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企业海外并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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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机以来，尽管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下滑趋势，但中国企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进行海外并购。推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热潮的主要外在动因在于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深刻变化主要体现为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态势、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内日益呈现“双分化”现象及南北、南南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重大变迁等特征。正是在世界经济新格局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在宏观层面上可谓是“长于布局，善谋大势”；在微观层面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体现为并购主体的“多样化”、并购方式的“多元化”、并购区域的“广泛化”和并购增长的“高速化”等趋势。在为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提供了新机遇的同时，世界经济新格局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和挑战。中国企业应对此有充分认识，未雨绸缪，及时做出策略反应和政策选择。

［关键词］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呈大幅增长趋势，从2008年的521亿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180．2亿美元。根据调查公司汤森路透（ThomsonReuters）统计，2016年上半年已公布的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的总金额达到1225．72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1倍，占全球海外并购总额的20．7％。从不同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额超过德国（18％）和美国（12％），位居首位。〔1〕从中国企业的收购对象来看，过去一直以资源能源领域和制造业为中心，而最近开始扩大至高科技、医疗和零售等行业。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如火如荼相比，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形势并不十分乐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5年1月29日的《全球投资监测报告》称，由于受到全球经济疲软、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影响，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2013年下降8％，降至1．26万亿美元。该报告的初步数据显示，2014年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4％，约为5110亿美元。其中，美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排名中下滑至第三位，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降至约860亿美元，仅相当于2013年的三分之一。〔2〕人们不禁要问，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下滑趋势的背景下，究竟是哪些深层因素促使中国企业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海外并购热潮？此轮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征是怎样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又将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将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为切入点，探讨当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特征、风险及应对。在深入探究影响中国企业进行海外并购的世界经济新格局之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的是中长期内世界经济格局的演进趋势，而不是短期内世界经济的运行情况。众所周知，短期内经济的波动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如果从短期的角度考察则会产生“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感，很难得出准确的判断。单纯基于短期分析，我们容易变得“短视化”，也就很难解释中国企业为何能够在海外并购方面成功“逆袭”。

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国际背景

金融危机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加快对外投资便利化进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内生动力日益加强。在外生动力方面，世界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也为中国企业推进海外并购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的形势并不是很明朗。世界银行2016年1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15年世界经济活动并未达到预期，这已经是世界经济连续第五年低于世界银行的预测。该报告指出，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已从2014年的2．6％降至2．4％。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约为3．1％，预计2016年和2017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1％和3．4％。相比2016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世界经济活动的回升预计将更为缓慢。〔3〕伴随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继续分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增长率差距进一步收窄。在世界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未形成之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格局和变化特点。其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态势渐趋稳定。自金融危机以来，发达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作用大为降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2000—201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实现了6．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而同期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8％，在金融危机后的2008—2014年间，虽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为5．3％，但同期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却只有0．8％。〔4〕该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将从2015年的4％上升至2016年的4．3％和2017年的4．7％，分别高出同期发达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2．1、2．2、2．6个百分点。〔5〕近几年，尽管美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但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仍旧无法和20年前相比。事实上，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还可能在未来几年进一步衰退。世界银行预测，未来三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在3％左右波动。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2016年为20．