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重大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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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问题

(一)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

一些学者研究了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和机制性原因。应霄燕认为，主权债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各种反经济危机政策和措施叠加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集中表现。［1］刘志强认为，一国内部制度的策略性博弈、财政收支制度的软约束和非正式规则下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都是财政风险形成及扩大的重要原因。另外，欧元区的外部制度也是促使财政风险向债务危机转化而没有平稳过渡的重要因素。［2］陈新认为，欧债危机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因为救助机制失调。基于道德风险考虑，欧盟本无成员国货币救助机制。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试图增强金融稳定机制的作用，但却面临各成员国不同的经济、政治和利益立场歧异导致的决策困境。［3］一些学者从经济结构、财政政策等方面揭示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陈志昂等认为，希腊等国长期以来不仅承受着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同时面临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冲击，导致产品丧失竞争力，这种结构性矛盾与失衡产生“夹层效应”并最终引发危机。［4］郑慧认为，公共财政负担沉重、经济缺乏竞争力是引发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别差异较大是引发债务问题的结构性原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矛盾”、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缺失是引发债务问题的制度性原因;救援计划迟缓出台、措施实施困难重重是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现实原因。［5］郝宇彪等认为，希腊等五国长期形成的高额财政赤字是引发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下调希腊等五国债券评级对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起了助推作用;欧元区的经济制度缺陷与内部的经济结构不平衡是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6］

(二)主权债务危机的国际影响

一些学者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孟艳认为，主权债务风险加大将拖累全球经济发展:使经济复苏前景更不乐观，加剧了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动荡，使未来通货膨胀风险日益增大，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资产贬值和经济滞胀风险。［7］孙韶华等引用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梁艳芬的观点，认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正从希腊等边缘国家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核心国家扩散，从公共财政领域向银行体系扩散，引发金融市场持续大幅震荡。各成员国债务链相互交织，危机加深并拖累银行系统和实体经济的可能性上升。［8］一些学者着重分析了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郭春松等认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有以下影响:一是使中国外汇储备风险剧增。二是使中国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增大。三是中国出口业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四是人民币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9］姚铃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将对中国和欧盟经贸合作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使中国对欧出口增势明显减弱;使欧盟内部保护主义倾向抬头，欧盟对华贸易政策会更加激进;欧盟自贸区战略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对欧“走出去”面临两方面处境，一方面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很多欧盟国家和企业资金短缺，为中国企业扩大对欧“走出去”提供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多数中国企业还不具备在欧盟这一成熟市场开展大规模投资经营的能力，勉强进入，最终可能大败而归。［10］

(三)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谢世清认为，欧洲主权债务与“中国式主权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本质区别。虽然我国并不具备爆发“欧洲式主权债务危机”的相关条件，但由于地方政府权责不对等、热衷追求GDP和政绩工程、经济发展模式不合理、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原因，我国仍存在爆发“中国式主权债务危机”的隐患。［11］郑慧认为，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有如下启示:审慎退出经济刺激计划，防止宏观经济大幅波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出口导向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变;重视地方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管理好热钱的流动，防范投机资本的冲击;完善金融体系，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12］王黎明等认为，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金融市场的监管，避免经济无序发展。在房地产政策调控方面，除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以外，对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也要采取适当的行政干预。［13］

二、贸易保护主义与中美贸易摩擦问题

(一)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新趋势

高虎城认为，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呈现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将贸易摩擦与国内政治挂钩。二是企图利用贸易摩擦影响和改变贸易伙伴经济体制与政策。三是不断挑拨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四是挑起贸易摩擦制造谈判筹码。［14］韩景华等认为，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的目的不再局限于保护国内幼稚产业，而更多的是把精力放在尽快摆脱经济危机上。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体现出许多新的趋势，主要有:采取货币贬值、提高关税、进口限制、补贴及技术贸易壁垒等手段保护本国产业，使世贸组织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作用受到限制;以“碳关税”为代表的贸易壁垒凸显。［15］陈龙江等认为，全球贸易保护呈现一些新的特点:经济复苏后发达国家仍是全球贸易保护措施的主导者，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抬头;贸易保护措施的种类繁多，其中，贸易防御措施、关税措施和国家援助措施占主导;中国是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者;金融中介服务、交通运输设备、基本金属和农产品部门是全球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受害部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影响范围更广。［16］

