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世界经济形势及中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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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一）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债务困境、失业困境、经济增长乏力困境和宏观经济政策效力递减困境等挑战

从债务形势看，欧债危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目前已经出现了由希腊等“外围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蔓延，从公共部门向银行业蔓延，从西欧地区向东中欧地区蔓延的趋势。由于欧元区内利益博弈激烈，部分国家经济增长疲弱，借债成本增加，欧债危机形势可能还会继续恶化。2012年一季度，欧元区部分国家陆续到期的国债总额近1万亿欧元，资金缺口在7000亿欧元左右，到时很可能出现部分国家违约的风险。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00%，奥巴马推动的减赤计划进展也不顺利。考虑到州和地方政府情况，美国债务形势更加严峻，处于危机边缘。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高达200%，中央财政支出每年用于国债利息支付的比重约为23.3%，每年中央政府收入的一半左右又要靠债务融资。尽管日本债务主要由国内投资者持有，但债务的恶性循环与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叠加，很可能使得日本债务形势恶化。2012年若出现欧债危机的“重灾国”无序违约的情况，很可能会导致主要发达国家集中进行债务重组，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冲击。从就业形势看，失业率高企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头号难题，预计主要发达国家严峻的失业形势将延续至2012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而且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出现了四五十岁白领大量失业的问题。欧元区2011年11月份的失业率上升至10.3%，创1998年6月以来的新高。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失业率均创下历史新高，分别高达22.8%、18.3%和12.9%；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失业率分别为9.8%、8.5%和8.3%，都创下了2011年以来新高；德国和荷兰失业率分别为5.5%和4.8%，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从经济增长形势看，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均比较疲弱。美国经济复苏放缓，201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速分别为0.4%、1.3%和2.0%（均为环比折年率），低于2010年3%的水平。但总体上看，2012年美国经济形势有可能维持低速复苏的态势。欧元区经济下行风险累加，存在二次衰退的可能。受欧债危机拖累，欧元区经济下行趋势明显，二季度经济增长由一季度的0.8%大幅下滑至0.2%（环比），曾经表现强势的德、法两国经济几近停滞，三季度欧元区经济仅同比增长0.2%。目前，反映欧元区经济信心的经济敏感指数、商业景气指数和制造业PMI指数已经连续7个月下滑，且已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日本经济在地震灾后重建带动下实现了缓慢复苏。但从中长期看，日本经济仍面临债务负担沉重、劳动力缺乏、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等很多深层次问题，导致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在世界经济中难以发挥重大作用。从政策空间看，受制于主权债务高企，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政策受到严重制约。前期保持低利率政策，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也很有限。美联储在金融市场上“卖短买长”，实施“扭转操作”，但能否启动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前景仍不明朗。同时，工资和福利水平上升，加剧了美国的核心通胀压力，美联储有可能被迫提前结束低利率政策。欧洲央行连续小幅降息，将欧元区内利率降至1%，近期又启动了期限长达3年的长期再融资计划，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但对解决欧债危机和促进欧元区实体经济增长可能仍然不够。加之欧元区内通胀抬头，将对欧洲央行的进一步宽松货币政策形成制约。

（二）新兴经济体整体上经济增长较快，但还难以承担起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经济增长预期下降

尽管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已经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实现了全面复苏，但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措施所造成的负面效果也开始显现，同时发达经济体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新兴经济体国内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在金砖五国中，印度和俄罗斯的通胀率均高达9%以上，巴西和中国的通胀率也分别达到了7%和6%以上的水平。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疲弱,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新兴经济体，使其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摩根斯坦利预计拉美各经济体2011年经济增速将由4.6%下降至4.4%。巴西政府下调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至3.7%，而此前为4%。高盛下调巴西2011年经济增长预期自4.5%至3.8%。俄罗斯经济一季度增长2%，是2010年同期的一半。二季度增长3.4%，低于此前公布的3.7%，三季度提速至增长4.8%，但总体上看增长速度仍然缓慢，摩根大通将俄罗斯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4.5%下调至3.7%。印度政府将2011—2012财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8.2%，之前对经济增长的预期为9%。近期随着经济的减速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部分新兴经济体汇率明显贬值。2011年4月底以来，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非、土耳其货币对美元汇率均贬值10%以上，有的贬值幅度达到20%；在4—10月份的半年时间内，这些国家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也出现了幅度在6%以上的贬值，上述国家货币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多数发生在7月份以后的3个月内。货币贬值反过来加快了资本流出的步伐，国际收支状况恶化，有的已经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工业生产减速甚至出现下降。新兴经济大国巴西、土耳其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上述情况，这些现象的同时发生，在历史上往往是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征兆，值得警惕。

二、中国的对策

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以及由此带来的政策取向，将对我国经济走势和宏观调控带来挑战。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将抑制我国外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将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使我国可能再次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输入型通胀压力、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压力和“热钱”流入压力，加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国际经济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前提下，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一）在稳外需的同时把扩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加强，外部需求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但从今后一个时期看，世界经济可能处在一个缓慢复苏、低速增长的结构转型时期，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增速放慢。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要实施稳定外需的政策，积极寻找新的出口市场、挖掘新的外部需求。近年来，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各国通过建设自贸区或更紧密的经济战略合作安排，来赢得更大利益。我国应该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适时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寻求与更广泛的经济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应该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环顾全球，大国经济一般都以内需为主，国内需求也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未来应该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首要选择。继续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比重，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完善基本的公共服务体系，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改善居民消费环境，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整优化投资结构，鼓励扩大民间投资。

