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学法学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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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0年代初中国学界的社会学法学观

傅斯年曾经说，“一种学科的名称”不过是“某套或某某套问题”的代称而已。探讨中国学界对“社会学法学”的认识，不必囿于今天的学科规训，认为非有其名不可。今日之“社会学法学”或者“社会法学”，亦或“法社会学”，探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与社会的相互关系，那么探讨中国学界的社会学法学观也应由此入手。清末民初，现代法学初兴于中国，学界对法律与社会之关系必有认识，但此问题并非本文的关注重点，暂置不论。到1920年代初，学界形成了一套关于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认识。早在1920年1月，北京大学法律系陈启修就对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有所注意。他认为，法律既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又不能时刻变迁，如果“今日一变，明日又一变，则踏于极端社会法学派之弊矣”。由此可知，陈氏认为正常的“社会法学派”之主张，能够注意法律的稳定性与变动性的问题。同年7月，陈启修在探讨法之本质时，论及“社会目的法说”。他认为，“社会目的法说”产生的原因是法律专制之流弊，实验主义哲学之影响和劳动阶级之自觉;此派又因“注重方面，小有异同”，再分为心理学的、社会连带的和实际的理想主义的三派;“社会目的法说”认为法为手段而非目的，贵乎社会的作用和目的，其内容应随社会而转移，不必有绝对之真理;研究法学，取社会学的方法而非法律学之注释方法，对于法之适用，重自由的而非逻辑的解释。陈氏注意到“社会目的法学说”使“法学大势，为之一变”，“实为法学史上最大之发见，其先社会而后个人之根本观念，可谓得理之正”。不过，他认为“社会目的法学”有偏激之处。1922年2月，正在柏林大学留学的吴经熊发表了《法律的基本概念》一文，旨在介绍最新之法理。他认为，20世纪之“理”是“实事求是的理”，是“社会日常行事中之理”;法律公平之实质变化莫测，而公平之名目永远存在;法律不是目的，而是促进人类文化的一种手段;“纯粹的法治主义不免种种流弊，必须用治社会学的手段去补救”法学，才能“从法律的专制而得解放”。同月，朝阳大学李炘在《法政学报》上发表长篇论文《社会法学派》，正式提出了“社会法学”的概念，并对其涵义进行解释:“标榜法律学为研究社会生活与法规关系之学，称之曰:社会法学”。他认为社会法学派经由实证的、生物的和心理的，发展成为综合统一的社会法律学;社会法律学的“二大革新之旨趣是:否认注释的方法之自足论而陈述社会学的方法之重要，攻击法律学自身自足之态度，主张以法律学为社会学之一部”;其具体研究方法有六:研究法律制度或法律学说影响于实际社会之结果，用社会学的研究为立法做准备，研究法规实效之手段，研究社会学的法律史学，谋求个别事件的正当合理之解决，使法律目的确实有效。

在李炘的社会法学派之世界谱系中，主张“自由法运动”的法学家们属于社会法学派，日本法学家穗积重远、志田钾太郎、牧野英一和德国法学家施塔姆勒也属于社会法学派，其中对施塔姆勒的正法观尤为推崇。①1923年1月，东吴法学院陈霆锐提出了“社会法系”之概念。他认为，社会法系是最近一个世纪以内，“诸文明先进国”在个人主义之外另创的一种特殊法系。在陈氏看来，社会法系在文化上的根本点是社会义务而非权利，其立脚点是“社会互助论”。陈氏断言，“社会派之法律思想，将来必支配世界他日之法律，必无可疑也”。②除了上述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之外，学界还出现了关于刑法和民法社会化，以及主张通过法律手段实现劳动者的生存权、劳动者和劳动全收权的法学社会主义论。前者如刘震的《战前战后刑法之社会的任务》(《法政学报》，1920年第2卷第2期)和许藻镕的《现行私有财产制度的基础观念和他将来的趋势》(《学林》，1921年第1卷第1期)，后者如署名三无的《法学的社会主义论》(《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5期)和杨孝斌的《社会主义与法律之关系》(《法政学报》，1920年第2卷第5期)。