(二)造成中美贸易失衡和摩擦的原因

黄晓凤等认为，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与中美贸易失衡存在直接关系，且具有相互促进的“放大效应”，出口管制是引发并加剧双边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17］杜晓郁等认为，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为:第一，中美国际地位失衡，中美两国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知识产权纠纷、社会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存在国际地位的严重失衡。第二，国际分工体系是中美国际收支失衡的重要原因。第三，汇率问题的背后是国际货币体系失衡。［18］于友伟认为，某些贸易伙伴国贸易收支的恶化主要是由于其经济总量扩张导致对“中国制造”需求增长所致，汇率对贸易平衡的影响有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要减少其相对于中国的贸易赤字，关键是逐步取消对华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试图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来改善贸易平衡的想法忽略了问题的本质所在。［19］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陆燕认为，在后危机时期，面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我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应注重五个方面: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坚持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积极妥善应对国际经贸摩擦。［20］马双等认为，中国对特保案等问题可采取以下针对性对策:政府继续加强磋商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打破跨国公司的合谋动机。［21］韩景华等认为，针对后危机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我国应适当调整战略。规避贸易保护主义，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从应诉者到申诉者的角色转换，积极参与贸易救济规则的多边谈判，推动世贸组织相关规则修改;推动和参与碳减排协议，发展低碳经济，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贸易预警和贸易调查制度的作用，健全快速反应机制;促进企业实施海外并购战略，开拓新市场。［22］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安全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经济安全问题

一些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对金融安全、产业安全、贸易安全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并揭示了其原因。丁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些地方盲目大量引进外资，并放任其控制我国许多重要产业，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受到威胁，这是我国当前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大威胁;金融风险特别是巨额外汇储备的风险，是我国当前经济安全最引人注目的焦点。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受国际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23］郁德强等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呈现一些新特点，这对我国的产业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我国被动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某些关键行业的资本和技术控制权被跨国公司占据;有些市场被跨国公司控制。［24］刘薇娜认为，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转轨国家的贸易安全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贸易安全不能闭关锁国，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转轨国家不可能与发达国家具有同样的话语权，也不可能获得均等的利益。转轨国家的贸易安全受到很大威胁的主要原因:一是其经济基础薄弱，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二是外贸依存度很高。三是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四是WTO的某些规则和协议约束着转轨国家外贸制度与政策的选择。［25］一些学者研究了经济全球化影响一国经济安全的内在作用机理。郑柏清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存在条件趋同。拥有较高金融安全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化有利于其经济发展;金融安全水平较低、国内金融环境不稳定的国家，却不能因全球化程度的深化而受益。［26］张汉林等认为，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扩大中国的收入差距，原因可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长期内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劳动力由低级部门向高级部门的转移，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27］陈炳才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会威胁一国的金融安全，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这些外部因素主要有:美元制度的缺陷;金融资本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通常也是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投机资本，对以实体经济为主的非储备货币国家的经济金融体系构成巨大威胁;外部危机传染导致的连带危机。内部因素主要有:急于通过开放来谋取利益、获得地位，但结果适得其反;资本市场开放过早导致危机;外部资金过度流入导致金融泡沫而产生危机;短期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过高甚至远远超过外汇储备而导致的偿还危机。［28］

(二)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安全的策略

叶卫平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不仅来自国外，也来自国内，国家经济安全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控制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风险;加快转变内需与外需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利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安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处理方式，有利于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安全。［29］丁志杰认为，在新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需要拓展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更深层次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完成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由储蓄者和存款者向投资者和银行家角色的转变。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努力: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对外投资步伐;实施金融强国战略，提升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优化外贸结构，重视贸易的福利效应;控制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实现储备的保值增值;协调对外开放政策，防止国民财富漏损。［30］卫兴华等认为，重视我国的经济安全，首先，要处理好发展内资与外资、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与经济安全统一起来:一是适当降低外贸依存度，重在依靠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适当降低对引进外资的依赖，按照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来利用外资。三是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研发能力，发展自主品牌，破除对“比较优势”的迷信，不能满足于廉价劳动力的“红利”，不能不顾付出过高的资源与环境的代价，应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处于低端的局面。其次，维护好我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构建合理有效的金融安全管理框架。要做到以下几点:维护中国的金融主权，谋求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构建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实施有效调控和监督;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风险管理。再次，要处理好财富分配关系，缓解和遏制两极分化。坚持、发展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31］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一些学者分析了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指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王道平等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在该体系下，汇率调整很难解决储备货币发行国国际收支赤字和全球失衡问题;无论储备货币国选择国际收支盈余、赤字还是平衡的政策，都难以避免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不稳定。［32］朱纯福认为，美元的内在矛盾成为世界经济失衡、汇率大幅波动及流动性泛滥的重要因素。解决美国主权货币国际化助推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问题，需要美国政府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重大调整，还需要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改革，从美元主导的单一货币模式转变为多元模式。［33］另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姚大庆认为，美元全面发挥了国际间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储藏手段的职能。从国际可交易性来分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美元的核心地位无法动摇。［34］谢世清认为，二十国集团峰会(G20)推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与IMF份额极不匹配的状况。然而，份额改革只是IMF整体改革的一部分，IMF治理结构还遗留诸多问题，如领导人选拔程序不透明、执董会席位分布不均衡、政策决策程序仍由发达国家主导等问题。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机构，IMF的改革仍有待进一步深化，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35］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和方案

