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监管国际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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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科技发展与挑战

自2015年以来，金融科技（FinTech）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但尚未形成统一权威的定义。2016年3月，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牵头组织在其的《金融科技的描述与分析框架报告》中，首次对金融科技作出初步定义，并得到普遍认可和引用。该报告认为，金融科技是指通过技术手段推动金融创新，形成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业务模式、技术应用以及新流程和新产品等。近年来，全球金融科技呈现持续快速发展状态。从国际看，据壹零数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全球发生金融科技投融资事件1097笔，融资总额约为4360.9亿元，其中，我国金融科技融资事件615笔，占全球一半以上；融资总额约为3256.3亿元，占全球的74.7%。随后是美国和印度，中国、美国、印度三国的融资金额占全球总数的89.7%。从国内看，一方面，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不断加注科技砝码，打造全渠道、智能化新模式；另一方面，互联网系的金融科技公司快速崛起，同时，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科技公司开始试水深度合作，如光大银行与360金融签署协议，将合作共建“数据共创实验室”。此外，有关数据也印证了我国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据毕马威等机构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100强”显示，中国有11家企业入榜，比2017年增加2家，总数仅次于美国的18家；前10位中有4家中国企业，其中蚂蚁金服和京东金融列前两位。新事物的发展总有两面性，金融科技也是如此。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新模式推广和新技术应用，可以简化交易流程，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弥补传统金融服务空白，拓宽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金融服务可得性、便利性和普惠性，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市场主体和实体经济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另一方面，在当前打赢防范重大风险攻坚战大背景下，更要关注金融科技发展中的风险以及给金融监管带来的挑战。首先，金融科技发展模糊了金融与科技的虚实边界，尤其是一些跨界经营的金融集团逐渐形成，这些机构不仅跨行业，甚至跨体系，呈现客户多、黏性强、规模大等“综合化”特征，对其如何进行综合性、穿透式监管，防止出现“多而不能到”等问题，成为摆在监管者面前的重要课题。其次，金融科技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传染性等风险特征，而且通过科技工具和网络链接，还会将局部风险放大，滋生技术风险、道德风险以及信息安全风险，而且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这些风险极易在短时间内形成叠加扩散和蔓延释放的效应，导致金融风险管控国际金融科技监管实践霍月红以的难度陡增。最后，金融科技的应用使投融资交易平台两端聚集了庞大的单体分散人群，而单体客户普遍存在风险防范意识不强，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相对较弱的特征，一旦交易平台资金链断裂，极易引发羊群效应，导致风险蔓延。