二、张志让对社会学法学的推进

1.提出“社会学法学”的概念，分析“社会学法学派”兴起的原因1924年1月，张志让在《社会学法学派之起源主义及批评》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社会学法学”的概念。这是在陈启修、李炘、陈霆锐之后提出的又一个指称西方“最新法律思想”的概念。他认为，自上古至19世纪末，法律学说可分为哲学、历史、解析三大派，而新进兴起的第四种学派则是社会学法学派。根据张氏的理解，该派的“原则与主义”有四:一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协调;二为“重新审查法律所根据之原则是否与近世世界之状况不背”;三为进行“社会学之研究，为立法之基础”;四为“法官判案当随案情之异同而求判断之公允”。③由此可知，张氏心目中“社会学法学”的内容至少涵盖社会利益理论、法的社会学研究和法律的运行实效等方面的问题。在张氏看来，社会学法学派之所以迅速崛起，有两方面的原因。首要原因是原有各派的法学学说的“陈腐失用”。哲学派“以为法律乃所以表示吾人天然的性质”或“保护吾人之自由意志”，“每欲藉理想之力，以证现有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应行存在之理由，因以保全法律所规定之现状，其结果则法庭判决每在法律上为公允，而在事实上为失平”。历史派“对于法律性质之观念与哲学派同，皆以其为表示永久不变之原则”，“以旧有法律为足以代表自然法”，因此专重“从历史上观念之发达与特定社会之习惯中所得之固有原则”，不容破坏“无过错则无责任、契约自由”等原则，由此阻挠法律之改良。而解析派则认为“法律纯为管治者之命令，但将某种规定应用于某种之事实而已足，不必复问各案之特点，以致判案每患失平”，“即就契约一端而论，此派学者与法官皆牢守契约自由之原则，以为人皆能自谋其利益，无待国家之相助，及见保护工人订约之法律，则决然判决之为无效”。所以，张氏认为原有的哲学、历史和解析三派的法学学说都会阻挠法律的进步，不适应于时代的发展。该派兴起的第二个原因是“近世社会和经济之状态变更，因此有新需要发生”。“自经济革命以来，巨城四起，工人麋集，职业之分日细，资本之集日多，旧有法律，早应重加审查，革故鼎新，不容再缓，故第四种学派乃应运而生”。

2.“新”“旧”之间，定位社会学法学为“新”张志让主张“欲知新学说之地位，不可不先知旧学说之内容，罗列兼陈，美恶斯辨”。②张氏认为，自古以来关于法律性质之认识有十二种，即“神授关于吾人行为规则”，“见容于神”的“古有习惯”，“先哲所习知关于吾人行为之安衢大道”，“表示万事万物之天然性质，以哲学方法而发现之原则”，“永久不变之道德原则”，“人民之合意”，“管辖宇宙之神智之反射”，“最高主权体之命令”，“为人类经验所发见，足使吾人意志在不妨害他人意志自由之范围内，有最完全之自由之条规”，“为哲学方法所发见，法学著作及司法判例所阐发的规则”，“有势力之阶级的条规”，以及“经济或社会原则对于吾人在社会中行为所表示之方针”。③对于上述十二种原则，如果再从法律目的观言之，实可分为三派，即“草昧时期”认为法律的唯一目的是“维持社会之安宁”，古希腊罗马时期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持各人在社会上固有之地位”，17世纪以后普遍认为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各人“自然平等”的权利与调和各人之自由意志。④张氏认为，这些学说“皆于法律史上，先后占优胜地位”，但近世出现的第四派则“颇如旭日春潮，方兴未艾”。张氏眼中的第四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新学派”，其时代背景是“大规模之工业如林，职业之分工益细，自由主义渐失效用”。张氏注意到此派学者“渐舍吾人意志而注意于吾人之需要与欲望”，“法律之目的不在于调和意志，而在于调和人类需要最多之满足”，“法学中之问题为评定各种需要之价值而予以法律上之承认”。评定各种需要的价值，张氏推荐了新黑格儿派柯勒(Kohler)的文明标准，新康德派施塔姆勒的“以具有自由意志之人集成社会”之标准和狄骥的“社会互赖与社会职务”之标准。他相信，“法律之进步，实可于此觇之矣”。⑤张志让认为“社会学法学成效已著，他日造诣，正未可量”，⑥此派“虽属新创，然势力已甚蔓延，立法司法各方面皆已受其影响，继长增高，其未来正未可量”。

