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人文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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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苫羊山南临黄河,北枕平原,东联海岱,西望太行。其名何来?李濠在志[1](P1)中云:山以苫名者何?以峦峰层叠有苫盖形也。以苫名又以羊名者何?以上有卧羊峰也。人顾称苫不称羊者,省文也。可见,苫羊山主峰形似苫盖,又有峰突起状似卧羊,是为“苫羊山”,简称“苫山”。东阿县有许多山丘,苫山仅是一座小山,之所以备受当时人们的青睐,首先在于其独特的形貌,是自然之造化,可谓“物华天宝”。李濠在志中对其作了这样的描述:平地一峰,状如旋螺,淑气盘郁,土地肥饶,为岱岳西支驻脉。……山以苫名者何?以峦峰层叠有苫盖形也。以苫名又以羊名者何?以上有卧羊峰也。……西岩迤东而上,有峰突起,不甚崔巍,而状若数羊之卧,故名苫山又名羊山。……太行西北接,相望若游龙。[1](P5-11)可以看到,其山体为旋螺之状,故峦峰层叠像一个苫盖;该山之西岩有峰突起,远远看去,就像一群卧着的山羊;而从其东南西北走向的整体来看,又像云游之龙。苫山形貌如此独特,堪称“造化钟神秀”。苫羊山一带地处黄河下游,古时水、旱、蝗三灾时常发生,人们常常面临灾难,但当地居民有此山为依靠,渡过了许多难关。当地村民都称之为“救命山”,可以概见人们对苫羊山的依赖与敬重。那时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一带的居民都会往此山上跑,仅以文字记载为例:国朝顺治七年,荆隆口决,大河北徙。十月初一,水至苫山,阔四十里,中洋深十丈,逕虎窟苫羊之间,东阿庄村田禾漂没殆尽。苫山街水深八尺,田舍俱没,士庶环山结庐赖以全躯。如是六年……[1](P168-169)在此居住的人们逐渐形成的村落也以该山命名。由此可以概见中国古村落之得名,缘山状物是其一种,则村志蕴含人文历史底蕴可见一斑。苫山村历史悠久,何时立村已无文献可考。传说早在原始部落时代,就有人在此生息,有籍可查、环山而居者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据该志中的记载和雨山西麓(东苫山村居民区)汉墓出土的文物证实,早在汉代已有居民村落。《东阿县乡土志》(清光绪三十二年,姜汉章等编辑)记载:“刘氏自宋代迁入县境苫山”;邑人苏则曾在《重修石佛寺记》中云:明正德七年(1512)“环山而居者无虑数百家,多缙绅鼎族”。由此可知,早在四百九十多年前,该村已是远近闻名的大村镇了。

二

中国的山水文化包括以山水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和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化形态。苫山古村落中的水主要是作为一种自然环境和实用精神进入居住文化的。譬如苫羊碧塘中的水,它既是居民的洗涤之源,又是生活之链。山水文化除了青山秀水、奇峰怪石等自然风光外,从苫羊山古村落的文化价值体现来看,形成了以山水为纽带的自然文脉。苫山这一地区,是鲁西著名的人才之乡,尤其在明代更是如此。李濠在志中云:苫羊名乡也,……故其间多绣文纬武之儒,异材绝智之士……事业文章之大,他乡莫能先焉,实为寰舆郡邑所关,何可以地非郡邑而弗志也!……吾苫阻山带河,东联海岱,明兴三百年来,名卿贤哲云蒸霞变,正所谓地灵则人杰也。……明兴以来,……贤哲递起,閤邑甲第才十七人,吾乡已以五计矣。至乡贡才异忠贞雄武之俦,辉煌后先,亦云彬彬盛矣。[1](P1-17)苫山村在明清时代非常有名气:只因在有明一代,这里出过五个进士。东阿全县在明代有进士十七,而苫山一村竟占其五,故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人类自始就与山水相依存,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与山水形成各种对象性关系的产物,凝聚着人们的意向和情感,展示出对真、善、美的不断追求,李濠在志中提到诸多该村名流所写的诗、文、楹联等,从中可见时人寄情山水、耕读传家的心态,这些都是当今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艺术文化价值。自然造化了苫羊山的美,这种美又浸润着当地的居民,山虽小,却可以看成中国山水文化自然与人文相契合的一个缩影。

