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企业发展现状及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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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市场化改革和经济转型步入深水区之际，私营企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困难与障碍。而实现私营企业家有序政治参与和企业家精神配置的科学是私营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新突破点。政治参与是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的客观条件，是私营企业以期获得政府资金、政策等支持的有效途径。科学的企业家精神配置是促进企业发展的主观条件。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和科学企业家精神配置，需要立足于加强党和政府的重视、提高私营企业家素质、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加强文化舆论宣传、科学企业家精神配置等五个方面，使私营企业得到良好、健康的发展。

关键词：政治参与；企业家精神配置；私营企业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巨大发展，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阶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制度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发展，由单一公有制改革为公有制为主，非公有制共同发展的变化。随之，私营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私营经济总量和占比不断增大。社会阶层涌现出一批率先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这样的条件下，私营企业得到飞速发展，私营企业家的地位逐渐凸显。而伴随着私营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私营企业家经济地位的提高，私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与企业家精神配置成为了影响私营企业发展的关键节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道路上，要引导与规范私营企业的发展，更要重视私营企业家这一新兴阶层的发展趋势。

一、相关概念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私营经济总量大幅度增长，私营经济主体私营企业家发展为新兴社会阶层，掌握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不断增长。政治参与和企业家精神配置成为了私营企业发展的新关注点与发展增长点。（一）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关于政治参与，始终是政治学界研究与讨论的热门话题与重点领域。政治参与的概念也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政治参与可以表现为国家公民对政府的各种决策产生影响而采取相关的活动，这种观点是西方代表性的亨廷顿学者的研究。国内代表性的观点是学者王浦劬指出的政治参与是国家公民通过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用自身的行动以期影响国家的政治活动等。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国家公民，私营企业家也不例外。政治参与是私营企业家寻求政治权利的主要途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与私营企业家经济财富的增加，进而出现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随之私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也日益加深，政治参与意识与谋取政治权利意识逐步加深。私营企业家期望通过政治参与的多种形式，参与到国家与政府公共事务和政策制定的相关过程中，提高影响政治体系的运行、结构等，期望得到政府在资金、政策、技术等方面的帮助与支持。政治参与的客体是国家的政治生活，主要是指党政机关、政权机关等。私营企业家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以期在党政机关、政权机关等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政治参与的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规范以及社会规范等，据此可划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是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首选与主要形式，大致包括为：（1）私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2）私营企业家积极参与政治相关活动，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3）私营企业家加入工商联等与企业发展相关的组织，并积极在其中担任相关职务。但是，由于经济利益的诱惑、社会文化的惯性影响以及制度缺失滞后的影响，私营企业家往往不仅仅满足于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一定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比如说，私营企业家在私下里与政府官员保持密切的私人关系、经济往来，甚至贿赂政府官员，大搞人际资本等。或者是推举政权机关中的相关政府官员成为自己在政治利益上的代言人。（二）企业家精神配置。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是最早提出了“企业家”这一概念，他对企业家的概念界定直接表现了企业家的属性，即能够提供经济利用效率的人，私营企业家自然属于这类人群。Schumpeter进一步提出企业家有眼光、有能力，敢于冒险实现创新。而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甚至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与进步的灵魂，是企业创新改革的主要源动力。企业家精神是指敢于冒险、敢于创新、敢于挑战常规，以最富有创新性及进取性的精神去开辟道路的精神。企业家精神配置，是指企业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对企业生产性活动与非生产性活动以及破坏性活动的分配及其占比关系。生产性活动，称之为创造性活动，是指企业家通过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模式，直接对企业的生产性活动进行规划、配置的行为。非生产性活动，称之为分配性行为，与生产性活动相对应，属于企业家不能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直接做成增加生产效用的行为，简单说是指企业的公关、招待等行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发展起着不容置喙的重要作用，不仅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还可以用于非生产性活动，甚至是对企业具有毁灭性的破坏性行为，而企业家精神究竟是配置到生产性活动还是非生产性活动，二者的比例及占比如何规划等，是取决于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对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即报酬的相比较。

