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画派历史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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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制高压的政治统治

明代政治上的专制主义更甚于前，皇权空前强化，这是吴门画派形成的外部政治环境。为了实现皇权的高度集中，明太祖朱元璋认为首先要制约和打击的就是不利于他实行专制统治的士大夫阶层，对百姓和官员实行特务统治，并对官员实行“廷杖”，使士人斯文扫地。与此同时，朱元璋因对苏州文人曾经帮助张士诚一事耿耿于怀，对江南一带尤其对苏州课以重税，还长时间不录用苏州一带的士人。不仅如此，还大量屠杀文人，对苏州画家尤甚。[1]570靖难之役后，永乐皇帝诛方孝孺十族，威慑江南士子。尽管洪武、永乐之后专制统治略有宽松，但是政治高压仍然存在。到了吴门画派出现时，虽然情况有所改变，但相距不过几十年光景，斧钺之声尚余音未绝。[2]34所以相当多的苏州士大夫文人都是“心有余悸”，他们绝意仕途，洁身自好，远离官场，坚守着士大夫的禀赋和独立的人格，将才华寄情于山水诗画，使得隐逸的文人、画家越来越多，相互唱和，并逐渐形成一个由风格相似、情趣相投的士大夫阶层组成的吴中文人群体。这些人中的部分画家继承了元代文人画的风格，最后出现了“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及以他们为代表的“吴门画派”。

二、尚文重教的文化传统

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在历史上经过了一个由“好剑尚武”到“习儒尚礼”的漫长过程。春秋战国乃至秦汉时期，吴人尚武好勇，故《汉书地理志》记载：“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①东晋灭亡后，大量的北方官僚地主南渡。在南迁的人群中，有相当一批是文人学士，如王充、严子陵、王羲之等，使得江南崇文之风日渐浓厚。加上皇家对文化的重视，促使全社会习文之风大盛。南北朝时期，连年战乱，南方相对安定一些，更有大批文人荟萃江南，他们的到来，促进了江南文化空气的活跃与浓厚，形成文人云集、文教日盛的壮观景象，促使江南世风由尚武走向崇文。同时，一些文人学士受玄学思潮的影响，从关心时务、入仕参政之路走向归隐自然，交友习文。唐宋以降，苏州从官方到民间都重视办学，如北宋年间范仲淹就在苏州创建府学，影响深远。此后，在苏州的官吏名儒、仁人志士，都曾在苏州一带兴学办学，发展教育。他们创办了众多的义塾、社学、书院、县学、府学等多层次的教育场所，培养人才。故自东晋南朝以来，江南的风尚已有所改变，至明清时期，苏州地区人群的个性变得柔软而睿智了，尚礼重文之风已取代了尚武之风，可谓文风鼎盛。好学尚文的风气对苏州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吴门画派形成的人才基础和文化内因。首先，培养了大量的文人，成为吴门画派形成的人才基础。表现最为突出的便是苏州被誉为“状元之乡”。自宋至清末，苏州地区共出文状元45名，占总数的7.55%。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自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至明崇祯十六年（1643）前后272年间，全国共录取状元90名，而苏州府出的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8.89%。[2]同时，加上明代中后期归隐风气已经十分稀淡，科举不中的读书之人又不甘此生，总要做出一番事业来，还要争取生存之道，诗文书画便成了抒发心志的良好途径，卖文鬻画成为常例，于是文人、画人激增，这为吴门画派的产生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其次，促进和延续了文化家族的传承，成为吴门画派形成的关系与情感纽带。三国东吴时期，吴地的顾、陆、朱、张都是著名的文化大家族。唐宋以来，在文化氛围浓重的吴地，以及重视家教师承的文化网络中，这种表现更为突出，兢兢业业、发奋图强的心理压力，刺激着众多文化世家的子弟，使这种文化家族得以代代相传，绵延不断。随着家族的扩大、繁衍，不断派生、演变出新的文化群体、文化世家。这种文化家族的传承和延续，使得吴中文人们有较为相近的性情爱好、个性气质，较为接近的人生理想，成为相互交往维系情感的天然纽带，易于使他们发生较为密切的联系，逐渐形成一个文人团体，演化成一个文艺流派。以书画为例，元代著名书画家兼诗人赵孟頫，其妻管道升，子赵雍均擅书画，有“绘画世家”之称，其外甥王蒙，亦精于诗画，为“元四家”之一。如沈周一支，沈周为吴门画派的创始人，他的成就与其家学渊源不无关系。沈氏是典型的文化世家，沈周的祖父沈澄、父沈恒、伯父沈员、弟沈召、长子沈云鹏、孙沈湄荣等无不精通诗文书画，自其祖父到其孙，一门五代，相承相继。沈周的弟子文徵明一家也是流寓江南的文化家族中的一个典型。文徵明之父文林与沈周相交甚厚，文徵明与其兄文奎均以沈为师。这些关系纽带无形中促进了吴门画派的形成。再次，促进苏州文人形成崇尚自然性灵的精神境界，为吴门画派的诞生提供了精神与艺术创作的共同出发点。苏州文人向往自然环境，崇尚解放性灵的人格精神和人文精神，带动了独立、自由、闲适、浪漫甚至唯美的生活艺术和情调。这在被称为“中国文化四绝”之一的中国古典园林中得到体现。苏州园林的粉墙黛瓦、回廊漏窗等，须弥纳芥，集中体现了江南自然山水之美。这和小桥流水的景色结合在一起，不仅使苏州成为陶冶人之性情、孕育人之幽情的雅境，而且更加确定了吴地文化特征和其特定的艺术走向。而苏州园林的兴盛和吴门画派的形成有一定关系。吴门画派中的许多人都直接参与了造园活动，如沈周、文徵明、唐寅、周天球、刘珏、杨维桢、范允临、董其昌等书画家都构有私园。并且，文徵明绘拙政园图，沈周绘壑舟园图，文伯仁绘石湖草堂图等。[1]577园林是立体的画，写意园林和写意山水画的创作原理和风格是一脉相承的。西方哲学家黑格尔也曾说中国园林“是一种绘画”①。这都说明了园林有如绘画般的意境美。毫无疑问，苏州园林的兴盛必定会促进吴门画派的进一步发展。

