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中的社会冲突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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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社会冲突论产生的现实背景与学术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世界正处于二战后的重建时期，战争造成的破坏一并波及了轴心国和同盟国，破坏波及的程度对于轴心国更为深刻和严重。美国因战争所得的财富和战后重建政策而很快成为与苏联抗衡的霸权主义国家，而德国由于战争失败社会受损严重而走上了战后重建之路。提及社会冲突论，就不得不提及早期对此理论取向贡献最大的马克思、韦伯和齐美尔。其中，马克思奠定了社会冲突论的基调，而韦伯和齐美尔对社会冲突论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1、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

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但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出现不符合此种现象的情况，社会冲突就会产生。从马克思关于冲突进程的抽象命题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资源不平衡——合法性质疑——集体利益的形成——暴力性冲突”的冲突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源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两阶级间利益的冲突与对立，从而导致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提出质疑，这种质疑致使被统治群体内部形成了对集体利益的认识和认同，随着矛盾发展的尖锐化，加之一系列促成冲突发生的条件的成熟，必将形成极端化的暴力性冲突。暴力冲突是使得社会结构变迁和资源再分配达成的最彻底的方式，也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唯一方法。从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中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社会冲突的发生与阶级利益密切相关，冲突的发生是由于资源分布的现实不平衡，人们在思想上意识到这种不平衡，并采取方法解决这种不均，争取自身利益的过程。马克思对冲突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正确地提出了冲突的根源、对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条件的正确分析以及对暴力性冲突的深刻认识。之所以有如上贡献，也与马克思的阶级立场密不可分。

2、韦伯的社会冲突思想

由于韦伯冲突思想的理论立场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和发展，以至于其思想与马克思思想最大的区别在于韦伯不认同马克思所说的暴力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而是认为不那么激烈的非革命性冲突也存在于社会生活中。韦伯归纳的社会冲突进程可以概括为“撤销合法性——魅力型领袖的作用——新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同马克思一样，韦伯也认为冲突的产生源自于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质疑，并进一步产生了撤销其合法性的诉求。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认为社会冲突发生的关键因素是魅力型领袖的作用，如果被统治者赢得了魅力型领袖的支持，则可能发生冲突，反之，则冲突的可能性降低。如果社会冲突发生，新的规则与制度必然建立，在这种规则与制度下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由此循环往复。韦伯批判、补充、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冲突思想，对社会冲突理论取向的贡献可以概括为：

1）、赞同马克思关于资源分布不平衡产生社会冲突的观点，并由此发展出三个更为具体的变量：权利、财富和声望，认为阶级不是影响资源分布的唯一因素。

2）、对于被统治者撤销政治合法性的条件分析中，除了资源与地位高度相关这一因素之外，还存在社会差距程度和关于权利、财富、声望在社会等级间的社会流动程度两大因素，这一点对于后人的社会冲突思想都有重要启发。

3）、基于社会控制的法理型社会和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构想。

3、齐美尔的社会冲突思想

齐美尔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形式普遍存在于社会中，他区分了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对于冲突暴力程度的影响，并分析了社会冲突对于群体内部和整个社会的功能。齐美尔肯定了冲突激烈程度与情感投入程度的相关性，阐述了团结紧密程度与对冲突的理解程度两大因素对冲突激烈程度的影响，并认为涉及到核心价值观的非物质性冲突更有可能提升冲突的暴力性。如果冲突作为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发挥作用，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能降低，反之，如果冲突仅仅作为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则冲突的激烈程度将可提高。齐美尔对于冲突的功能分析，在于研究冲突如何作为一种常规的现象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二、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与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的比较

1、理论渊源

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主要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辩证”二字在辩证冲突论中的含义有二：