二、政治参与和企业家精神配置的机理

在经济转型、市场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体系还未得到完全健康的建立，一些重要的尤其是稀缺的攸关企业发展命运的稀缺资源的配置和行政审批权仍然被政府部门牢牢的控制。国家及政府掌握着大量的物资、信息、资金、技术等公共稀缺资源，使得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对政府有着强烈的依赖感。政治参与不仅可以使私营企业家对政府部门的相关商业的方针政策有进一步的了解，同时参与政治活动行为的本身也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认识、接触相关政府部门的政府官员和其他重要人士。而随之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参与行为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分配引起了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安排决定问题，决定企业生产性活动及非生产性活动的分配比例。因此，正确理解与掌握政治参与及企业家精神配置二者间的相关机理与原则对于促进私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私营企业本身作为独立于公有制经济范畴外的非公有制经济的行列中，其发展之路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与阻碍。就此来说，私营企业的发展往往多受制于政府相关部门政策变动以及信息不对称、不了解的种种因素的牵制与影响，为了创造对私营企业发展有利的良好外部环境以及获得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充分掌握政府政策的变动情况，企业家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动机。在某些情况下，私营企业从政治参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可以说不亚于正常的企业生产经营的盈利收益，因此对企业来说权衡企业发展的政治战略和市场战略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决定企业的发展命运。对于企业来说，有效利用和正确识别有价值、稀缺、不可替代的公共资源、政府政策信息，往往是企业获得超额收益、体现竞争力差异的关键环节，因此，私营企业家将更多的精力与资金集中投入到整治战略环节。理性分析资源的特性和战略要素，尽最大努力争取影响企业发展的政治资源。（二）企业的发展还受我国传统的人情社会的影响。企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企业的发展必然受此影响左右。人情关系是中国社会当中一种特殊的潜在的在社会领域无时都在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人情关系与其他投资相比其特殊性在于人情关系的隐形成本不会随着经济关系的结束而结束。经济关系结束了，人情关系的后续效应还在此后的再次合作发挥作用。私营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建立的关系都会产生棘轮效应，一旦私营企业家开始在政治活动中投入非生产性活动的成本，此后需要向不断升级的“政治圈子”追加其非生产性活动的投入，编织自己的人情网络与信息渠道，长此以往下来，企业的非生产性活动逐渐成为企业投入成本主要组成部分，大量占用及消耗企业在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同时，随着企业家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其需要继续处理的新旧政治官员的数量与难度都有所增加与提高，企业家尽可能地从不断扩大的官员圈子来谋取其利益，增强与政府官员的相互关联。（三）私营企业原本的发展有着资金来源单一、规模较小、积累速度慢的困境，其现实困境使其不足以支撑收益周期较长、风险较高、成本过高的研发投入。此外，企业家还受其固有的中国人一旦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后，随之退出价值创造，选择回乡购置田产和房产观念的影响，不再继续选择新一轮的资本积累与资本的再扩大生产。这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别，西方有着完善的私有产权制度和高度发展的资本市场，西方企业家的具有高风险的创新性投资可以依赖于完善的市场制度。我国的私营企业往往受制于身份的影响，无法获得国有银行的相关贷款，即使通过其政治关系而获得的政府补贴和政策优惠等，这些资金仍然具有较强的限制，不能用于周期较长、成本较高、风险较高的产品研发活动。

