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危机论文:国外社会学危机的体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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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祎金 单位：萨里大学社会学系

一、危机话语的地理边界

追溯最早的危机话语，古尔德纳给这场危机划定了一个地理边界，认为这是“西方”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在回应古尔德纳的时候，柯林斯甚至认为即便是“西方”也是不准确的，它覆盖的范围太广泛了，古尔德纳描述的危机仅仅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危机，并且这场“到来”的危机也太晚了，因为现在（1973）社会学已经发展出了现象学、历史比较方法和冲突理论[1]。根据科林斯的论述，这场危机应该发生在十年前，那时候的社会学才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天下。此外，结构功能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的成功虽然使得欧洲社会学也具备了美国特点，随着帕森斯理论大厦的倒塌，各种反叛理论的崛起固然是事实，但是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却是“不可救药的混乱”，20世纪80年代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便是在这个意义上试图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一次重构[2]。由此可见，社会学的危机从一开始便存在一个地理上的边界，它是古尔德纳所言的“西方”，柯林斯所言以北美为中心的“结构功能主义”，也是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作为欧洲社会理论对危机的一种回应。这种地理边界意味着危机话语对非西方的读者而言，始终具有一种“他性”。不仅因为社会学自始便是一门应欧洲现代性计划召唤而生的学科，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危机话语存在对社会学进行制度诊断的内容，它是西方社会学共同体对自身制度性情境遭遇困境所做出的直接反应，最为直接和明显的体现了危机话语的他性，对非西方的社会学而言，始终缺少一种在场的体验。1999年美国《社会学研究》（SociologicalInquiry）发起的“拯救社会学”专题讨论，其中一个重要情境就是华盛顿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社会学系的取消，前者也是古尔德纳曾任系主任的大学。

当然，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他性也不容忽视，虽然社会理论在非西方通常被冠以一个西方或者国外的前缀用以推介，但是它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社会理论的普遍主义价值取向，隐藏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普遍主义即被认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回顾社会学的古典时期，西美尔的形式社会学、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它们不是对于某个特定社会的研究，均是脱离具体历史情境的理论建构，旨在探寻社会背后所蕴含的普遍主义法则。韦伯描述了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同时也论述了新教伦理之外的文明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个事实。帕森斯在20世纪70年代曾赤裸裸的表示出西方对非西方的关注：在社会进化过程中，运用自身资源和发展可能性，无法过渡到现代阶段的地区。“我们”以韦伯的视角来对待这些社会，为什么他们没有发展出在现代西方出现的现代化事物[3]。在以保守著称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社会被结构化为承担具体功能的组成部分，社会变迁是出于结构系统因均衡打破而出现的分化。帕森斯将非西方的不能（disable）置入他的理论框架中，用以考察非西方社会的进化历程，作为一种西方现代性的反证。

如果将结构功能主义的危机视为其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危机的反映，可以发现社会学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随着阐释者与被阐释对象之间的符合程度而不断调整。遵循这种理解，社会学的危机话语可以追溯到这门学科的发端时期，发生在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带来的危机后果，迫切需要一门阐释和诊断社会的学科。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有学者甚至断言社会学处在一种永久性的危机状态中，因为它本身便是从这场产生了现代性的“大危机”中再生出来的学科[4]。类似的表述，瓦格纳（Wagner）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对一系列政治制度危机的反应，社会学在历史上存在三次重大的理论调整：第一次是19世纪古典社会学的诞生和古典自由主义的困境，一方面是个体主义的崛起，另一方面又渴望秩序和意义，这是第一次现代性危机；第二次是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代进一步巩固，被视为可以为战后社会提供理性重组的学科；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资本主义的瓦解，这是第二次现代性危机[5]。这里存在一种由社会学的危机过渡到社会危机的范式转移，并且二者的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因而，考察学科危机的时候，无法脱离对产生它的具体社会历史情境的讨论。对学科危机话语的理解，也不能单纯限制在理论和知识层面来讨论，社会不仅是社会学阐释的对象，同时还提供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制度化学科赖以存在的空间。因为社会本身存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边界，社会学的危机话语虽然在世界范围传播，并开启了反思实践的空间，但是危机话语并不能掩盖其自身的地理界限。

