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文艺启蒙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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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1层含义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发蒙”。它指包括通过识字运动、狭义的宣传剧本、墙头诗、街头剧等进行的普及、初步的启蒙教育。在胡风看来，这种大众的启蒙运动，即初步的文化运动或者说文化运动基础性的普及工作应该排在其他工作的前面。在文艺创作上，胡风对“启蒙的文艺教育活动”和“分析的文艺创作活动”，“艺术力高的文艺”和“宣传力广的文艺”做了严格的区分，但他反对把二者割裂、对立起来，他认为二者是“同归”的“殊途”，它们有着人民解放、社会进步、人类解放的共同目标。前者是基础性、前提性的工作，相当于普及;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提高。胡风之所以强调“初步的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和前提性，主要是从五四启蒙运动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胡风认为:“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向着两个中心问题集中了它的目标。怎样使作品的内容(它所表现的生活真实)适合大众的生活欲求，是一个;怎样使表现那内容的形式能够容易地被大众所接受———能够容易地走进大众里面，是又一个。这是文学运动基本内容，也是大众化问题的基本内容。”［6］503应该说，胡风这一论断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大多一开始就自觉地担负起思想启蒙的重任，希望通过大众化、平民化的文学来唤醒劳苦大众自我意识、“人”的自觉意识。但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在知识分子中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与广大的劳苦大众并无多少关系，以至有人攻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大学教授、银行经理、舞女、政客，以及其他小布尔”的文学，是一种应该扔进历史垃圾箱的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虽然遍及全国，但其主要活动范围仅仅局限在一些所谓的“文化中心”的大城市。先进的知识分子大多聚积在这些“文化中心”，也就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大众中去进行切实的启蒙工作，这是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脱离大众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劳苦大众受几千年封建统治者愚民政策之害，文化水平普遍低下，能识文断句的不多。他们根本无法阅读新文学作品，又怎么可能通过新文学获得新思想、新观念呢?正是基于这两个原因，胡风强调初步启蒙教育的重要意义。

二、胡风对启蒙的第2层理解是在初步启蒙教育的基础上用先进的人生观、世界观去照亮、启发大众，帮助他们摆脱几千年封建统治造成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也就是要“从民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出发，诱发并且养成他们的自动性、创造力，使他们能够解决问题、理解世界，由这参加战斗，同时又会从战斗里面涌出解决问题、理解世界的欲望，使他们的自动性、创造力继续成长，‘从亚细亚的落后’(今天的状态)脱出，接近而且获得现代的思维生活。这样地，我们的所谓‘宣传’、‘动员’，就能够成为改造‘今天的状态’的‘经常的运动’……从另一方面看，也就是‘迎头赶上’现代文化，‘使自己的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获得更进一步，更高一步的文化的时代’(潘梓年语)”［6］542。这种对启蒙的理解在当时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何干之在《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页就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启蒙的含义:“启蒙二字，从它的字义来说，是开明的意思;也即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更显浅一点说，就是解放人们头脑的束缚，教他们耳聪目明，教他们了解为什么，了解怎么做。”［3］1刘少奇曾在《苏北文化协会的任务》的讲演中指出，启蒙就是要使广大劳动人民“从黑暗、愚昧、盲从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具有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使他们对于现实，对于前途，对于国家民族，都有新的希望与新的理解，……使他们从长期受人奴役欺压驯服的状况中挺着胸膛站起来……成为各方面的活动的积极的因素”［7］。

三、综上所述

在胡风那里，无论是启蒙的第1层含义，还是第2层含义，启蒙者都是以一种从上而下的俯瞰的姿态，扮演着先生、导师、先知的角色。事实上，并不仅仅是胡风一人在扮演先生的角色，几乎所有抱着启蒙观念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扮演先生这一角色。知识分子这种先生的身份是由中国文化传统与具体的历史环境所赋予的。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师道尊严和“填鸭式”的被动教育，使中国劳苦大众自然地把先生当作真理的化身，不敢对先生传授的知识提出质疑。这就使他们逐渐丧失了主动、积极、独立探讨真理的能力，而习惯于被动地接受先生的灌输。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读书人特有的优越感，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一般都乐于认同、接受“先生”这一略带几分优越感的身份。在包括识字运动在内的初步的启蒙教育中，启蒙者(知识分子)自然必须要做先生。要使“鸡鸭不分”的大众懂得《抗战千字课》、《绘图抗战常识》之类的东西，必须通过“先生”的讲解，知识分子想不做先生都不可能。而用新的人生观、世界观去启蒙大众，虽然是比“发蒙”进了一步，但其思维方式仍然是建立在“发蒙”的基础之上，知识分子扮演的依然是“先生”的角色。对大众的启蒙其实是先生对儿童“发蒙”的扩大化。胡风这种启蒙观念一方面有传统思想的渊源，另一方面又从斯大林关于作家应该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观点中获得了巨大的理论支持。他对自己手中的真理确信无疑，并用这一真理向大众布道，希望通过自己的布道，能让大众接受自己宣传的真理，从此改变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态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启蒙可以用“启蒙者以一种真理(人生观、世界观等等)去启蒙(改造)被启蒙者”这一简单的句式来概括。

作者：朱叶芳 曾凡解 单位：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 政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