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文章认为分工水平的提升是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转型的关键在于利用分工促进机制。而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的推进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社会知识水平与降低协调成本，从而提高分工水平，使得浙江经济从之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县域经济向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城市经济过渡。最后，文章得出“县域经济转型依靠内在的产业转型与外在的都市圈经济辐射”的启示。

【关键词】浙江省；县域经济；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浙江“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空间布局分散”（低、小、散）的县域经济正在经历“成长的烦恼”，面临转型升级路径锁定的困境，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缓、高端要素短缺、公共服务能力薄弱等。因此，浙江县域经济亟须转型升级。2014年，浙江人均GDP为7296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878美元），跨越10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对浙江经济形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城市经济以集约集群集聚与高端高质高效的优势无疑成为理想的经济形态。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的动力机制。

二、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新趋势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浙江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呈现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超越县域经济；二是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三是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期。这些表明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已成必然趋势。

（一）城市经济高效发展，成为驱动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主导性力量

随着城市化重心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转移，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不断向城市集聚，城市经济快速、高效发展。2012年①，11个设区市GDP达16479.67亿元，占全省的47.74%，人口仅占31.77%，而58个县（市）②GDP达18038.49亿元，占全省的52.26%，人口却占了68.23%。11个设区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远远高于58个县（市）。而且11个设区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财政总收入分别占全省的52.74%、56.34%，占据了半壁江山。随着新型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以城市群和都市区为载体的城市经济将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导性力量。2013年杭甬温三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了全省17.18%的人口，却创造了33.35%的地区生产总值。

（二）都市区和城市群逐渐形成，县域经济融入都市区发展成为新趋势

都市区和城市群的形成增强了县（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促使县域经济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向接受城市经济辐射为主转变，促使区域空间结构网络化发展。目前，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和杭州、宁波、温州、金华-义乌四大都市区逐渐成形，将近50%的县（市）已被纳入网络化城市体系中。杭州都市区吸纳了临安、富阳、德清、桐乡、海宁和绍兴等6个县（市）；宁波都市区吸纳了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和象山等5个县（市）；温州都市区吸纳了瑞安、永嘉、乐清、洞头、文成、平阳和苍南7等个县（市）；金华-义乌都市区吸纳了东阳、浦江、兰溪、武义和永康等5个县（市）。这意味着这些县（市）必将受到城市经济的辐射，外围县（市）与中心城市融合发展将成为趋势。城市经济正在一步步“吞噬”县域经济。

（三）发达县（市）进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

“四换三名”①、“退二进三”等一系列产业转型升级措施促使各种城市经济业态不断涌现，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转型，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县（市）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13年，绍兴县、义乌市、慈溪市、嘉善县等22个县（市）人均生产总值跨越10000美元（见表1），迎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商贸服务业、金融业、物流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持续上升。以义乌市为例，从2000—2013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从43.5%持续增长至57.05%。发达的商贸服务业提高了义乌市服务其他县（市）的能力。此外，部分县（市）以“智慧城市”为抓手促进“生产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带动了信息产业等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高了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

三、分工视角下的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动力机制

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并非偶然。因此，我们很有必要研究其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此，一来可以更好地推动浙江县域经济转型；二来可以为全国其他县域经济提供发展的参考。

（一）概念界定

县域经济是农村市场化取向改革的成果，本质上是农村工业化与以小城镇（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在县域空间上融合互动促使县域产业分工所产生的特征鲜明的经济形态。特征主要体现在：一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产业，县域功能以生产为主；二是县域城市化水平不高，空间集聚度低，产业布局分散，城乡二元结构明显；三是县级行政区划为经济发展的空间依托，县城与中心镇往往是县域经济增长极；四是区域分工水平比较低，以部门间分工或区域产品分工为主，缺少产业链层面分工。城市经济伴随城市化进程而发展，本质上是集聚经济，是分工与集聚在地理空间上互动所产生的具有较强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的经济形态。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支撑力；二是在集聚与分工的互动中，生产性服务业从第三产业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产业，城市以服务功能为主；三是城市人口以非农人口为主，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中心城市集聚、辐射能力比较强；四是产业链分工水平高，城市之间分工明确、错位发展，都市圈经济是其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由上可见，从分工角度来看，县域经济是一种以部门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而城市经济是一种以产业链分工为主的经济形态。因此，从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可以理解为分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经济形态的转变，分工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经济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而不是行政区划的调整②，更不是县域经济的“消灭”。

