。[14]

关于《三字经》的启蒙教育功能

《三字经》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沃土上的一朵奇葩，它用最简单的语句，最凝练的方式，把中国漫长的传统社会所集聚下来的最重要的道德、知识，汇聚在里边。自问世以来，以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很快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被人们誉为“袖里通鉴纲目”“千古一奇书”，堪称中国古代教育的基石。[5]有的学者研究了《三字经》的识字功能。对于中国儿童而言，教育是从识字开始的，识字乃是读书和学问的基础，没有初步的识字教学，就难以进行正规教育。蔡若莲指出根据王相注本正文，加上近人在历史部分的增补统计，全文共有384句，1152字，除去重复的字，共用了541个不同的字。[15]这541个字，其中见于香港小学用字表的约427个，这些字至少覆盖了汉字基础知识词量中的80%，对于幼童或其他初学汉语的成人，有重要参考价值。[16]有的学者研究了《三字经》的历史教育和技术知识教育功能。《三字经》用了约四分之一的篇幅概述了自三皇五帝以来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和历史人物知识。白寿彝指出，“《三字经》基本上是一种进行历史教育的书，其中包括历史知识方面的教育。”[17]霍林东认为《三字经》是“市井百姓借以粗知历史文化知识的读本”。[18]张显传认为“经过历代不断增补的《三字经》，从内容到形式更加适合历史教育发展的需要。”[19]金春兰认为《三字经》虽然以识字教育为主要目的，但同时也包含了广博丰富的技术知识教育的成份。[20]有的学者研究了《三字经》的德育功能。王殿卿认为《三字经》是童蒙教育的经典，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当今学校德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21]顾静（金良年）先生认为，通过《三字经》对蒙童给予教育，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22]刘弘毅认为《三字经》是一部教育专著，而传统教育是道德伦理型的教育。[23]钱文忠认为《三字经》把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糅在一起，让孩子在学知识的同时学道德。他指出《三字经》讲爱、讲对长辈的尊敬、兄弟之间的友爱，这是一种普世的价值、永恒的价值。[24]《三字经》作为中小学课本的争议，朱维铮认为《三字经》不是经，只是平民的识字课本，算不得是儒学里面最为普及的读物，不能称之为国学。[25]鲍鹏山则认为《三字经》是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创造出来的，受到时代环境和作者自身价值观的影响，不适合进入中小学作为教材。[26]黎鸣的言辞则最为激烈，黎先生认为诵《三字经》是对中国儿童的“犯罪”，《三字经》扼杀了儿童智慧的天赋。[27]正因为学者们的不同观点，《三字经》等经典书籍在进入中小学课本的同时，也引发了相关争议。如湖北省很多中小学都开展了《三字经》《弟子规》等诵读活动，但因为认为国学经典中也有一些不科学或与时展相悖的东西，一些学校给学生推荐的是删节版的国学内容。山东省教育厅基教处处长关延平认为，传统文化作品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随便拿来就用，比如《三字经》中就有宣扬宿命论、顺民思想等封建礼教和迷信思想的内容，必须加以扬弃，不能不加选择地灌输给中小学生。[28]

结论

近年来，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三字经》进行了研究探讨，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了解《三字经》这部传统经典著作，有利于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但学者们对《三字经》研究的范围和视野还有待进一步开阔，对《三字经》的教育思想的研究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尚待突破的领域。

其一，对《三字经》成书年代、作者的理解，还存在分歧。认为《三字经》成书于宋末元初的学者占大多数，但也有少数学者存在异议。关于《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著说在学术界一直占主导地位，时下出版的《三字经》多标明“宋王应麟著”，但区适子著说也有一定的支持力量。尽管这种分歧不是原则性的，但这种争论也将会对《三字经》写作背景及内容的深入理解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还需要对存在的分歧进行进一步科学系统的研讨，如考察《三字经》的成书年代，既要考察早期的文献记载，又要考察其与其它蒙学读物之间存在的间接或直接的因承关系；考证《三字经》的作者，要以文献资料为支撑，但文献资料也需要进一步考证，力求在成书年代及作者问题上尽可能地达成共识。

其二，《三字经》的教育思想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学者们对《三字经》的启蒙教育功能进行了大量研究，对《三字经》所反映的儒家教育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但在如何评价《三字经》的道德教育功能方面，还存在一些争议。大多数学者肯定了《三字经》的伦理道德教育理念和功能，但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其中包含很多封建礼教思想，不宜传播。因此，我们需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唯物观点去分析《三字经》的教育思想问题，增强研究成果的信服力。此外，对《三字经》蕴含的教育方法和教育途径的研究，还比较少，需要学者们加大研究力度。

其三，《三字经》的现代转化问题，有待加强。当代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古人教育思想的教益，而《三字经》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但从现有文献来看，《三字经》教育思想现代化转化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我们需要加大对《三字经》教育思想的现代转换的研究力度，研究《三字经》的教育思想与当代中国的教育思想的异同，研究其中哪些可以弘扬和借鉴，哪些必须批判和放弃，这将会使《三字经》教育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其四，《三字经》的研究方法问题，需要创新。目前，学者们主要采用文献调查法、历史研究法对《三字经》进行研究，研究方法略显单一。还应采用行为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定性定量分析法等多样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如研究古代儿童与当代少年儿童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学习《三字经》的效果，研究当代学习与没有学习过《三字经》的少年儿童在行为表现上的异同，研究当代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学习《三字经》的效果异同。运用这些方法有助于我们从更具综合性的视野来审视《三字经》蕴含的教育思想，因而有助于我们将该研究推向一个更深的层次或更宽的领域。（本文作者：宫丽艳、刘经纬 单位：东北林业大学、黑龙江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