（1）社会的两面性；

（2）社会冲突的普遍性。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此外，马克思社会变迁论也对达伦多夫的思想有重要影响。而韦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后者在关于社会冲突进程的命题上。达伦多夫以“强制性协作组合”（ICAs）作为理论假设，ICAs中的冲突过程可以概括为“权利与权威结构——对立群体的产生——冲突产生后资源再分配的要求——社会系统变迁的制度化”。由此可看出，达伦多夫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在于权利权威结构，这无疑来自于韦伯的观点。而对于ICAs的理论分析方式，达伦多夫与马克思又是相同的——都是以社会组织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对抗为出发点，进而分析由利益对抗到社会冲突发生的过程和条件，然后阐述冲突导致的结果为社会的再组织。科塞的冲突功能主义主要来源于齐美尔的思想。科塞接受了齐美尔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低烈度和低暴力度的社会冲突具有维护社会有机体或社会子系统的重要功能。科塞的理论基于批判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而他却站在功能主义立场上提出了冲突的正功能。受齐美尔的影响，科塞以形式社会学作为分析冲突的角度，分析的重点在于社会中低烈度和低暴力性的冲突对于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的整合功能。科塞发展、完善了齐美尔的冲突理论，如，在低烈度与低暴力性的冲突对社会整体的功能整合性的分析上，齐美尔认为冲突的整合性效果主要为以下三点：可以释放敌意、产生不同群体间的联系、相互依赖性高的体系中规范协议可以降低冲突的发生。科塞却由其内在逻辑的分析发展出五方面的功能：提高系统单位创新与创造力水平、释放敌意、提高意识、促进协作联合和提高联盟弹性。这是对冲突正功能更为细致的探讨，丰富了齐美尔思想的内容。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关于社会冲突许多方面的论述中，科塞和齐美尔是非常相似的。以至于柯林斯称这一理论为“齐美尔——科塞冲突论思想”。

2、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

（1）社会冲突的原因达伦多夫和科塞均认为社会冲突源于社会稀缺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和不均匀，但具体的分析角度不同。受马克思的影响，达伦多夫从被统治者的认识水平角度出发研究冲突。而科塞受韦伯影响较多，认为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统治合法性的撤销是冲突实现的起点和前提。达伦多夫从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社会条件方面分析了冲突可能发生的因素，即准群体中领导者的形成、运动理论体系和章程的形成、统治者的许可、准群体成员的沟通程度、征募成员的机会。科塞则是侧重于分析了影响合法性撤销的因素：疏导不满的渠道和社会流动程度。同时科塞也受齐美尔影响，分析了冲突群体对资源分布不平衡的认识程度和情感卷入对冲突发生的影响。另一方面，达伦多夫强调权利与权威结构在组织和社会冲突中的作用，认为人们对稀有资源的追逐将打破原有的权利与权威结构，产生新的权利与权威结构，因此，达伦多夫把冲突看做为社会系统变迁的根源，并在社会结构与制度的框架下看待社会冲突。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社会稀有资源分布不均，是制度性制约的结果。由于科塞采用马克思的理论分析范畴，认为冲突的直接起因在于主体方面，即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关系变化的过程，所以科塞直接采用了前人对于利益不平等的说法，对于利益不平等的原因并没有深究。

（2）社会冲突的暴力性问题达伦多夫和科塞都肯定了情感卷入程度与冲突暴力性的相关。不同的是，达伦多夫从冲突群体间的关系出发，指出了影响冲突暴力性的因素，其一是组织的技术条件、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得不到满足；其二，冲突群体间相互调节达成的能力不足；第三，对被统治者的剥夺由绝对转入相对。而科塞则是区分了物质性冲突和非物质性冲突，并认为二者对冲突的暴力性影响不同。他指出，越是涉及现实问题的冲突，涉入者越倾向于解决问题，而冲突只是一种作为目的的手段，涉入者趋于找到一种协商利益的方式。因此越是在此种情况下，冲突越可能是低暴力性的。如果是非物质性的冲突，涉入者被卷入核心价值观，投入大量情感，则冲突可能是高暴力性的。科塞强调了社会分化程度对冲突暴力性的影响。他认为，社会组织的分化程度越低，即组织单位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低，则冲突越可能是高暴力性的。反之，社会组织分化程度高，各个部分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一个单位的发展需要依靠其他单位的发展与配合，则群体之间如果产生矛盾和冲突，更趋于寻找协调和妥协，从而降低社会冲突的暴力性。这种观点是功能主义立场的。

