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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纪录片真实性构建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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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历史纪录片真实性构建浅析

摘要:和一般的影视作品不同,纪录片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性,不论采用什么样的艺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真实性都是纪录片不可动摇的底线。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情感、真实的细节、真实的故事脉络……这些为纪录片带来了无可比拟的震撼力和冲击力,基于此,文章将以《大儒朱熹》为例,探讨人文历史纪录片创作中,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最大程度还原人物以及事件的本来面目,从而引发受众的共鸣,以期对人文历史纪录片真实性构建提供有益性的探索。

关键词:人文历史;纪录片;主观真实;客观真实;符号真实

真实不仅是纪录片的生命线,也是纪录片的真正魅力所在,如果把纪录片比作一道菜,那么真实性就是其实实在在的原材料,只有具备“真材实料”这个前提,各种艺术加工的“调料”才有发挥的空间,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才有诞生的可能。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大儒朱熹》正是以真实史实为基础,有理有据,有细节可触摸,为观众讲述了一代大儒朱熹筚路蓝缕、孜孜求道的一生。一位生活在800多年前的儒者,他为何能够跨越时空,为今天的人们所铭记?他的传世经典《四书章句集注》《家礼》《近思录》《楚辞集注》……他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名句,为何依然如同黄钟大吕般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与三观?走进朱熹,单就与之相关的几个数字,就足以让后人对他肃然起敬。第一个数字是2000万。朱熹学识渊博,著述极丰,一生的著作超过2000万字,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旺称他“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第二个数字是40。朱熹毕生用将近40年的时间撰写、修订一部《四书集注》,可谓倾注了一生心血,他说“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确实,他所集注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是从浩瀚的中国典籍中精选出的中华文化精髓并加以阐释,至今依然被奉为国学之基;第三个数字是47。据专家统计,朱熹生平曾在47个书院读书讲学,其中由他创建或修复的书院就达7个,可谓南宋后复兴书院教育的最大功臣。如此一位影响深远的文化巨人,该用怎样的视角去还原他的本真面目呢?片子创作之初,团队就定下了一个基调:要呈现一个真实可信的朱熹。所以一开始创作团队就摈弃严肃的学术面孔与圣人的打造,回归日常,回到人性,用今日之心去感受朱熹当年的心跳和呼吸,力求还原历史现场,找寻古今思想与情感的共鸣。

一、历史细节的客观真实构建

暨南大学金震茅教授曾在《类型纪录片:影像里的中国》一书中强调:“类型纪录片的研究要从宏大叙事走向历史细节”[1],挖掘典型、生动的细节是纪录片真实性的重要物化方式之一,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以及最贴近现实的情感往往是通过细节表现出来的,虽然年代相隔遥远,但拨开历史烟云找寻真实生动的人物故事细节,能够赋予人物更立体生动的形象,使作品更具丰富的内涵,这对于纪录片的感染力、表现力有着非凡意义。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故事细节独立于个人之外,呈现的是历史最本真的客观面貌。《大儒朱熹》的艺术总监、总撰稿之一的资深纪录片人孙原老师曾在策划会上强调,“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对导演组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理清历史事件的脉络和走向,还要将支撑事件内涵和诸多人物特殊个性的种种细节呈现出来,真实再现一位思想救赎者、殉道者孜孜以求的一生”。如何在历史的长河中折射出朱熹等人的儒者个性,将士大夫阶层卷入南宋朝廷党争、人物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交织、学术流派林立而程朱理学脱颖而出的史实,环环相扣地铺垫与映衬朱熹百折不挠复兴儒学的万古恒心?创作在挖掘史料典籍的过程中不断梳理,在历史事件中找到许多令人动容的真实细节。比如第六集讲到朱熹晚年陷入“庆元党争”,在爬梳史料的过程中,创作团队发现,此时朱熹虽身处“党禁”风暴中心,被人罗织六大罪状,但他却在遭贬后超然物外,隐居武夷地区的建阳考亭,依旧带徒讲学,传播思想。当听闻有人上书“斩朱熹以绝伪学”时,朱熹一笑置之:“死生福祸,久已置之度外,不必过虑”,还专门步行赶路到麻阳溪畔,矗立桥头为遭贬湖南的大徒弟蔡元定送行。面对宰相好友赵汝愚、爱徒蔡元定等人惨遭流放,自身被诬“伪学魁首”、位列党禁名单第五名的朱熹,真的是“神一般的存在”吗?再往下深入剖析,另外一条线索吸引了创作的注意。遭伪学之禁的老迈朱熹,竟然开始了另外一项艰辛的计划——撰述文学经典《楚辞集注》。很多门人不解,“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乃独为《楚辞》解释其义,何也?”[2]带着同样的疑惑,我们寻踪发现,对《楚辞》的注解论述,贯穿了朱熹最后五年的庆元党禁生涯。朝廷毁禁理学,朱熹便借助屈原的文学经典忧时悯世、唤起世人对家国命运的呐喊。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所言,“他好多话不能说,但是他用这种方式,来表明他对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一片忠心的人,对这种人的一种崇敬。”他要借书铭志,要借《天问》《九歌》般的呼喊与歌唱,让自己的追寻真理大道的精神得以自由翱翔。接下来,史书记载,朱熹逝世前最后一刻,也许感觉到自己头巾有些歪,特意示意身边人将头巾扶正。这一细节极具深意,我们特别加以“情景再现”——朱子的一生,至死都是浩然正气。与一般的普通人一样,一代大儒朱熹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也有愤懑,有孤独,有对友人离去的不舍,有壮志未酬的伤怀……让许许多多有内核的真实故事细节得以再现,朱熹作为一个真实凡人的不平凡之处便显现无余。然而对于纪录片的整体解构而言,这些碎片化、片段式的细节无疑就像是一颗颗散落的珍珠,如何将之串联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几经探索之后,《大儒朱熹》用故事化的叙事手法弥补了这一先天的缺陷,就这一段历史而言,片中以“庆元党争”为叙事的中心点,并由它衍生、辐射开来,用与之相关的故事来有层次性地丰满人物形象和性格。朱子和门人的故事、朱子著书立说的故事,朱子以文会友,与辛弃疾、陆游欧之间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以及所挖掘细节的串联,种种构成了历史的宏大叙述,永远站在观众的立场和兴趣求知求解——《大儒朱熹》正是以这样方式突出细节感染力、突出情感叙事方式,力求为观众呈现一个有血有肉的,鲜活的朱熹。也正是这样的情感细节表达,让《大儒朱熹》得以逐渐深入人心,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共鸣,并给他们带来了思想的震撼,不仅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促进了情感的喷发,韩国中央大学卢仁淑教授就表示:看完我欲罢不能,导演想要体现和表达的主旨,专家的评价以及片中所展现的细节,始终吸引着我的兴趣。