3.率先阐释社会利益理论1923年7月，张志让注意到希腊政府于该年2月颁布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农地法。为了改变希腊农民极端困苦的状况，希腊政府强迫收买私有土地，以供贫乏农民之用。张氏认为其政府“不过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起见，不得不夺甲种人之地以授乙种人而已”。⑧可见，此时张氏已经意识到法律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问题。1924年初，张志让详细地阐释了社会利益理论。他认为，社会与个人之利益问题是社会学法学派的首要原则。张氏首先阐明法律、权利、利益三者之关系。“在法律上之权利之后，有社会与个人之利益，法律承认之而使之成为权利”，即法律在前，权利在后，法律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和个人利益，而后产生权利。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如何协调呢?张氏认为，只要搞清楚了“社会为保全其存在计，有何需要与需求应受法律之承认”和“个人利益得承认至若何程度，而仍不与此种需要与要求相抵触”两个问题，个人利益便能与社会利益并存，成为法律上的权利。由此，张志让认为“社会利益之研究，实为制定法律之前提”，而应为法律所承认的社会利益应当包括“公众安宁、社会制度存在之担保、社会财源之保存、公众道德、公众进步和个人生命”六种。⑨张氏还认为，衡量各种利益，必须遵守“满足最多之要求”，同时“使其他要求受至小之牺牲”的原则。而这种衡量“每易随立法司法界个人观念而变更”，解决的办法在于“法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合作”，“由社会科学家以经验和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的状况和利益的轻重，将所得的结果供法学家采择”。①张氏注意到，美国法官卡多佐提议设立审法机关以及美国法律学校联合会设立法学研究所，都旨在促使法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合作。②由上可知，张氏接受了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就目前所见之材料，此为中国学界最早关于庞德社会利益理论的论述。

4.梳理欧洲三大民法典与社会学法学的相互关系张志让认为，因受18世纪之哲学和经济学观念的影响，该时期的法律思想认为“社会改造的基础，端在无限制私有财产权的承认，人权的保障，人民主权的产生，与夫政权的分立”，个人自由是法律的目的，“在私法范围之内，吾人行为皆以自私为动机，而社会利益不与焉”。③这种法律思想体现在《拿破仑法典》中，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法典为私法上唯一的法源;二是法律在保护有产阶级的范围内，人人平等;三是全部法典都是根据有数的原则演绎而来，“适用论理过度”;四是法条过于严密，法庭没有伸缩的余地，会导致法律不能应社会新发生的需要，不能适应各案案情的变化。④张氏认为，《拿破仑法典》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最大的缺点在于不能追踪社会的变化，最终成为“进步的障碍”。而法国的法官和学者们常以为该法典已经将全部法律关系涵盖而不思补救之道，故而难以持久。⑤张氏看到，19世纪中叶以来，社会和经济状况飞速变化，“生产之量日大，职工之分日细，劳工人数日增、阶级之冲突等皆为法典成立以前所未有”，由此，在法律思想上“个人主义渐为社会利益主义所战胜也”。张氏所称“社会利益主义”，是指“人群联合之观念”和“共和之观念”。“人群联合之观念”表现在“行政法对于足以影响法律关系之公共利益，加以规定;法律关系，一以公共利益为标准;立法者为保障公共利益起见，对数种法律关系，不复听由个人自由协定，而为特加规定;新法律采个人互助之原则;限制某种权利之行使，及对于不发生有形损害之行为规定责任”。“共和之观念”主要针对家属法，注重夫妻间之平等关系，父之权力渐减而义务渐增，私生子地位改善。

三、结语

关于法律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张志让提出了“社会学法学”之概念，与陈启修、李炘、陈霆锐等人提出的概念相比，名异而实同。不过，张志让的理解显然更为丰富，包含了许多前人及同时代的学者所未曾注意的内容。关于社会学法学兴起的原因，其他学者往往就法律的“个人主义”立论，而张志让则从法理方面论述过去三大法学派之“附腐失用”，并考虑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影响。张氏还注意了欧洲三大民法典与社会学法学兴起的相互关系，并率先引介了美国法学家庞德的社会利益学说。张氏并不囿于某国某位法学家之观点，对法国之孔德、狄骥，德国之耶林、柯勒、施塔姆勒，美国之庞德、卡多佐皆有考查，描绘了一幅相对完整的社会学法学之“世界谱系”。面对社会学法学在西方的强势传播，张氏并未盲目尊之为“法律发展之趋势”，而是仔细考查了批评者的观点，经考证之后才相信“法律进步之道，其在斯乎”。以上种种表明，张志让对社会学法学的理解，较之此前的学者，要略高一筹。1920年代，社会学法学之理论与思想在中国速兴起。先有陈启修、李炘、陈霆锐等人介绍，后有张志让等人详细论述，其后更有吴经熊、陆鼎揆、丘汉平等东吴法学院学者之发扬，当时在法学界最有声望的北京大学、朝阳大学、东吴法学院、北京法政大学等学校几乎都成了社会学法学的传播平台，绝大多数法学家相信社会学法学之思想是“法学进化之趋势”。社会学法学之强势，由此可见一斑。此一时期，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尚难称成熟，社会学法学对法学理论和各部门法学皆有不小的影响，从而对中国现代法学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导向作用。学界对社会学法学在法理上的共识，又影响到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和司法，从而间接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法制进程。张志让在社会学法学方面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现代法学之发展的贡献。本文仅从社会学法学方面立论，权当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无论如何，在中国法学发展史上，张志让是一名不能被忽略的“法学家”。

作者： 赖伟 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