（二）继续把稳定物价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

综合考虑导致本轮物价上涨的各种因素，2012年初物价涨幅有望从高位呈小幅回落之势。物价涨幅虽然下降，但从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看，拐点之说可能过于乐观。我国宏观调控的经验表明，我国的通货膨胀一旦上来，治理起来就很困难，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把通胀降下来。因此，应该把稳定物价作为需要长期应对的重大问题，调整调控的思路和理念，改变价格管理的方式，制定更长周期的政策措施。要有总需求管理的办法，不能只考虑一个环节，简单地把CPI与货币政策挂钩，为通胀一个目标而采取收缩政策，使经济增长整体形势受到影响。未来可以重点考虑通过改善生产供应机制的办法，增加短缺产品的供给。采取多种手段平抑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通过设立价格调节基金来建立农副产品价格稳定机制与供应保障机制，必要时可动用它来应急，建立价格经常大幅波动的重要农产品（如粮食、猪肉）储备制度。建立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机制，解决我国负利率问题及带来的潜在风险。对大学生、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应尽快建立起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扩大海外投资，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和资源海外供应基地。

（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政策效果来说，财政政策可以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保证有效供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未来既要加大财政政策在直接增加总需求方面的作用，同时也要发挥其杠杆撬动作用。考虑研究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建立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的体制和机制；调整政府债务结构，保持适度的政府债务规模。在基本维持2011年债务规模的基础上，适当削减中央债务，适度扩大地方债务规模，加快建立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指标体系；坚持结构性减税。研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增值税扩围为切入点，加大税制结构改革力度，降低流转税收入比重，支持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大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施有利于节能环保和增加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如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的优惠力度；优化支出结构，保障民生支出。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保障性住房投入力度，加大对农民工、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培训补贴，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适当提高养老、医疗、城乡低保等保障水平；加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通过加大农业投入、降低税率、提高农补、核定扣税等财税政策，夯实农业基础，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全面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四）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尽管未来国际经济形势趋于严峻，但货币政策还不宜全面转向，特别是在物价和房价都没有明显下行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大幅转向可能丧失前期的调控成果。2012年货币政策可以根据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保持稳健的基础上进行灵活适度微调，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支撑。预计随着欧债危机形势恶化以及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世界各国货币政策宽松潮可能来临，我国大幅放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下降。2012年可考虑重视实施“定向宽松”的结构优化货币政策。以结构优化为原则的信贷投放能够较好地兼顾实体经济需求和积极引导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把更多资金投向中小企业“、三农”、保障房等领域，通过增加食品和居住类商品的供给来缓解当前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压力。现代服务业、节能环保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碳经济等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领域也可能获得更多的信贷支持。可以考虑适当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货币支持。

（五）合理把握好投资的规模、力度和节奏

在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的背景下，要保持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还需要保持适度的投资规模。从国际经验来看，在经济起飞阶段，通过大规模的资本投入来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个经济规律。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过高的投资率就会变得不可持续，会给资源、环境和生态带来巨大压力。在当前国内外环境下，宏观调控要在投资方式、投资规模和投资领域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和调整。首先要确保国家已经批准开工的在建水利、铁路、重大装备等项目资金需求，重点抓好在建和续建工程，对已开工的项目，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避免“半拉子”工程。其次要坚决停办各类不必要的国际国内大型会议和运动会，坚决停建一些地方过度超前的标志性建筑、中央商务区、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及超大型的楼堂馆所，坚决整顿各类重复建设的园区。对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带动性的投资，要科学规划，合理发展。

（六）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深化财税改革，包括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加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和房产税改革试点，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全面改革资源税制度，研究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深化金融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特别是在当前，在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人民币升值压力减轻的背景下，抓住时机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研究场外市场体系建设、债券市场发展、证券发行体制改革和期货市场发展，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继续深化国有企业、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体制等改革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七）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反思欧债危机，普遍认为，处于债务困境中的欧元区国家主要是因为其高福利开支。但克鲁格曼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处于欧债危机中的“问题国家”并不是福利开支最大的国家。瑞典因福利高著称，但经济表现很好，是目前少数几个GDP高于危机前水平的发达国家之一。而现在所有处于麻烦之中的欧元区国家，福利开支占GDP的百分比都低于德国，更低于瑞典。加拿大的福利开支也很高，但应对危机的效果很好。因此，不能认为福利支出是经济发展的包袱。要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改善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重点加强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服务和就业援助，保证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大幅增加教育投入。认真做好社会保障工作，继续落实社会保障各项政策措施。安排好困难群体和灾区群众生产生活，加强经济运行调节，保障煤电油运正常供应。保障食品、药品安全。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依法依规妥善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严肃查处征地拆迁等领域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