（二）动力机制分工

从县域与区域两个层面作用于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县域层面，分工深化提高个人或企业专业化水平，引起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推动人口集聚、产业集中，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促进服务业大发展，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区域层面，分工深化使得中心城市经济能级提升，使得城际之间分工协作、经济联系密切，增强了县域与中心城市的融合互动，促进都市圈形成与发展，基于明确的城市等级体系与密切的城际经济联系，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而转型。因此，转型的关键是利用促进分工演进的机制。基于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1]，杨格（Young，1928）[2]与杨小凯（1998）[3]等人的研究，分工受到交易成本、市场范围、社会知识水平与协调成本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县域经济转型的促进机制。市场化有助于明确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建立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资源配置范围，促进区域分工。城镇化推动人口、产业等资源向城市集聚，提高空间邻近程度，加快知识、信息、技术等要素的传播与分享，提高社会知识积累水平，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发展，为服务业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为城市化提供基本动力。信息化释放空间与时间对资源配置的约束，扩展了市场空间与容量。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正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化的作用下，浙江县域经济呈现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趋势。

1.动力机制Ⅰ：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观点即“斯密定理”。阿林?杨格（Young，1928）充分肯定“斯密定理”，并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分工一般的取决于分工本身”，即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决定的一种网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市场化深化县域分工，推动分工网络形成与扩展；分工深化提高市场化程度，扩大市场规模。市场化从广度与深度两个层次提高分工水平。在广度层面，市场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扩大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空间范围,直接推动市场规模扩大和区域分工深化；在深度层面，市场化明确政府与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消除市场准入限制、行业垄断等各种市场壁垒，改善了经济活动所需环境。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一个市场化深化的过程，是一个市场规模扩张与分工网络扩展互促互进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浙江率先实施农村工业化，开始市场化取向改革。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市场化进程，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的互动开启了县域经济支撑城市经济发展之路。随着市场化的推进，浙江经济呈现出两个发展特征。一是各类商品和要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相应的商品与要素市场逐步建立，区域市场体系逐渐形成，区域贸易流量大大提高，典型地表现为各类专业市场的快速崛起、扩张与国内外贸易量上升。二是在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县域根据自身资源禀赋条件，依托区域市场体系，融入区域产业分工，建立自身的产业体系，这不仅推动了浙江区域产业结构的形成，也固化了区域产业分工体系。进入新世纪，信息化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影响力融入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提升提速市场化进程。各类专业市场在信息化的作用下，无论是规模还是功能都得到极大地提升，分工网络进一步扩展，县域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目前，随着义乌小商品城、余姚中国塑料城等专业市场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商贸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

