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钢的琴文本社会学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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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远景”的镜头语言真实地再现了场景的原貌，它似乎在诉说着曾经的人与事，往昔的“繁荣”只能存活于人们记忆中，而现在“寂寞”却历历在目，这种“真实”的时空距离将现实与心理的印象放在一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如:影片中用“长镜头”来表现主人公陈桂林带着女友淑娴骑着单车经过街道，人物与不断前行的街道融为一体。此时，主人公与观众的距离渐渐拉远，让观众觉得这是一个即将消逝的“场景”，这些慢慢出现的、却毫无个性的“小人物”即将和工厂、传统的经济体制一起被人们遗忘和丢弃。可见，“远景”与“长镜头”的大量运用一方面让观众与影片中人物的存在环境保持“距离”，突出“环境”与“人物”形成的整体性;另一方面也让影片中人物的此在、往昔与未来形成时空的对比，产生“审美距离”，表现出人物与场景的“落寞”之感。就影片的画面色彩来说，电影《钢的琴》采用了“暗色调”来构图，这一色彩充分体现出人物“孤寂”的内心世界。他们是一群被人遗忘的“下岗工人”，为了生计不得不改行从事各种行业，有卖猪的、开乐团的、修锁的、收废铁的等。在影片中，大家围坐在“倒挂猪”旁，整个画面暗淡无光，小小的面包车后座被挤得透不过气，而那“倒挂猪”却占据了整个中心位置。兄弟们或缩着脖子，或弯着腰，或半蹲着腿，身体被挤压变形，就像“倒挂猪”一样“我为鱼肉，人为刀俎”。兄弟们激昂的歌声，表露出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但“被人宰割”的残酷现实却无法改变，这极大地表露出“小人物”内心的苦楚与无奈。

就影片的意象呈现来说，我们发现“烟囱”“屋檐”“机器”“钢琴”等富有丰富的象征意味。“象征，是使一部影片拥有多层意指的基本生产方式。运用象征能够启发观众的地方远比简单看到的明显内容多得多。”［1］158在影片中，巨大的“烟囱”是计划经济时代国企的标志性建筑，它耸立云天，象征着曾经的繁荣与兴盛。它不仅构成了影片人物的“集体意识”，成为他们曾经生活的缩影，而且负载着几代人的“集体想象”，镌刻着工人们的集体智慧与辛勤汗水。但这样一个“精神支柱”随着时代的变化、经济体制的改变而不得不停止发挥其“历史使命”，在寂寞中拉下帷幕，只听着一声“轰”的响声，它将在蘑菇云的灰尘中结束自己的“生命”。“屋檐”就像展翅飞翔的小鸟出现在影片的前后，它由两部分构成，一边完好无损，另一边破旧不堪，一边能够遮风挡雨，另一边却漏洞百出。前者象征着幸福美好，后者象征着贫苦潦倒，这表明了陈桂林和他妻子的两种生活状态和人生境遇。“钢琴”是影片着力表现的“意象”，它本是可以弹奏优美乐音的乐器，却披上了“钢”的物质外壳，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统一正是影片着力追求的生活境界。因此，女儿的心愿、兄弟们对音乐的热爱、铸造“钢的琴”中兄弟情谊，柔化了“钢”的坚实。

在电影《钢的琴》中，贯穿了以“情感”为核心和以“利益”为核心的两套话语体系。作为话语主体的“小人物”纠结于这两套对立的话语体系，其内心的矛盾与影片“孤寂”的情感氛围相一致。以“情感”为核心的话语体系由烟囱、工厂、团结、真实、精神、理想、浪漫等一系列词汇序列构成，它与计划经济所带来的稳定、本分、老实、安于现状、团结一致、精益求精相一致，这一精神充分体现在陈桂林和他的兄弟们全力以赴制造“钢的琴”这一行动中。为了铸造“钢的琴”以挽回女儿陈小元抚养权，陈桂林请来兄弟们帮忙制造“钢的琴”。他们盛情邀请老工程师进行总设计，大家集思广益，分工合作，使出看家本领，投入到这一“宏大”的工程中。他们以前从未铸造过“钢的琴”，这不仅是对他们能力与情感的挑战，而且也是让他们重温过去的工友生活，以一种“怀旧”的心态来回忆过去。对于这些生在工厂，长在国企的工人们来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生活虽然离现实越来越远了，但这种生活在“距离”中却产生了“美”，产生了“情感”，是一段充满“真诚”与“情意”的集体生活。在曾经战斗过的厂房里，这些铁打的汉子拿起以前的工具，载歌载舞，享受着久违的兄弟情谊。破厂房、旧机器、旧围墙、大烟囱这些过去生活的印记，虽“面目全非”，却“情真意切”，这是理想与情感寄托的地方，也是未来生活的动力来源。

