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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的讲求实惠的功利主义思想
儒家的“入世”思想,致使大众对“利”的追求趋之若鹜,大众对于任何事物取舍的判定标准在于是否有用。民众对“出世”的宗教的态度,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去膜拜,“临时抱佛脚”成为普遍的现象。大众眼中只有私利的获取,为了能实现自身的利益“走捷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而对于公众利益却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造成国人只谋求眼前利益、眼光短浅。在“”否定一切传统文化和思想之后,我国几乎没有经历缓冲期就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发展大潮之中,经济利益的追求一时间甚嚣尘上,成了最高的追求,甚至可以超越道德底线。在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内,谁都在努力的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不仅仅是公务人员,也包括教师医生等职业。一时间,功利主义在国人的价值观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中国特色的“熟人社会”
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熟人社会”概念,以此来分析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特征。费老认为,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差异格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主轴的,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距离中心远近可以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社会内核始终是一个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社群”或“圈子社会”。在这一熟人网络中,人们由血缘关系而扩充至地缘联系,因血缘、地缘关系而熟稔,因熟稔而产生坚定的信任感和归属感。从古代的“朝中有人好办事”到如今的“关系网、人情网”,国人形成了一种惯性———办事不是按照规章制度,而是需要托关系、找熟人。找到熟人,办事效率和办事效果都会得到大大的提升。进而发展到辗转托人情、寻找有权力人士的帮助,“行贿”的现象层出不穷。由于缺乏相关政策甚至法规的严格执行,致使人情凌驾于法制之上。
二、腐败认同的危害与逆认同
腐败的影响日益扩大,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认同作为一种对腐败在心理上、文化的支持,它已经成为真实存在的社会事实。腐败认同的出现与增强,为腐败文化形成提供的强有力、稳定的心理和文化的基础,连同腐败现象层出不穷这一经济基础,促使腐败文化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类型。“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使得整个社会丧失对腐败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陷入腐败的恶性循环之中。腐败文化一旦形成,腐败行为更加公开化和合理化,造成以邪压正的社会风气”。腐败文化一旦形成,势必会削弱全社会的政治认同,社会不稳定因子增大,现阶段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必会受到影响。如何遏制腐败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项新任务。能否减少腐败认同甚至逆转腐败认同,成为限制腐败文化的关键步骤。逆认同是“逆转腐败认同”的简称,“逆”在这里使用的是本意“抵制”,与“顺从”相对。逆认同是指一种与腐败认同意识相反的社会意识,是对腐败认同意识的抵制、不接受甚至从本质上的改变,将对腐败的态度从接受、宽容、同流合污转变为拒绝、排斥、划清界限。腐败认同和逆认同是对立统一的、相伴而生的,如同硬币的两面。腐败认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同样逆认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作为一个思想意识发生变化的过程,是需要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共同努力。
三、逆认同与反腐败机制的健全
推进腐败认同的逆转,促进逆认同,需要依赖反腐败惩防体系的整合,需要依赖廉洁文化的形成和传播。
(一)大力推进反腐的惩防体系的完善和效用的整合
腐败是一种社会越轨行为,需要通过相应的社会控制机制来规范。我国现有的腐败惩防体系作为社会控制机制的一种,分为惩治和预先预防两种。现阶段惩防体系的制度方面已经相对完善,但为什么其整体功能发挥情况不佳?功能的发挥不是简单的几方作用的相加,而是整个体系在运行中动态的整合和良性的协调循环发展。“惩”与“防”需要很好地整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两者简单相加所不能比拟的威力。首先,在“防”的方面。相关制度不完善,监督机制流于形式。“官二代”“、官三代”的出现,正是因为官员的选拨机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漏洞。同时,官僚体系存在着只升不降的升迁模式,加深了官员的侥幸心理。官僚制度,从官员的选拔、任用,到实际工作的评定、监督,到官员的升迁、退休等一系列制度,再到对官僚体系的有效监督机制,应该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整体机制,不因为某一个具体领导的变换而变化。制度一旦形成,就必须彻底执行。其次,在“惩”的方面。问责不彻底,“懒政”思维严重。某些地方政府遇到事情,不是解决实事,而是想方设法掩盖、推诿。“懒政”思维弥漫,在任期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此问责力度、惩治力度应该加大。一方面向国外借鉴,一旦官员出现问题,身败名裂,再也无法在政坛上立足;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反腐立法和公开官员财产制度的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形成官员人人自危的铁拳效应,到达惩戒的目的。
(二)推行廉洁文化的形成,改善社会整体风气
“廉洁文化,相对于腐败文化,概指以建立廉洁政府、廉洁政治、廉洁社会或规范公职人员乃至社会成员为目的所形成的各种思想、理论、规范、制度、法治传统以及行为方式、价值评价等。”。廉洁文化的形成必须存在于一定社会并内化在该社会成员的生活中,成为一种内化于心的文化氛围,将腐败文化的民众基础和心理根基彻底消除。相关的廉洁教育仅仅在各级学校中设立思政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全社会着手,以期整体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准。首先,从教育入手,提高各级师资的质素,摒弃校园内的各种腐败现象,真正做到“教书育人”,减少社会不良风气对校园的侵扰。其次,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对传统道德、美德的弘扬,为见义勇的行为提供法律的保护,让民众敢于做好事、乐于做好事;在各行各业提倡“拒绝红包”并形成有效监管机制,培养民众正确的做事理念。再次,摒除中国传统的公私不分的现象,按照规定秉公办事而不是滥用人情网、关系网。其中,政府作为主导力量,要在期间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上述的措施在现今社会大多是已经达成共识的了,只有真正落在实处才能改善国内的反腐形势,而不是仅仅喊喊口号、做做样子,而是需要真正的实践。
作者:周娟 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