9％，2017年降到17．4％，到2018年进一步降到15．7％。中国的贡献率2016年将为27．6％，尽管2018年有所下降，但仍为26．4％。〔6〕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的迅速增长，它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世界经济力量对比也朝着有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方向发展。按美元汇率计算，金砖五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比重在2012年已达到20．5％，接近美国的份额；而20国集团中的11个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2010年即达到25．2％，超过了美国的份额。〔7〕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金砖五国GDP占全球比重早在2006年就超过美国份额；2012年，金砖五国和新兴经济体11国GDP的全球份额分别为美国的1．5倍和2．0倍。〔8〕2014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7．1％，而发达经济体的比例则为42．9％。〔9〕从总量上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0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规模为41．97万亿国际元，实现了对发达经济体经济总量的首次超越。〔10〕由以上数据可知，尽管近几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总体赶超态势并未发生反转。其二，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错落不一，日益呈现“双分化”现象。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致使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遭受重创。在金融危机后的调整和复苏过程中，发达经济体内的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一，经济实力差距越来越大，分化格局渐趋稳定。从国别与地区来看，美国近几年表现出不错的复苏势头，在未来几年这一趋势将持续向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0—2014年间美国实现了年均2．2％的经济增长率。美国经济在2015年的增速为2．4％，超过2014年的2．2％。2016、2017年美国经济将获得2．6％的增长。〔11〕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欧元区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9％，日本为0．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显示，2015、2016、2017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将为1．5％、1．7％、1．7％，同期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0．6％、1．0％、0．3％。〔12〕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变化，美国与欧元区、日本的经济规模对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按照市场汇率计算，2008年欧元区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12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5．9％；2012年这一比例降至76．9％；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持续下降至63．0％。不仅是欧元区，日本的经济规模与美国相比也呈逐步下降趋势。2008年日本的GDP为4．85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32．9％；2014年这一比例降至26．5％，预计2020年将继续降至21．9％。〔13〕与此同时，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内部分化也在加剧。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慢，但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经济体量，中国依然是新兴经济体的引导力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6．8％；2015年中国经济的增速约为6．6％，2016、201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将获得6．3％、6．2％的增长。〔14〕印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将保持不错的增长势头。2014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为7．3％，2015约为7．3％；2016、2017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7．5％。而资源型国家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增长则步履艰难，甚至是出现了负增长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5年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的状况，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7％和－3．8％。在未来几年内，两国的经济增速将持续低迷，2016年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1．0％和－3．5％，2017年将分别为1．0％和0．0％。〔15〕从经济总量来看，按照美元汇率计算，2008年中国的GDP规模为4．33万亿美元，占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GDP规模的23％，较2000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2014年这一比例达到30％。2008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为1．21万亿美元，占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GDP规模的6％，与2000年基本持平；2014年这一比例为11．9％。〔16〕与中、印两国形成鲜明反差的是，2008年巴西、俄罗斯的GDP规模占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GDP规模的比例均为8％，而2014年这一比例分别为5．3％与5．8％。〔17〕可以预见，随着各个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分化，他们之间经济总量的差距也将随之日益扩大。其三，南北、南南经济关系正在经历重大变迁。上述世界经济格局的两种新趋势催生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一方面，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由以发达经济体为核心的中心—外围式的模式，正逐渐演变为更加平等的合作关系。金融危机后，随着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份额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认为，现行世界经济格局主要反映发达经济体利益，而新兴经济体一直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并没有获得与其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它们提出要重塑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面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发展，发达经济体不得不开始考虑新兴经济体的主张，并希望借助新兴经济体的力量来解决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这无疑会推动南北经济关系的重大变革。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案例就是二十国集团（G20）机制的建立。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以七国集团（G7）为核心的原有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在危机应对上表现无力，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却明显增强。在此背景下，G20于2008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第一次峰会，拉开了改革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序幕。