2.动力机制Ⅱ：人口集聚、产业集中与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的提高能深化县域层面分工，推动产业转型，进而带动县域空间结构与功能的转变。钱学锋、梁琦（2007）[4]认为分工与集聚之间的内在联系乃是通过报酬递增作为媒介而实现的。也就是企业为获得递增的报酬必然会集聚。贝克尔和墨菲（BeckerandMurphy，1992）[5]在《劳动分工、协调成本和知识》一文中指出分工不仅受市场容量的限制，更受到协调分工的成本以及社会知识水平的限制。只有在不存在协调成本或者协调成本相对较低而市场又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分工才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人口与产业的集聚或者说城市化的推进加速知识积累，缩短空间距离，方便经济主体之间信息交流，大大降低了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综上所述，人口集聚、产业集中即县域空间集聚度提高的过程就是县域层面分工深化的过程，就是县域产业转型的过程。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是以建制镇为重心的城镇化向以县城与中心镇为重心的城市化演进的过程，表现为人口、产业等资源从向建制镇集聚到向县城与中心镇集聚。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推进城市化；城市化则为工业化提供空间依托。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口、资金、技术、产业等各类经济资源向县（市）地理空间集聚，城镇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产业种类也不断增加。县域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使得需求多样化，引起中间产品需求扩张，进而深化了县域层面分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使得县域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浙江以小城镇为重心的城市化与农村工业化的互动推进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乡镇企业与专业市场的融合互动导致产业集群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块状经济”。在该城镇化战略的指引下，浙江经济出现“弱市强县”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90年代，浙江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提出以中小城市为重心的城市化战略。中心城市开始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崛起。县域经济进入自身产业结构调整期，开始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但对城市经济的支撑作用并没有减弱。2006年开始，浙江率先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自此，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得到加强，使得县域经济受城市经济辐射效应越来越强。

3.动力机制Ⅲ：都市圈的集聚效应与扩散效应。都市圈具备以下几个特征：一是都市圈以集聚能力强、辐射能力强的中心城市为核心；二是具有发达完善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周边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交通通达性高、信息交流通畅；三是圈内城市之间产业分工明确、职能互补；四是圈内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与劳务自由贸易，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强。可见，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是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在区域空间互动发展的结果。这是因为：市场化消除市场壁垒，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劳务自由贸易，是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前提与保障；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级要素与高端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增强中心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信息化统筹提升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缩短城市之间空间距离，扩大了市场规模，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而且加速了知识积累，进一步深化分工，最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熟都市圈由强大的中心城市、紧密的城际联系与清晰的城市等级体系的构成。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在空间上的融合互动，促使环杭州湾、温台沿海、浙中三大城市群与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形成。随着“七线两枢纽”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城市化的集群化、网络化发展趋势日渐明显。“十二五”时期，浙江四大都市区、三大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积极推动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大力提升中心城市能级和功能，提高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产业梯度，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县（市）则主动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旅游、商贸等生活性、消费性服务业；中心城市与外围县（市）之间以交通、信息通道等基础设施为依托实现链接。这些规划都将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的融合互动，最终实现中心城市拉动县域经济转型。

四、启示

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与市场化的影响下，区域分工水平不断提高，县（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一体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未来，浙江县域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应坚持“强县战略”与“都市圈战略”双轮驱动转型。在“强县战略”指导下，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产业转换推动县域经济转型；在“都市圈战略”指导下，深化区域层面分工，城市化重心从中小城镇向大城市倾向，促进高级要素、高端产业等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提高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能力，将县（市）纳入都市区发展。深化县域内部分工关键在于以城市化与信息化优化工业化，重点在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主动力在于县（市）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针对性地实施“招商选资”，延长产业链。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快推进县（市）城市化，提高县域空间集聚度，合理发展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与信息产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二是以“智慧城市”、“数字城市”建设为着力点，努力提高企业、产业发展平台与社会领域信息化水平，加快实现企业产品、研发、生产过程与管理、营销等环节的信息化；三是提高经济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区域甚至全球分工，围绕主导产业承接中心城市或国际转移产业，采取“补链式”招商引资，提高生产迂回度，提高中间产品生产量，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深化区域分工关键在于深化市场化改革，推进新型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互动，重点在于明确县（市）区域地位，主动力在于新型城市化的引领作用；政府作用则在于扩大区域合作范围，加深区域合作深度，努力消除区域壁垒，实现地方政府共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完善县域经济发展的“硬环境”与“软环境”，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二是创新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构建区域协调机构，消除行政区划与体制机制对都市圈发展的限制；三是加快推进新型城市化，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的城市等级体系，同时要重点提高中心城市经济能级，发挥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以城市经济反哺县域经济。

【参考文献】

[3]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钱学锋，梁琦.分工与集聚的理论渊源[J].江苏社会科学，2007（2）：70-76.

作者:刘亚卓 刘铠锋 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地铁运营管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