二、危机话语的两个维度：知识与制度

社会学危机自古尔德纳的滥觞，已成为社会学话语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这场讨论并没有停止，并且体现出一个在时态上延续古尔德纳讨论的意味。1970年古尔德纳以社会学“到来的危机”[6]，宣判结构功能主义的破产；1980年布东讨论“危机中的社会学”为社会学的认识论寻找新出路[7]；1995年勒默特在“危机之后”的社会学中尝试将道德回归视为社会学的生存之道[8]。2005年布若维提倡的“公共社会学”在措辞上并没有延续学科危机的讨论，但是他对社会学的公共定向仍可视为是对社会学危机的一种回应[9]。一方面，我们看到社会学危机业已成为这门学科一个持久的话题，并且体现出在时态上存在延续的特点；另一方面，危机话语随着社会学理论的传播，已经超越了西方和北美，扩散到世界范围，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反思性话语在全球社会学领域的崛起，“反思”成为一种学术趋势，诸多命题都被加以一个反思的前缀。

国内学者对社会学危机话语也有探讨，认为学科危机源于社会学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误解，它是伴随着科学主义退潮的必然结果，随着正统社会学的合法性地位丧失，恰恰为社会学的多元化开启了空间[10]。然而，对非西方的读者而言，社会学的危机话语虽然开启了反思的空间和可能性，但是相对于西方社会学自身发展的连续性而言，学科的危机话语始终存在一个“他性”。在中国语境下这种他性表现得尤为突出，结构功能主义盛行的20世纪50年代，社会学在国内面临缺场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以危机话语宣判结构功能主义大厦崩塌的时候，又恰逢国内社会学的重建。学科危机在中国情境之下，并不是某种理论合法性的丧失，而是社会学的缺场和重建的困境。

在强调“本土立场”和“学科自觉”的前提下，本文尝试为理解社会学危机话语提供一种制度分析的模式，将学科危机话语分为理论知识和制度危机两个维度。目前已有的文献，大部分都是对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危机的讨论。上述西方社会学的危机话语经历了一个完整时态上的讨论，大多将危机的诊断对象限定在理论方法和价值取向上，而制度层面的诊断仅是作为一种背景性因素来讨论，不被作为重点。本文认为制度诊断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解学科的危机话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一方面它尝试缩小非西方社会学在理解危机话语时，因他者身份所带来的距离感。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知识本身，有助于缩小这种距离；另一方面它也在强调这种距离，即危机话语对与非西方社会学而言所具有的他性。社会学的欧洲性随着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展开和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而消解了自身的他性，但是学科的危机话语不管是作为一种知识危机还是对社会危机的反应，它都源自西方，并且是对西方的阐释。

将危机话语分为知识理论和制度两个维度，是一种类型学意义上的尝试。二者本身的互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会学知识和理论对制度的阐释以及制度对阐释的能动作用决定了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吉登斯以“双重阐释”来描述社会学知识和社会的互动过程[11]，社会学知识作为行动者持有的观念，会反过来重新进入形成它们的行动领域，这也是其结构二重性理论的一个重要内涵。但是，相对于双重阐释和结构二重性这种对于社会的普遍主义和一般化描述，危机话语在七十年代的发端，本身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后者是一个冲突取代了均衡，现实取代了乌托邦的历史时期，社会理论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为危机话语提供了迫切的可能。为了解构社会学的危机话语，本文尝试拆开（disentangle）知识理论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从制度层面的危机和诊断入手，而不是重新回到理论和知识的探讨，盲从与附和过往的讨论。这里有必要对制度再做进一步的阐释，制度在此文中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广义的社会层面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它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和知识来源，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危机便是源自理论与理论解释的现实之间的不适；其二是狭义的社会学知识生产与实践的制度，古典时期之后的社会学在大学校园中找到了稳固的位置，学科本身在经历制度化的过程，并受制于这一过程。两者构成了社会学存在的场域，社会学之于社会，在当代表现为一种制度化的在场。