三

《苫羊山志》是东阿第一部村志,在省内也屈指可数,对于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村志属于第一手资料。作者在记载的同时间接地表明对于事物的态度,使记载能够反映出作者的观念与思想,所述内容在客观之中又蕴含了灵性,看到了人的活动,了解到生活的文化。而苫羊山一带又属于鲁西地区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又看到了鲁西文化的局部体现。优良的文化传统,在激励后人的同时也需要后人来继承、发扬。李濠曾云:志苫羊则余之志余之责也……濠深惧善行不传,胜迹淹没,因不辞谫劣,漫为创始。[1](P1)可见,李濠意识到有责任将村中之文化继承下去,从而创志以励后人,其精神可嘉。我们今天发现该志,并将它介绍给更多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继承与发扬,濠翁可欣慰矣!《苫羊山志》对于了解作者及同村人之人生极具参考价值。我们正是依据这一特色,了解到苫山村的人文地理、风俗民情以及宗族关系,看到了该村的“地灵人杰”。通过当地人修当地志书,讲述当地历史,村志可以提供最丰富的资料。身为士人的李濠,生活在基层社会,该志所记之事具有地域性特点,只有将其放在鲁西地域场合中才能深入理解。所谓村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地域社会史上。该志撰就三百多年来,流传甚少,不能广为人知,所以弥足珍贵。道光《东阿县志》曾予著录,民国十二年(1923)九月曾由东阿县教养工厂排印过,除此之外,在各地大小图书馆则未见收藏。[2]其他相关书目,如王绍曾《山东文献书目》、王桂云《山东方志汇要》等等,亦皆不见著录。[3]故其在史志之林中意义之重大可见一斑。《苫羊山志》的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可补史书之阙,能为后人编修当地志书提供丰富的资料。例如,要研究苫山村“五进士”(《明史》未为其立传),可以参照该志之《人物志》,其中附录陈琳所撰刘约行状,刘隅所撰刘田碑阴记,于慎行所撰刘隅墓表,刘隅所撰李仁行状,于慎行所撰李学诗墓志铭。

四

这一古村落至今依旧保留着志中所反映的那种浓郁亲和的生活气息,当地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人文历史底蕴来推动地区的新农村建设。在这一建设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就是这些不可复制和再生的文化遗产,在此提出几点措施以讨方家:其一,保护好当地历史文化生态。区域人文历史背景是当地文化空间的生态环境,区域文化如同自然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之下繁衍、生产了不同的民间文化之树和果实。如果这一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文化将会凋零,这正是文化的生态性。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一定不能破坏当地的文化生态环境,而应该依托这种文化环境,营造区域文化氛围,并着重建设人们的精神家园。只有这样,传统的人文历史价值才能得以传承。例如,李濠的伯祖李学诗曾为嘉靖进士,其院落至今仍有九十多岁的后代居住,置身于院落,能够感受到当年历史积淀的文化信息。如果将其建成文化大院则不失为一种良策,既可应新农村建设之景,又能启教育后代之效。其二,发展和保护并举。建筑、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文脉,如果全打破了,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形象。新农村建设需要现代化,这是必然的,但如何保持当地本色,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城市规划方面,我们的教训太多了,建设新农村,应采取发展和保护并举的措施。老房子可以再造,但就变味了,因为留存下来的不仅仅是实物本身,还有无法复制的历史痕迹。将文化生态的理论用于新农村建设仅是笔者一己之见,当然,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政策也并非笔者所能概全,还需要众多有识之士来共同探讨,在此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