二、艺术表达的主观真实构建

“纪录片是对现实生活的见证,是以影像的方式来记录现实的断面,从而留下历史的回声。”[3]在人文历史纪录片中,历史资料、历史遗迹的梳理和收集是关键,但是在资料、古迹缺失、或不足以呈现事件氛围或人物情绪时,我们就需要通过多元化的影视语言来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和表达,比如运用主观镜头对当时的情境进行描述,用情景再现的方式,邀请演员对当时的场景进行再现……这是一个主观创作的过程,与创作者的个人倾向、以及对这一事件的理解和看法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想在遵循真实原则的基础上,增强纪录片的艺术表现力,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忠于客观事实本身,把过去发生的事实客观、全面、完整地再现给观众,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信息传达的手段,情景再现最核心的要求,就是传达的信息、情绪不能破坏纪录片的真实感。为了尽可能呈现真实感,除了在横店基地拍摄若干“室内情景再现”,创作团队更多地选择带上演员,深入到朱熹一生长期涉足的闽北武夷山区和湘、赣、浙等地,实地拍摄融入自然天地间的鲜活朱熹。位于武夷山九曲溪第九曲的白云岩,巨大的崖头高耸入云,因常有白云缭绕其间而得名。在踩点中团队得知,这里不仅能拍出武夷山苍莽山脉,随机出现的云海也极为壮美,若能拍摄成功,十分契合朱熹“胸怀天下,孜孜求道”的意境。准备好服装、头套、以及各种道具,节目组一行人再次来到了武夷山。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摄制组的不少人员,还要兼任演员的角色。对于许多游客而言,要登上武夷山白云岩,那回旋往复的盘山蹬道和最后借助牵引绳攀登崖顶的百尺绝壁,或许并不是什么问题,有可能还能给他们带来一些乐趣,但对于携带大包小包取景拍摄的摄制组来说,无疑是一种严峻考验。为了拍摄到壮美的云海日出,摄制组凌晨两三点就从宾馆出发,车行到山脚下便卸下所有的装备,由人扛着一路摸黑拾级而上,摄像机、脚架、轨道、反光板、服装、道具一件不能落下。足足一个多小时气喘如牛地上行与攀岩,全组安全登临崖顶。伴随着东方升起的旭日,白云岩最为著名的云海奇观竟然被我们幸运地撞见。当同事王胜扮演的朱熹立于真实的武夷山云海前,摄制组施展十八般武艺,推、拉、摇、移、延时摄影、无人机航拍……一组组着实有别于三维合成云海动画的绝美画面诞生了。但见天地之间云霓流动,白髯飘飘的朱子信步崖边,在天光云影间体悟理学天人合一的精髓,思考经世济民、教化世人的大道良策。这是生动的武夷,更是生动的朱子。让武夷山水、武夷山魂与朱熹的精神与人格融为一体——这样的摄影构思,被导演组贯穿整个六集巨制中。武夷有四季,季季皆大美,冬雪秋叶,夏瀑春花,哪个不是朱子质朴高洁的精神化身?最让摄制组庆幸不已的,是这年春节前武夷山几十年未遇的罕见大雪!摄制组专门带着演员从福州赶赴武夷山,拍摄户外实景情景再现。寒风呼啸,雪压劲松,皑皑大雪中,朱熹在雪地艰难行走,身后一行深深的脚印;朱熹在冰,雪初融的溪畔静默,独听流泉;朱熹穿过荆棘,径直前行的布衣身影在无人机俯瞰下,融入起伏连绵的白色山形……那位在晚年遭遇灭顶之灾而绝不低头的朱夫子,就这样在镜头前变得厚重多义。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创作团队通过捕捉、发现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或者细节,并加入团队对于艺术创作的审美价值追求,从而赋予了《大儒朱熹》不一样的真实艺术光彩,这不仅有利于观众深刻体会人物情感,也有助于让大家以小见大,看到纪录片所体现的整体真实。

