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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世界经济依然疲弱,或创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但出现若干触底回升迹象。当前,世界经济风险因素增多,下行压力加大,回暖进程是否可持续尚待观察。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机遇与挑战并存。应短期和中长期多措并举,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影响;建议
一、2016年世界经济或创金融危机
以来最低增速,但出现若干触底回升迹象受有效需求不足、产业供给调整滞后和宏观政策空间收窄等多重因素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依然乏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为3.1%,较2015年下降0.1个百分点,为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速预测值由1.9%下调至1.6%,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预测值由4.1%上调至4.2%。2016年全球货物出口量增速预计仅为2.2%,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亦是2012年以来连续第五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2016年全球直接投资较2015年下降10%-15%。总体看,世界经济依然疲弱,但已出现一些触底回升迹象:一是主要经济体经济稳中有升。2016年3季度美国经济强劲增长3.5%,11月失业率降至4.6%,10月至12月制造业PMI持续升至54.2,达2015年3月以来最高。2016年前三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实际GDP同比增速保持在1.7%和1.9%,德国经济平稳增长,爱尔兰、西班牙等重债国经济增长强劲。俄罗斯经济降幅逐季收窄,2016年3季度同比萎缩0.4%,为近7个季度以来最小降幅。印度经济保持7%以上的较高增速。二是主要经济体物价向正常回归。美欧通胀率呈上升态势,通缩风险下降。2016年7月以来美国CPI同比涨幅逐月提高,11月达1.7%;二三季度美国私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同比皆上升1%,较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尚有距离,但已达2014年4季度以来最高。2016年6月以来欧元区和欧盟通胀率持续微幅提高,11月调和消费者价格指数(HICP)同比皆上升0.6%,德国、法国、英国等主要国家通胀率高于欧元区和欧盟平均水平。俄罗斯、巴西基本摆脱高通胀压力。2016年11月俄罗斯CPI同比上升5.8%,达2012年7月以来最低,已恢复至正常水平;巴西CPI同比上升6.99%,虽略高于6.5%的货币政策目标上限,但已达2014年12月以来最低。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反弹。2016年,受需求有所回暖、供给方减产预期等因素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结束了2014年7月后的暴跌态势,反弹态势明显。2016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达106.68,较1月上升28.4%。其中,原油现货均价为45.28美元/桶,较1月上升51.3%。不过,世界经济触底回升态势是否可持续尚待观察。一方面,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增多,下行风险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从中长期看世界经济仍处于工业革命以来第五轮长周期的下行阶段,人口加速老龄化和通用技术创新难有新突破等结构性因素将继续抑制消费、投资和供给,主要经济体潜在增长率下降,世界经济再次进入上行周期尚需时日。IMF最新预测,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3.4%,2017-2021年平均增速仅为3.6%。
二、世界经济面临的风险因素增多,2016年或成为全球格局变化的重要转折点
(一)特朗普当选新一任总统后,美国政策调整
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复杂影响特朗普政策主张呈现内政自由化和外交保守化趋势。对内,特朗普提出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并简化个人所得税制、投入5500亿美元改善美国基础设施、取消对煤炭等化石燃料行业的限制、放松金融监管等,体现了共和党一贯的经济自由化主张。对外,特朗普提出美国利益优先,主张退出TPP、重新谈判或直接退出北美FTA、对所有进口货物实施20%关税、对我国和墨西哥征收45%和38%的惩罚性关税,继续推动再工业化、鼓励资本回流,将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反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等。特朗普政策主张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减税、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将提振美国经济,提高其潜在增长率,对全球经济产生促进作用。但减税和扩大支出受到美国债务可持续性问题制约,实施力度或打折扣;加之特朗普倾向于实施进口替代、鼓励购买“美国货”,美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拉动作用将弱于危机前。另一方面,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走向全面保守,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或进一步抬头,主要经济体货币可能竞争性贬值,发达经济体产业加快回流,经济全球化或遭遇重大挫折,世界经济面临新的下行风险。
(二)英国退欧影响发酵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
英国退欧谈判即将启动。目前看,欧洲经济区(EEA)成员、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WTO成员等既有的三种关系模式或都无法满足英欧双方要求,英欧关系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英国退欧谈判充满挑战,若“退欧”过程出现失控导致英国国内局势动荡甚至分裂,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带来持续冲击。同时,英国退欧助长了欧洲大陆分离主义和民粹主义气焰,使得德国、法国等核心国家即将举行的政府换届面临很大不确定性。一旦保守主义和分离主义在欧洲形成气候,将给欧元区、欧盟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更大压力和风险。
(三)美联储加息加大全球经济下行压力
继2015年12月启动加息后,美联储2016年12月再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提至0.5%-0.75%,且预计2017年加息步伐有所加快。美联储加息将推动美元升值,给全球经济带来下行压力。一是刺激短期资本从新兴市场加速撤离,加大其资产价格下跌、货币贬值和金融市场动荡风险。二是大宗商品价格承压,俄罗斯等能源资源出口国经济企稳受到抑制,欧元区和日本面临新的通缩压力。三是可能诱发部分经济体的债务危机。据BIS统计,美国以外地区非银行业美元债务达10万亿美元左右,其中新兴市场经济体占35%左右。美联储加息推动美元升值将加剧美元债务国银行系统和金融市场形势紧张。若部分国家无力应对或出现重大政策失误,爆发局部性金融或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四)部分新兴大国经济失速