三、制度诊断：社会学的异化

理论和知识的危机与制度的危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境之下，西方社会学采取了侧重不同的解释策略。如前所述社会学和社会之间阐释与被阐释的双向互动过程，二者并非是各自孤立的领域。制度上的危机可以归咎为社会学知识生产上的偏差和无能，而知识上的危机也可能将原因归咎为制度上的不理想。对社会学理论和知识的分析与批判，属于元社会学的范畴，是社会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对社会学的制度分析和诊断，社会学被视为一个实体，一个特殊的组织部门。如果考虑对理论和知识的诊断生产出关于理论的理论，容易陷入阐释的循环和自我指涉的困境，那么对社会学制度的诊断显然更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不同于前者对文本的侧重，它来自社会学对自身生存状况的体验和反应，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解这门学科在其他情境中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对学科制度进行诊断，发生在社会学的古典时期之后，它完全合法化为一门学科，在大学校园中获得了稳固的位置，并被委以重任，为战后西方社会的理性重组提供依据。在社会学危机话语被开启之前，米尔斯比古尔德纳早十年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批判，其中对社会学科层气质的描述和分析，堪称社会学制度诊断在早期的一个经典范例。在对科层气质论述中，米尔斯首先揭示了抽象经验主义后果，社会学实践本身也被科层化了，社会调查的合理化和标准化，研究过程的集体化和系统化。随着这种社会学实践的效率和实用目的的提高，不但印证了科层制形式对现代社会的主导，还揭示了社会学实践中面临无法折衷的价值困境。一方面社会学强调自己道德上的客观，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又依赖于各种组织部门，如基金会和财团。在经费上受制于人的时候，社会学显然无法为公众发言,社会学领域的“公众”已经被具有特殊目的的“客户”取代了[12]。韦伯对西方社会理性化进程的研究，以“铁笼”为隐喻，来揭示一个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之后的世界；米尔斯提供的并不是社会理性化的后果，而是社会学理性化的后果，随着科层气质的广泛传播，进入文化道德和知识生活领域,背叛了社会科学最初的承诺。

再回到20世纪70年代，古尔德纳开启了这门学科的危机话语，主流社会学被贴上了保守主义的标签，帕森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大厦的奠基人成为首要攻击目标，因为社会被想象成了一个可以自发做出调整的结构系统，这种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理论，无法为20世纪70年代尝试将理念转化为行动的激进分子所欢迎。但是，李普斯特（Lipiset）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亲历者，为我们提供了另一幅画面，根据他的考察，美国当时大部分社会学院系都不是保守的，甚至包括帕森斯本人，虽然他不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但也会对法西斯和麦卡锡主义发表评论，而不是一味建构系统化的宏大理论。正是因为社会学这个特点，它吸引了大量的学生，发生在欧洲和北美的政治运动中，领袖大多来自社会学系的学生。因而，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表现出的特点不是保守，而是激进。作为后果，很多大学的社会学系陷入内斗中，前述华盛顿大学和罗彻斯特大学的社会学系被取消，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最为激进的两个院系；犹他、耶鲁和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社会学也曾被提议取消。对此，李普斯特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学概括为“一门自毁的学科”[13]。2004年，布洛维依然使用“社会学正在向左，而世界正在向右”这样的措辞以描述社会学在当代社会的不适[14]。