（3）冲突的结果达伦多夫的冲突论思想起源于其对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分析。他倾向于研究那种极端化暴力化的社会冲突，并把社会看做是一个动态而非稳定的过程。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冲突的结果是社会变迁。从其对强协体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观点：冲突引起权威的再分配，而再分配形成的社会结构中将形成新的资源分布不均，而新的资源分布不均引起新的冲突，新的冲突再引起权威的再分配，由此循环往复。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和动力。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更替和变化，社会变迁是权威结构的变迁。科塞则将社会冲突区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如上文所述，现实性冲突往往是低暴力性和低烈度的，而非现实性冲突多为激烈的暴力的革命性冲突。科塞同样认为，现实性冲突是社会变迁的主要促进因素。不同的是，这里的社会变迁主要是一种社会系统的进步和整合。科塞指出，现实性冲突导致的社会变迁促使社会系统的变化更加符合人们的需求和利益，增加其团结，使社会系统更好的适应环境。

（4）冲突的调控科塞的理论重点在于分析冲突的正功能，他侧重研究的是低暴力性和不那么激烈的社会冲突，并承认这样的冲突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认为它们可以促进社会的整合。关于社会冲突的调控，科塞提出了“安全阀制度”，主张建立一种使得敌对情绪得以释放的社会安全机制。同时科塞指出了这种制度没有使敌对现实得到改变，并非一种理想的制度。达伦多夫认为革命性的社会冲突引起社会变迁，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冲突进行制度化调控是非常有必要的。达伦多夫认为仅仅是对社会冲突的压制并无法根本性的解决冲突，而如果统治阶级如果能够意识到引起冲突的利益问题，提供被统治阶级意志向上流通的机会和途径，双方对冲突问题进行协商，可以降低暴力冲突的发生。达伦多夫认为调节暴力冲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冲突双方对于冲突利益有明确的共识、存在处理矛盾的公共机构、冲突双方约定了处理冲突中涉及的各类规则。

（5）冲突的功能达伦多夫看到了冲突的破坏性，而科塞则认为冲突具有整合功能，冲突群体内部冲突可以使群体边界更加明确、加强群体内部团结、促进决策集中化、对群体成员行为产生强制性作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冲突可以提高冲突关系的调节程度和提高社会单位之间的协作联合数量，从而达到促进社会整合与进步的作用。

三、柯林斯关于社会冲突由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方法

柯林斯认为，冲突理论的基础在于“人类是既具有合作性质又具有冲突性质的动物。”在外界的强制下，人很有可能产生对抗性倾向，因为“强制本来就是一种不愉快的体验”。与马克思相同，柯林斯也认为不平等导致冲突，从日常生活中权力仪式的角度划分了命令的阶层和接受命令的阶层，同样肯定了情感卷入对于冲突的作用，并由此引申出“情感能量”一词。柯林斯还致力于探讨如何减少和降低冲突，在对组织化过程的研究中，柯林斯将资源划分为强制资源、物质资源和符号资源，并以此研究了组织控制。他指出，通过强制资源控制组织，被操纵者容易出现消极反应；通过物质资源控制组织，受物资刺激者容易出产生获得资源的意图并采取谋求私利的策略；通过符号资源控制组织，被操纵者更易于内化组织的价值观和信仰，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符合组织规范。柯林斯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帕森斯、戈夫曼、布鲁默，他对于社会冲突的分析倾向于微观层次。传统的社会冲突分析仅是关于冲突的理论，并不是关于社会全面的理论；传统理论家关注宏观层次，忽视了微观的社会现象。柯林斯提出了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微观策略，由微观角度出发阐述了“互动仪式链”，继而分析组织化的过程，最后像韦伯一样，分析了地缘和国家。柯林斯由微观角度出发，落脚于宏观层次，如同其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家一样，柯林斯的理论力图整合连接宏观与微观并且认为宏观结构和微观个体行为之间是相互建构的。他对冲突的探讨是一种综合性质的分析。对于社会冲突思想的研究，马克思、韦伯、齐美尔提供了研究基础和思想启示，达伦多夫和科塞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冲突理论，而柯林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这些大家的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完善对冲突理论的认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就像艾尔•芭比所强调的那样，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扇窗，打开更多的窗，我们将更加完整的看到世界。

作者：周静 单位：四川工商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