2009年匹兹堡峰会正式确立G20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G20也就成为了当今世界唯一的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领导人“平等”对话的平台。G20的成立不仅有利于新兴经济体扩大发言权，也能更加有效地维护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它更表明了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需要新兴经济体的参与，世界经济治理体制的改革与升级也离不开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南南合作正在迈进一个新时代。相对于传统的南南合作，新南南合作表现为基础不断稳固、关系更加紧密、层次逐步提高。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互补性很强，这种互补性促进了新南南合作。近几年，新南南合作比较突出的例子之一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2016年1月16日，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在北京举行了开业仪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首个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旨在建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真正的多国协商共治的全球性政策银行。它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以亚洲国家为主的一种新的地区甚至多边合作秩序的建立，更为日后更多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范式。综上所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情况下，不仅是因为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无法适应世界经济新格局，还由于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缩影的新南南合作同时兼具了以发展中经济体为主导和世界性两个特点，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南南合作将成为与新南北合作并行不悖的、甚至是同等重要的国际经济关系。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特征

在世界经济格局出现的这些新变化中，中国企业深深参与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企业在全球舞台上正从过去那种单纯跟进和被动适应的状态，向着大力参与、主动发声、积极引导的方向转变。换句话讲，在世界经济新格局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既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坚定不移地“走出去”，还要学会不断推动自身的转型与升级，更要在世界上帮助他国、改进国际体系，做到利己与利他相统一。毫不夸张地讲，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正在跨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也呈现出了过去任何时期不曾具有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以南南、南北关系进入深刻调整期和经济增速“双分化”为契机，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愈来愈重视布局。从地区布局上看，发达经济体持续成为投资热点。2014年，流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为238．3亿美元，较2013年实现了72．3％的高速增长。其中对欧盟直接投资97．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6．3％；对美投资75．96亿美元，同比增长96．1％；对澳大利亚投资40．49亿美元，同比增长17．1％。2014年，中国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的投资均创历史最高值，发达国家已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投资目的地。同期，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为976．8亿美元，占到当年流量的79．3％，同比增加6．5％。流向转型经济体16．1亿美元，同比下降29．1％；其中对俄罗斯投资6．34亿美元，同比下降38％；2014年，中国对非洲投资32亿美元，较上年下降5％，占当年流量的2．6％；对拉丁美洲的投资105．4亿美元，同比下降26．6％。〔18〕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借力“一路一带”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至2014年底，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100亿美元，成为阿拉伯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及最重要的原油出口市场。〔19〕从行业布局上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众多行业。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遍布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其中流向第一产业15．9亿美元，同比增长26．2％，占当年流量的1．3％；第二产业311．1亿美元，同比下降14．4％，其中流向采矿业的投资165．5亿美元，同比下降33．3％，流向建筑业的投资34亿美元，同比下降22％；第三产业904．2亿美元，同比增长28．7％。〔20〕其二，借势南北经济关系经历重大变迁，中国企业以海外并购为推手，积极推动自身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从金融危机后的情况来看，海外并购为中国企业有效地利用全球价值链进行产业升级提供了极好的机遇。与过去不同，中国“自然资源寻求型”和“贸易便利型”驱动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欧美地区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而是集中在更多行业，第三产业备受青睐。荣鼎咨询公司的研究数据表明，2015年中国企业在全球已完成的并购交易数额达610亿美元，较2014年增长16％。除了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的并购有所下降外，2015年中国企业在金融业、制造业、高科技、娱乐、房地产等领域的投资并购均有大幅提高。从投资区域看，2015年中国企业对以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为主的发达经济体的投资额约占中国对外并购额的2／3左右。〔21〕以美国为例，2015年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达到157亿美元，较2014年增长30％，其中并购活动尤其强劲，并购交易达到103起，并购数额达到140亿美元。据统计，2015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购总额的64％流向了服务业，而这一比例在2009年仅为14％。〔22〕简而言之，中国企业通过对美国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并购能够获得技术、创新与市场，借此得到在国际市场上运营所需的核心资产和技术。其三，由于深深嵌入世界经济新格局，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在微观层面上的特征日益凸显为投资并购主体的“多样化”、投资并购方式的“多元化”、投资并购区域的“广泛化”、投资并购增长的“高速化”。从投资并购主体看，国有企业不再是一枝独秀，民营企业渐渐成为主力军。中国民营企业近年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寻求技术突破，塑造国际品牌形象。2014年，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数量同比增加296％，占当年总投资案例数的69％。〔23〕《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者达到1．85万家，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占67．2％，较2013年提高1．1个百分点，是对外投资最为活跃的群体；私营企业占8．2％；股份有限公司占6．7％；国有企业占6．7％，较2013年下降1．3个百分点。在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并购中，中央企业及单位559家，仅占3％。〔24〕荣鼎咨询公司的数据也显示，2015年民营公司的直接投资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总额的84％，而这一比例在2010年仅为19％。〔25〕从并购方式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从单一控股向多元化转变。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非控股的并购案例逐年递增，这表明中国企业更多关注交易双方的业务合作及获得技术、品牌、管理等目标。