二、金融科技监管的国际实践

近年来，随着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各国围绕加强金融科技监管、引导金融科技健康发展等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英国等国家的实践比较有代表性。英国。国际金融危机后，英国果断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拆分为审慎监管局（PRA）和金融行为监管局（FCA），明确由FCA负责金融科技企业监管，并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举措。2014年，FCA推出“项目革新”计划，通过孵化器提供政策咨询，帮助企业熟悉监管政策，协助政府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税收等优惠政策，为企业创新提供便利。作为“项目革新”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FCA推出监管沙盒计划，适当放松参与实验的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监管约束，对未持牌机构给予“限制性许可授权”，允许其可在取得牌照前先行测试新产品，并声明不对测试活动采取执法行动。同时，FCA要求测试企业做好消费者保护预案，确保创新失败的风险可控。2019年3月，FCA任命了该机构的首位创新总监，体现了金融科技创新活动的审慎和重视。为支持金融科技企业发展，2016年，英国政府还了“金融科技加速器”计划，借此加强与金融科技企业的交流合作，提高对政府和监管部门对金融科技创新趋势的理解和把握。美国。2011年，美国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并明确网络平台等放贷机构统一受CFPB的监管。为了让消费者享有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2012年，CFPB启动了“催化剂”项目，通过发起“办公时间”计划、出台试验披露豁免政策与无异议函政策、发起“研究启航”计划等举措，掌握金融科技与金融创新动态，研判金融消费者面临的风险。2016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了“负责任的创新”计划，称考虑成立金融创新办公室，以对金融科技企业的产品进行审核，评估新产品在网络安全、经营风险等方面是否符合监管标准。2017年，美国政府了《金融科技框架》，阐明了对金融科技创新活动的前瞻性态度，提出将消费者放在首位、克服技术偏见、提高透明度、维护金融稳定等10项原则，并强调金融科技参与者应把这些原则作为参与金融科技活动的指引。2019年3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宣布，将就《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涉及金融隐私的《保障条例》和《隐私条例》修订展开意见征询，希望借此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澳大利亚。为有效平衡金融科技创新风险，2015年，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发起“创新中心”计划，主要包括成立数字金融咨询委员会、增强金融科技监管国际合作、加强对金融科技创新监管等措施。2016年，ASIC提出监管沙盒框架，帮助企业理解评估机制，允许没有牌照的金融科技企业进行长达1年的业务测试，并根据测试反馈情况，及时调整监管规则。为进一步促进高效监管，ASIC提出为企业提供非正式援助、开展技术试验、加强金融科技项目国际推介等重点举措，推动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发展。新加坡。2015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实施金融科技生态建设工程，专门成立了金融科技署来管理金融科技有关事务，为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为实现金融科技企业创新和风险防范的平衡，2016年，MAS出台《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指引》，在准入方面，将应用申请严格限制为技术创新，在退出方面，设立了测试时间延迟机制，强调如果企业需要延迟测试时间，可在到期前1个月提出申请。进一步提升金融科技监管能力，2016年，MAS推出“乌敏岛”项目，与金融机构开展区块链技术应用合作。此外，MAS非常注重国际合作，与多国政府和当局签署金融科技合作协议，支持金融科技企业海外发展。梳理国际金融监管实践，能够发现一些趋势性特征。一是适度监管的理念得到普遍认同，成立专门机构负责金融科技企业的监管，既通过政策激励，促进金融科技产业发展，又积极完善金融科技风险防控体系，努力在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之间寻求平衡。二是强化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共同原则，普遍把金融消费者保护放在金融科技监管的重要位置，通过强化信息披露等方式，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三是高度重视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英国推出的监管沙盒机制在很多国家得到应用，各国还通过业务指导、政策扶持等方式，加强与金融科技公司的沟通交流，进而提升监管针对性。四是金融科技监管国际合作不断加强，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广泛通过合作，共享监管信息，共同研判金融科技趋势，促进本国金融科技创业公司健康发展。

三、国际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总体上看，我国监管体系建设滞后于金融市场发展，随着金融科技对互联网、大数据的应用，发展与监管的失衡进一步加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从金融科技监管国际实践中得到一些启示和借鉴。一是回归本源，守住金融科技的普惠初心。抓住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把金融科技发展能不能提升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可得性和满意度，作为衡量判断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从国家层面研究制定金融科技发展规划，确立发展原则和目标，引导金融科技公司把金融资源合理高效地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不断增强金融科技服务的普惠性和精准度。二是统筹协调，健全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牵头作用，统筹建立“一行两会”、工商、工信、网信、公安等部门参加的监管协调机制，明确业务边界与监管分工，实现金融科技监管无死角。加强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信息沟通，加强在政策融合、风险监测、危机处理等的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制定金融科技监管国际规则，推动全球金融科技风险治理。三是创新驱动，丰富金融科技监管方式和工具。近两年，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规则以及P2P监管规则的出台，也为实施监管沙盒积累了一定经验，应积极探索借鉴监管沙盒模式，主动引导金融科技创新，寻求风险驾驭的有效途径，弥补现有监管机制的短板。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强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积极探索将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嵌入金融监管当中，提升金融科技监管的科技化水平。四是筑牢防线，切实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当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尚未完善，接连发生的互联网借贷平台“爆雷”事件，严重侵害金融消费者。因此，“一行两会”在金融科技监管中，应突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原则，加大金融科技企业消费者保护义务的监管力度，明确信息披露责任，完善投诉处理、损失救济机制，构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作者：霍月红 单位：河北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