三、私营企业发展的困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我国私营企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私营企业家在实现有效政治参与和企业家精神配置方面面临诸多障碍和制约因素，这些障碍和制约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私营企业的政治参与行为和企业家精神配置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此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前途。（一）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面临参与渠道不畅和机制不健全的制度制约。参与渠道不畅和参与机制不健全是实现私营企业家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性障碍，也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私营企业的发展需要我们保障企业家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即保证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渠道通畅和参与的机制健全，否则无法保障政治参与，甚至影响私营企业的发展。从我国现有的实际来看，我国私营企业家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主要是私营企业家在人大、政协、工商联中担任职务，但是在这方面存在着私营企业家的比例较低和规模较小等问题。其次，加入其中的私营企业家同时面临人微言轻，在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中说不上话，权力没有得到切实保障等问题。此外，目前国际社会中关于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保障机制和综合评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存在一定的缺陷，以及私营企业家和各级政府、行业协会之间的信息互通和相互关联机制尚未完善。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政治参与相关机制不健全等难题。例如，政府部门方面的向私营企业信息、通报情况制度，私营企业家方面的教育培养机制等。正是由于种种制度的缺失和机制的不健全，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出现了表面化、形式化的现象，甚至完全摈弃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方式，更多的选择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二）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面临参差不齐的素质和多样化的参与动机的自身障碍。从我国的实际来看，私营企业家作为新兴社会阶层，其中大部分政治文化水平较高，拥有良好的教育素养和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但是私营企业家中也存在的一定的学历偏低、政治参与意识不强、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的“暴发户”，这些企业在经营与管理中不适应现代化的时展潮流，往往采用家族式的经营管理模式，企业经营中还存在逃税、漏税、打法律擦边球等现象。这些素养不高的私营企业家及其采取的相关行为必然会影响其有序政治参与的有效实现，降低政治参与的治理，影响政治参与的效果和水平。同时，参差不齐的素质和偏低的文化水平也会影响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动机，容易诱发私营企业家不正规、不符合规范的政治参与动机。具体来说，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动机可以大致分为三种：补偿型的政治参与动机、功利性的政治参与动机、民主型的政治参与动机。而不符合规范的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的动机普遍为功利性的积极性政治参与，私营企业家想通过政治参与以此获得经济性的补偿，弥补其过去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三）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面临的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意识的文化瓶颈。专制主义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意识的主要特征和核心氛围，如“官本位”、“学而优则仕”、“重农抑商”等思想，这些思想到今天依然存在，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此外，私营企业家本身政治参与意识不强，对政治活动不关心，对企业推崇进行家族式的经营与管理模式。同时，这些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还反映在政府方面。一些政府部门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放，对私营企业的飞速发展存在偏见与抵触认识，对于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采取不理睬、不关注、不重视的态度与看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在社会中产生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一头热”现象，使得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遭受严重挫伤。总之，这些传统的落后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对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没有提供一个健康的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已经不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要求，违背时展潮流，并且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相悖离，应该及时加以根除与变革。（四）企业发展滞后面临企业家精神配置失衡的观念障碍。在社会主义市场化的改革进程中，以市场资源配置为主体的经济发展中，私营企业的发展在面临掌握诸多发展机遇的同时受制于种种发展困境。我国地方政府官员掌握着稀缺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和行政审批的裁量权，私营企业的发展面临受地方政府经济干预与政策变动影响的可能性很大。私营企业的发展经历了政府的态度由严禁、监督到引导、支持、鼓励等转变，在这样的情况下，私营企业逐渐意识到企业发展过程中政治战略的重要性。因此，政治策略成为了诸多私营企业发展的首要战略定位，在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以期获得更多的政治关系，保障企业的顺利发展。因此，私营企业的非生产性活动的大量成本投入挤占了用于企业研发及扩张发展的生产性活动的投入，企业在直接效应获得上大大减少，使得企业的技术进步、规模扩张遭受了破坏性影响，原有部门的劳动者失业，甚至会出现企业破产的严重后果。