三、活跃的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与文化的兴起

任何一种文化，从其存在的特定地域来说，社会经济基础是其形成的物质根据，是内因；其他各种文化的积极因素的影响是外因，是条件。后者只可能通过前者起作用。[3]至明代中期,商品经济较前代更加活跃。苏州城内商铺鳞次栉比，车水马龙，一派繁忙景象。苏州已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和东南一大都会。[4]这是吴门画派产生和兴起的经济基础，也是直接原因。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吴门画派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明中叶，苏州的已逐渐脱离小农业，成为独立的重要的行业，且规模宏大。其中自然不乏善于使用绫绸装裱的工人和画商，产业链日益完整。就绘画所用的纸张而言，明代造纸业的发展已经达到手工业的高峰，其时各地纸张经着色和加工后制成的各式各样的精美成品，流入苏州，笔与墨的情况亦如此，这皆为吴门画派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其次，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的兴起促进了绘画市场的兴盛，加快了吴门画派的形成。商人本为四民之末，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意识悄然改变，商人形象大为改观，当时的儒生、官员不惜易儒、弃官经商的例子俯拾皆是，出现了文人、仕官商人化的现象。而商人们为附庸风雅、装点门面、提高品位，对书籍、书法、绘画作品不吝千金购买，出现了商人文人化的现象。这为书法绘画市场提供了大量的需求。而苏州许多文人画家，迫于生计，公开开列润格,出卖自己的诗文字画。“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也概莫能外。沈周因家训未仕,唐寅是仕途失意,仇英终生为画工,只有文徵明在54岁时被授予“翰林院待诏”之职,但四年后稍不如意即辞官退隐。他们为了生计,也需要卖画。“吴门四家”之首沈周曾遇“贩夫牧竖”来索,也“不见难色”,刘邦彦戏曰：“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旧要了南游债,须化金仙百亿身。”①据史料记载，仇英当时卖画价位在“五十金”到“百金”之间，而出身于商贾之家，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也是“闲来写幅丹青卖”。②文徵明直接参与书画经济的信息，在《文徵明集》许多小简中明显地传递出来，他给学生朱郎的书简写道：“扇骨八把，每把装面银三分，共该二钱四分。又空面十个，烦装骨，该银四分，共奉银三钱，烦就与干当干当。徵明奉白子郎足下。”③稍后的浙江乌程人凌濛初著的“二拍”中也有关于苏州书画市场交易的描写。由此可见,一个能提供不同层次需求的书画艺术市场在明代的苏州已十分繁荣了。可见，苏州作为当时的经济文化中心，经济上的繁荣导致了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形成了极大的带有市民趣味的艺术市场，绘画的商品化成为大势所趋，艺术市场更是急需一种摒弃粗野的雅俗艺术。于是，文学艺术开始从贵族沙龙逐渐转移到市民化的市场中，这为以文静细腻画风著称的沈、文以及非正统文人的画家唐、仇提供了一个艺术发展的空间，形成了中国绘画史上著名的“吴门四家”。

四、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

一个艺术流派的成熟，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吴门画派正是在苏州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茁壮成长起来的。苏州自古以来即为“鱼米之乡”，北临长江，西连太湖，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气候温和，水量丰沛，地形平坦，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山、水、路、桥错落有致，十分适宜农耕与居住。绝美的山水田园风光与丰富的物产孕育了众多的文人名士，继而又成为历代文人画家的创作对象与素材。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写道：“江南地润无尘，人多精艺，三吴之迹，八绝之名，逸少右军，长康散骑，书画之能，其来尚矣。”④何琦先生也认为：“南宋至明清艺术活动重心在南方的活动主要以山水画为主，而师法造化的山水画又必然与南方地域的地理环境产生联系。”⑤苏州优越的地理环境，也促进了民俗民风中“吴趣”地域风格的形成，如吴侬软语、民居建筑、苏帮菜肴、风俗民情等。诗人吴伟业曾在《江南好》18首词作中，一一吟咏了吴中的山水寺庙、造园叠石、画舫歌船、诗画博古、花木盆栽、架鸟虫鱼、茶坊酒肆、管弦歌曲、机丝织锦、刺绣缂丝、髹漆螺钿等等，似乎都在表现这种“吴趣”。[1]567这种“吴趣”体现在绘画上就是“文人画”，继而成为“吴门画派”的主要风格。可见，苏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吴中艺术家提供了优裕的创作条件，不仅为画师们提供了别具审美特征的素材和题材，而且更影响着画家人格、画派风格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