三、人物的符号真实构建

作为一种影像式的“符号”载体,纪录片不仅是现实生活信息的搬运工和刻录机,还在此基础上加入了个人对事物的理性感知,也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符号真实”。正如莱斯利·怀特在《文化科学》一书中指出,“文化是象征符号的总和,整个文化都是人类的符号活动,是人们通过创造而长期积累发展起来的象征性系统”,[4]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也属于人类符号活动的一种,它除了传递生活世界的真实外,还在为我们构建一个“人物的符号真实”,《大儒朱熹》就通过探索朱子的真实相貌,来刻画人物的“符号真实”,让观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的存在。朱子究竟长什么样?在百度上输入朱熹两个字,关于他的画像图片有几十种之多,而各不相同:有的微胖,面容白皙,留着美髯;有的貌如孔子;有的面相奇特,戴着帝王之冠,不少画像在人物右面颊都点缀七颗黑痣,类似北斗七星……关于他的长相,学术界也一直众说纷纭,不少知名出版社选用刊印的朱熹插图也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从哪里入手才能找到客观而又真实的答案?须知寻找文献资料是一个既费脑力又费体力的过程。一方面你得知道这些文献确实存在,另一方面又需要你从浩如烟海的库存里把它挖出来。以前有个相声段子说某君看书,书旁边放了一本字典,字典旁边放了一本怎样查字典。找典籍档案的过程也大致如此。团队执行总导演兼撰稿的郭权老师,他就是那本教人查字典的字典,关于朱熹的各种文档文献具体出处,大体了如指掌,即使不大确定,也能根据知识储备概略猜对。在明初学者宋濂的《宋九贤遗像记》里,摄制组找到了这样的记载:“晦庵朱子,貌长而丰,……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状。”而明刻本《紫阳朱氏建安谱·文公年谱》中也记载说:“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朱子生,是年九月十五日生公于延平尤溪郑氏寓舍,婺源井赤虹三日,面侧生七点,人并称异。”而清咸丰十年(1860)紫霞洲祠《朱子集》卷首的朱子像,以及清代画家上官周《晚笑堂画传》中的朱子全身像,右侧脸部也都画有七颗黑痣,依此看来,朱熹面生七痣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单纯的史料佐证,还不足以确保其真实性。遍访许多知名专家,得知在学术界比较公认“确为其人”的一幅画像,是朱熹的一幅对镜写真自画像。朱熹不仅在哲学和教育上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琴棋书画也是样样精通。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时年61岁、即将赴任漳州知州的朱熹,大约想起一生为官屡起屡仆,为学皓首穷经,一时五味交集,对镜自画写真,并题词自警。800多年过去,如今这幅自画像的原件虽已损毁,可拓片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在建瓯博物馆,我们有幸亲眼见证了这幅自画像拓片真容——须发及右颊七颗北斗痣清晰可见,面部慈祥微笑,目光炯炯却又透着一丝坚定。没错,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就是朱熹的真实模样。本片总导演陈加伟认为:“历史人文纪录片,就是有一分史实说一分话。考证、再考证!如果我们的纪录片因无知、因怠惰、因轻信、因自以为是而失实,我们将无言以对我们的受众,也无言以对不朽的朱熹。”也正是有了这样纯粹的真实,让观众有史可查,有源可循,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看完片子,却似乎完成了一场与儒学大师之间跨越800多年的心灵对话。

四、结语

纪录片《大儒朱熹》是创作团队一次充满挑战的全新尝试,对历史饱含深情和敬意,通过人物细节的深度挖掘、生动鲜活的历史再现以及严谨详实的历史考证,对朱子的一生和学术成就进行了一次全景式的梳理,为观众走进历史,了解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想象空间,真实的刻画,让人物情感更加细腻,让人物形象入木三分。正如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梁建勇所说:“纪录片塑造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敢说敢做、富有生活气息的朱子形象。我们从这部片子中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哲学家的角色,给人以温暖气息。”可以说《大儒朱熹》做到了客观之“真”和主观之“实”的完美融合,除此之外,纪录片还将宏大的历史主题和当代社会普通人的生活相结合,让历史照亮现实;将历史人物的伟大哲思放在全球化的视野加以阐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传承,这些在创作过程中的有益探索和实践,无疑为人文历史纪录片的创作与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式,在大力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希望能以此来助力人文历史纪录片的繁荣和发展。

注释:

[1]金震茅.类型纪录片:影像里的中国[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2]束景南.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3]朱荣清.电视纪录片创作:理论、观念与方法[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7.

[4]张少元.从“新闻真实”到“符号真实”[J].传播与版权,2015(4).

作者:雷彩霞 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