戴相龙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行方案，就是建立主要货币汇率有协调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的改革方案应是促进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建立非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目前很难做到。［36］郑新立认为，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从四方面努力:建立多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监测预警制度;建立国际金融安全合作救助机制;发挥G20对构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作用。［37］乔依德等认为，改革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终极目标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在目前尚无法设立世界中央银行、创建世界货币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的改革路线，核心内容是在多元化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加强特别提款权(SDR)的作用，通过扩大SDR的发行规模、增强其国际货币职能来推动改革。［38］王永利主张，必须加快推进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尽快扭转货币失控、信用泛滥的局面。严格控制各国货币的信用投放;对金融产品和交易进行甄别和有效控制;加强贷款人贷款投放的用途限制，并同时加强借款人资金使用的监控;强化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制度;适应全球化要求，尽快统一全球财税金融政策和监管。［39］

(三)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策略

陈绍锋认为，短期内，我国应联合其他国家敦促美国保持美元汇率的稳定，将购买大量美元外汇储备的资金转向投资海外实业和企业并购;从中长期看，我国仍应在国际贸易、外汇储备、对外投资等方面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适时稳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我国恰当的政策选择。［40］赵柯认为，中国与欧盟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合作有很大空间，通过双方货币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巨额融资”能力，对建立一个更为公平、有效、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41］高海红认为，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现阶段可行的步骤是，以储备库增资和机制多边化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区域流动性机制，并在中期建立区域货币基金;大力鼓励在区内贸易、投资和金融救助中使用本币，增加新的本币计价的区域债券发行;区域汇率政策协调可设定一个开放性的目标，在可行范围内考虑联合行动的必要性。［42］

五、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一)人民币国际化前景

高海红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以人民币区域化为起点。中国在东亚区域的经济联系以及中国参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建设，构成人民币扩展在东亚区域使用的基础。将中国香港作为在有限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下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岸外市场，以及发挥人民币在东亚区域汇率协调中的作用，是实现人民币区域化路径的重要环节。这将推动人民币成为区域储备货币甚至载体货币。［43］徐奇渊认为，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第一，人民币流出和回流的机制进一步完善，与其他经济体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开展跨境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试点，推动了境外个人人民币业务发展。第二，人民币的投资渠道进一步丰富，为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做准备:在中国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香港金管局签署了《补充合作备忘录》，为开发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产品创造了条件。［44］

(二)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挑战和制约因素

徐奇渊认为，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一系列挑战:中国实体经济的竞争力还有待提升;中国国内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其发展的广度、深度仍不够，金融市场的弹性和适应能力较弱;出于宏观经济稳定的考虑，目前中国仍对资本项目实施较为严格的管制，人民币尚未实现自由可兑换;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向周边地区的贸易、金融扩展，将引起美、日的警惕。［45］李婧认为，进一步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运行面临诸多挑战。在制度层面上，中国需要进一步在不显著改变原有框架下开放金融市场，提高银行业的服务能力和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完善外汇市场，改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同时，中国需加强亚洲生产网络的建设，逐步改善贸易结构，提高外贸企业的定价能力。［46］郝宇彪等认为，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汇率与利率尚未完成市场化改革、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不可自由兑换，是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因素，然而其根本障碍还在于我国科技水平较低、产业结构滞后、经济发展方式有待转变以及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等实体经济因素。［47］

(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与路径

殷剑峰认为，我国应吸取日元国际化的教训，在国内金融改革基本完成前，人民币国际化应从激进、危险的“贸易结算+离岸市场/资本项目开放”模式转向渐进、稳定的“资本输出+跨国企业”模式。［48］戴金平等认为，从区域扩展角度分析，人民币宜采取先“周边化”再“区域化”最后实现“国际化”的发展路径;从倾向职能角度看，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化的“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环节。［49］高静认为，我国可采用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的方式，多层次、全方位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坚持“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抓紧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大力发展人民币金融衍生品;组建大型国际零售贸易商，掌控国际商品定价权和人民币结算主动权。［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