四、私营企业发展路径

实现私营企业家的有序政治参与和企业家精神配置的科学是私营企业得以发展与创新的新的突破点。当前，我国私营企业家的有序政治参与和企业家精神配置过程中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对于这些困难和障碍，需要我们用系统的眼光和视角去审视和研究，实现私营企业的健康发展。（一）前提是要坚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主体的政治参与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的，私营企业家也不例外。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行为只有获得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政治参与的积极性获得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这样私营企业的发展才能获得党和政府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关注与支持。首先，对于私营企业家方面要切实扩大并有效保障私营企业家的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实现私营企业家的有序政治参与行为，引导私营企业家的良好政治参与动机，保障好私营企业家与各级政府、相关社会组织间的有效信息沟通；其次，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主管部门要重视私营企业家反映的政治诉求和愿望，要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对待及办理私营企业家诉求的相关事务，并做到有效的落实；再次，某些主管私营企业的部门或领导，需要了解实际情况，发现真正的问题，定期下到基层、厂房、车间，解决束缚企业发展的瓶颈；最后，政府利用现代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搭建一个权威的能让私营企业家反映政治诉求的网络沟通平台，让私营企业家畅所欲言，有效表达内心的真正诉求，在现实中不敢说、不想说、不便说的问题都可以表达出来，同时通过此平台的作用政府充分了解私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从而解决问题。（二）关键是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实现私营企业家的有序政治参与和科学的企业家精神配置需要私营企业家本身具有良好的素质，而我们了解到私营企业家的素质主要包括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两个方面。就文化素质来说，私营企业家中存在一定的学历偏低、文化水平不高的，还存在一些在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之后，铺张浪费、骄奢淫逸，染上拜金、享乐等恶习的，甚至其中还有个别人在经济财富增加之后，盲目的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从这个方面来说，私营企业家们可以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数字媒体技术进行网络学习，通过继续学习以在职学历、技能教育的方式提高自己的文化学历，可以去大企业学习生产经营和管理的相关知识等。就政治素质来说，私营企业家们政治素质的提高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经常组织私营企业家去中央和地方的一些社会主义学院、党校、高等院校、红色教育基地等进行学习与熏陶，接受党的知识的教育，积极定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目标和国家鼓励和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相关政策，引导私营企业家有序参与政治活动，提高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意识。（三）重点是拓宽政治参与渠道。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私营企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私营企业的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的提高，随之私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参与的意识逐渐提升，愿望日益强烈。这就需要各级政府给私营企业家们的政治诉求的表达提供通畅的表达途径，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因此，需要党和国家提供规范的、科学的、有序的、民主的制度为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保障，要高度重视和关注私营企业的政治表达诉求，并且要落到实处，及时做出回应。具体来说，首先，可以对私营企业家在人大、政协、工商联等组织机构的比例规模进行一定的提高与增加，明确保障私营企业家在其中的地位；其次，在制度上明确将私营企业的政治诉求纳入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制度中来，提高私营企业家政治诉求表达的合法性；再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定期组织私营企业家展开相关的座谈交流会，真正从根处拓宽政治参与渠道；最后，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数字技术，以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和电子政务为平台，拓展私营企业家政治参与的空间。（四）必须是加强文化舆论宣传。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分为蒙昧型政治文化、服从型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这三种类型。积极的、和谐的、符合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关键，否则再健全的政治参与机制都无法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只能成为空壳、摆设。因此，必须在全社会形成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思想氛围，这样为实现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为此，一方面应该加强对国家公民政治文化素养的教育，不断培育与提高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的意识与积极性，对政治参与有正确的、积极的认识与了解，使公民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育过程中不断提高民主意识等。此外，各级党委和政府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技术，利用行政手段，加大宣传党和国家鼓励私营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与法规，对政府官员进行思想教育与指导，逐步摒弃以期对私营企业的不正确的认识以及改善其抵触心理；另一方面对于私营企业家的良莠不齐的文化素质、偏低的政治素质等，党和政府应该双抓私营企业家的科学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和宣传部门应提供优秀的、符合社会主义时代潮流的精神文化产品，同时加强有序政治参与意识的宣传教育，引导私营企业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使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五）核心是引导企业家有效精神配置。首先，政府和企业都要以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为指导与前提，进一步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改革进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障碍，不能走邪路、歪路，不能用旁门左道的方法解决问题。政府和企业应该加强沟通与合作，构建“亲”、“请”的新型政商关系。重点是党和政府要完善权力的监督与使用，健全与完善政治参与的相关机制，杜绝让政治参与成为官商勾结的保护伞，让政府官员和企业在阳光下沟通与交流；其次，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简政放权，改变目前现存的大量的稀缺公共资源与行政审批裁量权由政府掌控与把持的局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下，给予私营企业的发展更多符合法律法规的优惠帮助支持和资金、技术的支持。同时，政府对于私营企业家精神配置也要发挥一定的引导作用，要及时的制止、甚至惩罚私营企业精神配置非生产性活动比重过高的情况，积极引导企业的精神家配置朝着科学、健康、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方向前进；最后，对于企业家而言，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鼓励企业家实事求是、敢于创新、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发挥创新引领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作用。引导企业家们树立脚踏实地的进取精神，倡导公平健康的竞争氛围，真正凭借商品的实力和品质赢得市场，赢得利益，反对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与政府官员勾结获取不正当收益的行为。同时，企业的发展还要重视保障员工的利益，莫要为富不仁，只有劳动人民的共同致富、共同发展才能实现企业的更好更长远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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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爽英，井润田，龙小宁等.民营企业家社会关系资本对研发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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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维安，徐业坤.政治身份的避税效应［J］.金融研究，2013（3）.

［6］张建君.嵌入的自主性：中国著名民营企业的政治行为［J］.经济管理，2012（5）.

［7］詹秋月.西方激励理论的演讲与发展［J］.商业经济，2007（2）.

作者:陶晴 单位: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