与之相反的话语体系则以“利益”为核心，由现实、金钱、物质、虚假等一系列词汇构成。陈桂林的妻子小菊恰是这一话语体系的表述者与履行者，她跟随一位卖狗皮膏药的商人离开家庭，几年后回家的她最终选择离婚。影片对她的行为与话语没有过多渲染，但她“高高在上”的姿态却十分鲜明。她着装时尚新颖，与“破败”的情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回家解除婚姻，要回女儿，理由是她能给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对于陈桂林来说，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他不能放弃女儿，希望为女儿铸造一个“钢的琴”来感化孩子、留住孩子。但，现实终归是残酷无情。法律将女儿判给妻子小菊，一位“虚假”且为“利益”不顾一切的“母亲”，而“穷困潦倒”且“真心诚意”的父亲却在现实与理想的拉锯战中失败了。显然，以“情感”为核心的话语体系显示出主导地位，成为主人公及主要人物的话语选择，但以“利益”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却代表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主人公及主要人物无法改变现实，最终必然要融入现实生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对真实“情感”的坚守。

“小人物”面对现实，但为了理想他们更倾向于选择以“情感”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影片极力渲染“情感”的真实和可贵，突出父女之情、兄弟之情、男女爱情的“情感”主题，以审美的态度来看待人世的变化。这种叙事策略试图化解以“利益”为核心这一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性，表明了人们在物质与精神的平衡中重树生活信心的人生姿态。《钢的琴》这部影片虽然笼罩在“悲伤”的氛围中，但主人公陈桂林对女儿始终坚守一份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陈桂林的女儿喜欢弹钢琴，但他由于经济拮据无法购买一架真正的钢琴。他只好带女儿去学校偷偷地学琴，甚至为女儿设计了一架“假钢琴”，他用硬板画出五线谱放在书桌上，惟妙惟肖地模仿出一架“钢琴”让女儿练琴。后来，为了留住女儿，他恳请兄弟们和她一起来铸造一架“钢的琴”。这些情节充分表露出深沉而浓厚的父爱，让观众在平淡如水的叙事中体悟到主人公对人与事的“真诚与真实”。主人公不仅关心自己的女儿，而且也关心自己的老父亲。影片中出现了主人公与老父亲促膝谈心的温馨场景，生活虽然艰苦，但仍旧充满希望。他绕着毛线团，为女儿织毛衣，这本是孩子母亲承担的任务却全部压在陈桂林身上，但他没有怨言，因为女儿、父亲是他生活的精神支柱。为了铸造“钢琴”，陈桂林请求他的朋友们来帮忙。一开始大家并不乐意，因为兄弟们都疲于生计，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项在他们看来很不切实际的“创举”。但，正是这样的“创举”却让他们重温了往昔的工厂生活，体验了久已“缺失”的兄弟情感。他们分工合作，或设计图纸、或打模具、或冶炼钢材，齐心协力，实现理想。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的兄弟之情，不仅仅是父爱和亲情的表达方式，而且也是他们重新认识自我，重树生活信心的一剂良药。陈桂林与淑娴之间的爱情充分体现了影片对“情感”的坚守。他不能给淑娴带来任何物质生活，但她并不在乎，仍选择和他在一起经营乐队，帮他铸造“钢的琴”。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没有令人倾心的“海誓山盟”。陈桂林说离婚后就娶她，并为她的父母双亲养老送终，这些承诺比不上富足的物质生活，却表露出一颗善良而真诚的心。的确，能经受平淡而艰辛生活历练的情感才能酿成“真爱”的美酒。

面对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们不能消沉，只能面对。影片不仅在铸造“钢的琴”中重温“真情”，而且还在“音乐”中保持“审美”的心态，以此消解“利益”为核心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性。影片中，在学校的操场上，雪花漫天飞扬，陈桂林一人坐在钢琴边弹奏乐曲，他在自我建构的音乐世界中抚慰内心孤独，想象“乌托邦”般的音乐世界。铸造“钢的琴”的行动充满了浪漫与理想，主人公感化自己的同时，也用“真情”感化了他人，让他们不再“顺从”生活，疲于生计，而主动“创造”生活。因此，在庆祝“钢的琴”铸造成功的那一天，一段由兄弟们集体创作的西班牙斗牛舞拉开帷幕，在歌舞中表现了他们内心的狂热和饱满的斗志。此时的“音乐”和影片的主题融为一体。可见，“一曲好的配乐常常是一个重要的结构性要素，通过与影片完美配合的方式发挥着恰到好处的作用。”［2］正如影片之名“钢的琴”就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它所演奏出的音乐让人们对生活保持“审美”的姿态，正如蔡贻象所说:“电影是在体现人类丰富多彩的‘自我意识’即文化意识的大海中生成美学意味的。”［3］这里的“自我意识”就是对“利益”意识形态话语的抵制，寻求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的平衡。所以，在影片最后，陈桂林的女儿坐在“钢的琴”边，奏响了一段美妙的乐曲，这象征物质与精神在音乐的“审美”体验中获得了提升。（本文作者：喻琴 单位：南昌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