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文学人文历史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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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西湖为中心的地域场景

叙写茶文化的热情令王旭烽90年代以后的创作有了明确的文化指令。从杭州西湖的实景出发，作家寻求着经典的永恒价值。以西湖为题材的文学创作可谓源远流长，从古至今，西湖以湖光山色使人流连忘返。王旭烽认为，恰恰是这种印象，容易遮蔽人们的目光，使人较难穿越外在，进入真正丰富而深邃的本质。“西湖太容易让人错觉成风花雪月，但它从来就和壮怀激烈共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⑤《爱情西湖》受此理念的驱使，于真实场景中糅入虚幻，贯之以浪漫主义的情感，从中有对人性的种种哲学思考和文学探讨，又完成了其叙事方式的蜕变，在抒情写意中完善着对文体的实验性建设。这部以十个系列中篇构成的长篇小说，以“桔瓣式”结构“完成既有多角度的个性，又有真、善、美的共性的西湖较为合适的文体选择”⑥，它区别于《茶人三部曲》的主旋律风格，呈现出“后工业时代的写法”。《爱情西湖》是与西湖的实际场景相连的，十个中篇对应历史上西湖十处最有名的风景。作家不仅以景名入题，而且行文紧扣景域的特色。例如《断桥残雪》的开头：“在一个早春的傍晚，我向断桥走去。那时，黛色已侵入它石垒的肌肤，西湖稠浓墨绿，躺在它身下……”《平湖秋月》中有如此介绍：“从这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明月下的西子湖。湖上三岛呈品字形，镶嵌在黑宝石一般的湖面上。又见三潭印月，隐隐约约，在水一方。真是地上平湖，空中秋月……”其他如《双峰插云》中的描述：“那时茫茫一片，双峰若沉若浮，时隐时现，峰耶曰是云，云耶曰是峰，俄顷又突然钻破云雾，在湛蓝的天空中显现出俊秀的身姿———这一切，正是无心人不能领略的意境吧”，等等，无不是西湖经典景致的最恰当解释。它们以现实中西湖景观的自然视觉印象，给小说文本营造了浓郁的诗意氛围。但作家显然不是给西湖十景写导游词，她要提炼出“感受”与“认识”的差别。

二、识：场景事象的文化意蕴

《茶人三部曲》之后，王旭烽出于对西湖的价值认识，从而萌生出一生用笔用文学艺术来构建一个杭州的想法。在作家眼里，“西湖，是一个有终极意义的存在”，这不仅仅是指自宋开始便形成的西湖自然景观，而是每处景观都与丰富的文化事象相联系，从而构成了独到的人文景观，阐释与认识这种文化，是深层次解读西湖的开始。这部“西湖十景”小说，在文化内容上特别广泛。比如《平湖秋月》中对浙派古琴的品读，《曲院风荷》里对佛教文化的认识，《花港观鱼》中对中国观赏鱼历史的叙述，《柳浪闻莺》里对越剧和“王星记”扇子的介绍，等等，无不追溯着地域文化的悠久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没有继续《茶人三部曲》中“对峙”的构思理念，而是怀揣结构和内容“相融浸润”的想法，尝试着文本形式与地域的自然景致和人文内涵保持高度和谐的创作实践。以《柳浪闻莺》为例，作家将故事场景安排在南山路“柳浪闻莺公园”一带，涉及涌金门、闻莺馆、万松岭、中国美院、清波门、钱王祠等真实地段。由于在十处景点中，唯有此景是以声显色的，于是作家设置文化事象时安排了越剧。因为要表现戏剧，所以在文本结构上，作家采取了传统戏剧的样式。小说开头就是戏剧开场白的写法，有声有色，有亮相，有画外音。其他如《曲院风荷》中因荷生莲，因莲系佛，完成了从世俗花卉到宗教文化的认识；《雷峰夕照》中的“嵌套结构”所形成的曲折波澜与故事传奇性风格的一致性；《三潭印月》中博客式小说的网络特色等，无不显示出作家的先锋实验精神。它从文学的角度表现了自然和人文结合得天衣无缝的西湖，进而作家将以虚构的方式，对其作出“最别致又最富有情感的解读”⑦。

三、悟：意蕴深处的哲理内涵

王旭烽写小说，与其说是为了反映原生态的现实生活，毋宁说是以独到的情感表达方式表现自己对生活的主观感受。这种不刻意迎合读者的写作个性，使作家在对于西湖文化的挖掘与整理之中，除注意搜寻这片特定的土壤所孕育出来的特定的人文精神之外，更进一步探索西湖文化与西湖人文在命运遭遇和历史变化之间的某种联系。“西湖十景”的物理空间是优美雅致的，作家在此背景上，巧妙地于真实生活经验与虚构的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在真实世界与太虚幻境之间形成叙事空间，从而以各呈其态的爱情为引，从历史变迁、时尚变化的大视角，对传统人文理想和人格精神的现实遭遇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例如《南屏晚钟》以忠诚与背叛为主题，《苏堤春晓》关注永恒与刹那的对应，《断桥残雪》讨论了坚守与顺应的关系，《平湖秋月》揭示了精雅与粗俗的矛盾，《雷峰夕照》则是心灵与历史相对于虚构和真实的并存现象的比较。如此严肃、沉重甚至不乏惨痛的立意与“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实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作家在完全的真实和完全的虚构之间，上演着人性的多面与复杂，深掘出地域文化“蚀人心骨，断人肝肠”的本质同构关系。由场景认识特定的文化事象，再经文化事象与小说人物结合生发对生活理念的思考。王旭烽完成了从文学的思考到思考的文学的追求，并且由于其作品的结构、叙事等文学形式体系的创新与发展，让人在琢磨“形式”所拥有的形而上的意义之余，充分认识到作家的艺术颖悟对一种极富地域文化特征的小说文体在建设和完善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我们从作家“有意味的形式”中，读到了有普遍意义的形象与各种情状下的人性表现，这是从典型的局限出发，寻找永恒与无限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