布洛维并没有使用北美、欧洲或者西方作为前缀，但是对非西方的社会学读者而言，面对这种“向左”的他性，仍需保持足够的理论自觉。李普斯特的制度诊断提供了社会学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后果，这已经不是社会学理论和知识上的冲突与混乱了，它造成了社会学生存环境的恶化，乃至社会学院系的存废都成为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之争降温，政治焦虑开始被另一种焦虑取代，那便是社会学面对市场化的冲击，无力履行自己最初的道德承诺。柯林斯在1980年对社会学的诊断并没有把中心放在社会学家的政治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他提供了一种比米尔斯更为具体的组织分析，认为社会学在当前（1980年）的不适与危机，是因为20世纪60和70年代社会学家数量飞速增长导致的后果。“二十年前的社会学家在两千和三千之间，今天却已经超过了一万”[15]。它不仅导致了社会学的就业问题，还加剧了社会学专门化的竞争，定量研究和反实证主义者皆生产自己的意识形态，导致了接下来的元理论纷争。关于社会学的就业市场，布莱克（Black）揭示了美国社会学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的另一种困境。社会学系在美国大学里地位不稳固，是因为受到了来自市场压力。一方面社会学存在批判者的敏感和改革者的冲动，另一方面它又受学校市场驱动的影响。并且，社会学对市场的归顺，意味着社会学对公共性的背叛[16]。市场或者资本主义对公共性的侵蚀，这种状况作为一个理论前提，蕴含在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话语中。事实上，公共社会学背后含有一个社会学和社会互动的逻辑，布洛维借鉴了波兰尼（Polanyi）的“大转型”理论。资本主义市场化对社会的侵蚀在历史上表现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的社会学都面临对自身任务的重新调整，作为对三波市场化后果的反应：第一波市场化发生在十九世纪初期，社会自身在抵御市场化的侵蚀，这也是社会学诞生的时期；第二波市场化发生在十九世纪末期，在国际贸易背景下，国家发挥调控功能，社会学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政策问题和福利国家的研究；第三波市场化发生在当代，市场化已经横扫全球，将不能商品化的东西也商品化，社会和国家本身已经失去了抵抗力[17]。这也成为社会学的使命，即布洛维所谓第三波社会学的到来，需要将公共社会学制度化，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的理性化是社会学古典时期的重要内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韦伯的科层制铁笼都描述了理性化追求的非人格化后果。在当代的诊断中，西方社会学发现自身也存在异化的风险，甚至社会学实践已经异化了。早期关于社会学价值中立、量化研究方法滥用、社会理论自我指涉和混乱的讨论，仅从一个侧面反应出社会学实践面临的困境。当理性化在社会学内部实施的时候，它造成了米尔斯所谓学科的科层化。这种学科的科层化，本身也是现代社会理性逻辑运转的后果，它并不会随着某种社会理论的崩塌而发生改变。另一个例子来自瑞泽尔，瑞泽尔对麦当劳化社会的分析，继承了韦伯对理性化进程的研究，认为麦当劳化是理性化进程在当代社会的主要范式。瑞泽尔还将麦当劳化社会作为分析框架，应用到对美国社会学的分析上来，认为社会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麦当劳化的特征，当社会学像麦当劳一样，追求效率、控制、预测和计算，将导致理性之非理性与去人性化的后果[18]。理性化固然能带来积极的一面，但是消极的后果是社会学的异化。李普斯特和柯林斯等人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学对自我的诊断，发生了一种由知识到制度的转移，虽然仍属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但是诊断的对象已经不是理论和知识的状况，而是转移到社会学作为一种制度性组织，对其内部结构和外部生存环境的诊断。

四、结论

古尔德纳开启了社会学的危机话语，并提倡一种反身性的社会学，进行社会学的自我分析和诊断。古尔德纳之后的讨论超越了危机话语本身涵盖的内容，从对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扩容为对整个社会学理论和知识危机状况的分析和诊断，社会学也进入一个反思的时代，反思社会学成为主流。对社会学危机的诊断，论点大多集中在社会学对最初价值承诺的违背、理论和方法论中的二元论冲突、社会学和它阐释的社会之间的张力。除了理论和知识上的诊断，还存在一种制度诊断的模式，它关注社会学的组织制度、生存状况等问题。虽然最初这场危机被限定在西方，但是危机话语业已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并引起广泛讨论。这里并不否认非西方社会学的积极贡献，存在丰富危机话语，提供理论突破的可能。但是在当前社会学中，西方话语仍占据主导地位，在忽视危机话语本身他性的情况下，非西方社会学存在对危机进行再生产的风险，关于社会学危机的知识和理论反思在非西方被延伸和复制，但这些非西方的“成果”并未被汇回西方，为西方理论的修正提供非西方的参考。这里固然存在语言的制约，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学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

本文认为社会学的危机话语，对非西方社会学而言，始终存在一种他性。危机话语中的制度诊断，为非西方社会学理解危机话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路径，它为非西方社会学在本土情境中建设或重建这门学科提供了有意义和价值的参照。制度诊断涉及了社会学的科层气质、组织冲突、就业市场等内容，而社会本身的变革对社会学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被意识形态冲突主导、80年代的美国则开始面临社会学人员过剩的问题、90年代的社会学面临大学市场化的压力。此外，理性化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主要逻辑，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学领域，并带来异化的后果。瑞泽尔提醒麦当劳化的美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的冲击，称之为一种“美国病毒”[19]。理解危机话语的他性，强调自身的“本土立场”，抵御这种“美国病毒”，成为非西方社会学建设和发展自身社会学的时候需要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