部分新兴经济体高风险特征日渐凸显,巴西、南非、印尼、土耳其“双赤字”高企,美元债务负担沉重,沙特、委内瑞拉财政赤字快速扩大、贸易收支逐渐滑向逆差。随着经济持续疲弱,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增加,外部环境骤然收紧或地缘政治冲突都可能引发上述国家风险爆发,拖累世界经济复苏。摩根大通(JPMorgan)经济学家估计,未来3年去杠杆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滑2到3个百分点,如果出现严重的金融信心危机,下滑幅度可能会更大。世界银行预计金砖五国的经济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拖累其他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下降0.8个百分点,并拖累全球经济增速下滑0.4个百分点。此外,叙利亚难民危机、恐怖主义活动、厄尔尼诺现象问题等都会带来地区性和全球性的影响,增加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
三、对我国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一)对我国的影响
我国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2016年我国延续资本净流出态势,前三季度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25054亿元人民币,储备资产减少19388亿元人民币。同时,人民币汇率明显贬值,已接近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的关口。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聚,部分地区困难增多。随着美联储继续加息和美元升值,国内投资者转持美元资产的意愿将进一步增强,我国面临资本外流和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持续加大。与此同时,随着美元升值,一些企业外债还本付息压力和国际市场融资成本将明显上升,资产负债表或受到严重冲击,因资金链断裂而发生债务违约、企业破产甚至诱发区域性或局部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不容忽视。中美经贸摩擦呈升温趋势。特朗普扬言要对我国输美产品征收45%特别关税,并将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受诸多条件制约,这些政策不一定能够完全实施,但美国对我贸易投资保护加强是大势所趋,中美在反倾销、反补贴、337条款、技术壁垒等领域的摩擦呈升温态势。特别是中美投资协定作为当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最重要的事项,或将面临更多波折:一是美国很可能坚持以关键基础设施、重要技术和国家安全为由,随时终止投资项目并不承担责任的立场;二是参照TPP条款,要求我国国有企业对美商业投资过程中严格遵守“非歧视待遇”,甚至不排除严格限制我国国企对美投资的可能性;三是实施更加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四是对我国金融、文化、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放提出更高要求,相当一部分要价可能触及我国国家安全底线,严重影响中美双边BIT谈判进程。我国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面临机遇。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仍是更好利用国际市场实现经济持续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最重要机制,全球化根本趋势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在美国走向全面保守的形势下,全球化面临“谁来抗旗、谁来推动”的问题。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有基础、有能力在推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从跟跑并跑者向并跑领跑者转变,带动资本、货币和规则输出,逐步参与塑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从近期看,美国放弃TPP暂时减缓了美在亚太地区推行高标准自贸区给我带来的压力,为我推进RCEP谈判和亚太自贸区建设带来新契机。
(二)对策建议
打好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项目开放政策的组合拳,构建资本跨境流动和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长效机制。货币政策以“中”为主。鉴于货币政策作用存在时滞,建议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要早动手、不反复,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好货币闸门,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同时,通过加大对银行贷款流向监督检查、信贷与财政拨款捆绑使用等措施,积极疏通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推动增量货币在实体企业、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领域合理配置。汇率政策以“稳”为主。汇率政策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同时明确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条件、方式和目标等,增强干预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要坚持有效汇率基本稳定的既定政策目标,同时将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波动控制在小幅区间。资本开放政策以“控”为主。资本开放政策要保持现有开放度不变,暂停或延后出台新的资本项目开放措施。同时,加强对虚假贸易、地下钱庄等的打击,严控个人分拆结售汇等行为,加大对资本外流的控制力度,加强审慎监管。根据境内外人民币汇率走势灵活调整离岸市场人民币供给,在离岸汇率出现明显贬值时收紧人民币流出。积极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维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做好美国将我定义为汇率操纵国并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应急预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等内部争取主要经济体支持,避免将潜在风险上升为真实风险。在特朗普上任后针对其可能引发贸易战的举动及时采取反制措施,避免贸易争端升级。充分了解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诉求和相关法律体系标准,制定互利共赢合作方案,鼓励化工、高铁、能源、汽车、有色、钢铁等行业的龙头企业赴美投资合作。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自由贸易区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为抓手的对外开放战略体系,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下一步,应通过高水平建设“一带一路”,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更加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构建我国主导的价值链、资金链、自贸区网络、经贸规则标准和区域经济治理体系。
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形势分析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