2008—2015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年均并购案例在占股30％以下的达到53起；在此期间，占股在30％—60％之间的有39起，比2002—2007年间增加了34起，增幅达到680％。〔26〕从投资并购分布的区域看，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项目共分布在全球69个国家（地区），从实际并购金额看，秘鲁、美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地区）名列前茅。〔27〕从投资并购增长速度看，2004—2014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增长迅速。200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总金额为30亿美元，2014年这一数值为569亿美元，增幅达到1796％。〔28〕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总金额为102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最高值。从2016年前几个月的表现看，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并购规模极有可能打破2015年创下的纪录。〔29〕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升级和重塑，以G20、金砖峰会为平台的国家间合作、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等为平台的区域合作及“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使得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主体愈加多样化、并购方式更加多元化、投资并购区域日益广泛、投资并购增长速度更快。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与应对

中国企业在进行大规模海外并购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风险和挑战。目前中国企业面临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发达经济体内，中国企业的并购面临越来越严格的安全审查政策。看到中国企业大规模地对外投资并购，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发达国家都纷纷调整了相关政策，强化了对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的安全审查政策。以美国为例，该国日趋严苛的安全审查对中国企业的并购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大量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并购案或以失败告终，如，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海尔并购美国家电生产商美泰克（MaytagCorp．）、西北有色金属并购美国伏金公司（FirstgoldCorp．）等。根据美国财政部2016年2月19日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增加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查，而来自中国的投资是审查的主要目标。该报告显示，2014年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共收到了147份企业要求国家安全审查的申请，其中审查最多的是来自中国的投资申请，共计24份。〔30〕2012—2014年间，受到审查的358笔交易中有68笔涉及中国投资者，位列第一。〔31〕进入2016年以来，美国当局对中国企业并购审查力度有增无减。2月25日，由于CFIUS的介入调查，中国紫光集团宣布，放弃对美国西部数据公司（WesternDigitalCorporation）的37．8亿美元的参股计划。2月份，美国45名国会议员致信CFIUS，要求阻扰重庆财信集团对芝加哥证交所的并购交易。不仅是在美国，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并购也开始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不难看出，针对中国企业投资并购开展国家安全审查将成为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对此，中国企业应有充分认识，未雨绸缪。尤其是以下几点特别需要中国企业重视：（1）选择恰当的时机展开并购。以美国为例，如果并购交易恰逢总统大选，参选的竞争对手很可能利用政治手段来排挤中国企业，而国家安全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理由。因此，中国企业可以考虑避免在政治敏感期进行大规模投资，以避免成为政治博弈棋子的风险。（2）在审查程序上，尽早在非正规申报阶段与CFIUS沟通，了解各委员对并购的态度及对国家安全的具体担忧。如果确有可能涉及他国的国家安全，企业就应及早进行自愿申报。此外，中国企业可采取一些缓冲措施，将敏感技术和资产从并购目标分离出来。（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去政治化的根本在于尊重市场，让市场成为主导力量，并增强对国际规则的适应能力。只有稳扎稳打、低调行事，中国企业才能减少海外并购的阻力。第二，在发展中经济体内，中国企业并购正在面临不断上升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等。尽管发展中经济体是中国海外投资并购最具潜力的目的地，尤其是对战略资源和市场寻求型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并购而言，但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较多不稳定因素导致政治风险较高，社会稳定性较差。《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5）》显示，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的风险评级排名非常令人担忧，尤其是委内瑞拉位列倒数第二，仅仅好于苏丹。〔32〕在非洲进行投资并购的中国企业同样面临政局不稳、政权更迭等风险。为了能应对在这些发展中经济体内进行投资并购的社会安全风险，中国企业应做好以下几点：（1）投资企业必须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了解相关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正确评估风险。发展中国家因其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投资并购的企业要尽可能全面地把握市场信息，特别是深入系统研究目的国的产业发展规划和政策，把自身优势与当地市场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2）投资企业要熟悉目标国的外国投资法、税收法、劳工法、环境保护法及其它与外资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3）投资企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社会风险非常高的国家与地区，要采取灵活措施，规避风险。第三，不论是在发达经济体内还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内，中国企业并购必须应对文化差异所导致的风险。文化差异风险主要是指投资并购国及其管理人员与目标国的政府、社区、员工及民众由于文化差异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在发达经济体内，公民意识是中国企业必须要考虑的事项。并购初期主要是两家企业完成所有权和行政上的统一；并购后期就涉及到整合文化的统一，即价值观念、工作规则等。在发展中经济体内，中国企业需要面对的困难与风险丝毫不亚于发达经济体。以拉美国家为例，大多数拉美国家信奉天主教，且通行语言为西班牙语。中国企业的许多技术性和日常性问题都需要通过西班牙翻译沟通，这给中方人员带来了很多限制，也影响了与当地居民的交流和互动。不仅是在语言方面，很多中方工作人员由于缺乏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很难融入当地社会，甚至还有触犯当地宗教习俗的风险。非洲国家的情况同样很复杂。一些非洲国家土著部落较多，他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着特殊感情，外国企业在土著人居住的地区投资，经常遭遇强烈的抗议和反对。中国企业要想克服在并购投资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水土不服”现象，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并购前期要认真了解目的国的风俗习惯。在此基础上，充分尊重当地文化习俗，做到入乡随俗。（2）大力推动文化整合。在发达经济体内，对于已经完成并购的中国企业来说，必须将目光放长远，务必尊重本地工作人员的价值观念和工作规则。在发展中经济体内，要努力处理与宗教、社区、股东、工会、部落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3）培养国际化的人才。中国企业要打造对外投资并购的国际人才培养平台，培养熟悉目标国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化的国际化人才。

作者：李莉文 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