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与审美教学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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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高红梅 单位：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速，西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的普及渠道与途径也随之发生变化。许多西方文学经典作品都是通过电影、电视或者网络游戏得以广泛传播，发行量也随之猛增。以至于在文学界，有一批悲观的学者忧心忡忡地表示，“文学已死”。传播媒介的变异，导致很多作家在创作时脑海中构思的不是语言的外衣，而是一幅幅视觉画面。经典文学作品的营销方式，也变成了先影视后纸质文本的秩序，文学经典似乎已沦为了影视作品的衍生产品或者附属物，文学从“读书”进入了“看图”时代，即使作为文学专业的学生、从业者，也未能幸免。甚至有作家、学者认为图像确实优于文字，美国作家亨利•米勒说：“电影是一切手段中最自由的，你能用它来创造奇迹。确实，有朝一日电影取代了文学，不再需要阅读，我会举手欢迎的。你能记住影片里的面孔和手势，你在读一本书时，却永远无此可能。”[1]289由此看来，西方经典作品无论多么伟大，它都不能拯救如今大学生进入读图时代的脚步。正如布鲁姆所认为的：“‘我要读什么？’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影视时代里读书人已经寥寥无几。实际问题已经成为：‘什么是我不必去费心读的？’”[2]415

诚然，在现代社会中，由数字技术等工业技术所建构的社会文化网络体系中，西方文学经典已由小众化的文学殿堂走向公共视野，褪去了其神秘的面纱，文学的影像化趋向更使西方文学经典得以直观化与普及化。但影视图像的精神来源于西方文学经典，前者似乎只是对后者的一种解说。换句话说，对影视图像的经典式阅读可以阐释并压倒图像文本；而对西方经典的影像化阅读只会削弱西方文学经典的力量，或者如果我们可以隐忍，那将是达到某种荒诞效果的反讽。

西方文学经典的现代教育转向

自从林纾以“信、达、雅”为基本信条将西方文学经典译介到中国以来，其介绍与传承的方式一直被精英知识分子的权威话语持有。在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著名作家集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翻译西方文学经典的两项职能于一身，著名的作家也通常是翻译家，如鲁迅、矛盾、巴金、戴望舒。从创作到译介，其主导者的身份与理念已然决定了西方文学经典具有了崇高性、殿堂性与严肃性。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经了整个九十年代的市场化发展，国人日常生活的主导观念已经完成了由“埋头苦干”向“张扬外显”的转型，原来的艰苦朴素已经被一浪高过一浪的消费热潮所替代，很多人的生活仿佛在消费欲望和满足消费冲动之间轮回，在消费话语的背景下，“一切公共话语都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3]4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当今的文化生态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延续至今，即通俗艺术、电影文化、即兴剧、多媒体声光节目、摇滚音乐以及其他新文化形式勃兴。“在桑塔格、费德勒及其他一些人看来，这些发展超越了诗、小说等先前艺术形式的局限。在许多领域内、艺术家们开始混合各种媒介手段，并把庸俗作品和大众文化溶入到他们的美学创作当中。如此一来，同现代主义相比较，这种新感受就更具多元性而缺少严肃性和说教性。”[4]13

西方文学经典作为文化消费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娱乐至死”的大语境之中。西方文学经典在被图像化的同时，也被无可挽回地消解与庸俗化了。在当下，通过娱乐化的方式了解西方文学经典已成为社会的主流风尚，这种现象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尤为突显。即使在现代教育机构里，也充斥着理想主义的愤世者。“回避或者压抑审美在所谓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是普遍的风气。”[2]16在汉语言文学专业西方文学的教学中，为了达成较好的教学效果，使学生更接近经典，专业教师或者以影视为媒介，阐释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与艺术造诣的经典性。但这种教学方式本身在传达经典的同时，也将经典由语言文字所带来的审美性矮化了，大有影视导演和编剧的意图主导对西方文学经典阐释的势头。从西方经典到影视作品，实际上意味着从一部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作品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作品了。在以当下社会大众为目标指向的改编目标，或者导致现代价值观的融入，或者导致改编同一表述对象的切入点的变化，由西方文学经典主导的审美教育被影视作品所置换。这样的审美教育会导致学生吸收的是间接的经典，既背弃了文学原著，又偏离了文学教育的初衷。尤其是在名著改编的之风日益兴盛的今天，“戏说”、“穿越”等改编方式，已经将传统西方名著的精髓丧失殆尽，在这样影视作品为基础的文学名著的解读中，学生面对的经典已经名存实亡了，更何谈文学教育及审美教育呢？

西方文学经典的传承与审美教学的回归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网络上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年轻人已经把文学视为“垃圾专业”，很多优秀生弃经典而去，弃文学而去，专注于实惠型与实用性更强的学科与专业。尤其是近几年，随着西方文学经典被视图化、被娱乐化，文学教育者似乎在时代的巨变面前节节败北。

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是“文以载道”，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性与教育价值，希望教育者在与学生互动的过程中，找到社会公众普遍奉行的道德和政治观的根源，甚至在文学教育中有同行刻意避开文学经典的审美领域。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间的这一段时期，甚至有学者、文学教师将审美降低为意识形态，或者是哲学化的理念图解。其实，文学经典的教学不是服膺于社会主流意识的一种方式，而是让学生在阅读中获得审美力量。

经典的最初意义是指权威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而美国著名学者布鲁姆认为，西方文学经典的崇高性与严肃性来自于它的“陌生性”（strangeness），“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2]2而原创性的魅力又恰恰来自于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其审美性是建构西方文学经典的基石，即文学经典必须具有相当的艺术高度和价值。这就要求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堂中在传承西方文学经典的同时，注重其审美性。或者换句话说，也只有注重西方文学教学过程中的审美教育，才能更好地传承西方文学经典。

创造性阅读和建构西方文学经典的审美经验，对西方文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阅读在其深层意义上不是一种视觉经验。它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是建立在内在听觉和活力充沛的心灵之上的。”[2]1大学生尤其是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正值阅读经验的积累与审美经验的建构时期，沉浸在鲜活的影像世界里，只能削弱学生的自主想象能力，消减他们向自我内在探求的动力。而对自我认知的程度，是检验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形成、专业素养的养成的最低标准与最高要求。在西方文学的教学中，要注重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学经典的解读能力，让学生在经典作品阅读中进行审美的对话，并获得象征自身的美学力量。西方文学经典“也许会教我们如何接受自我及他人的内在变化，也许包括变化的最终形式。”[2]22作为文学专业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在我们进行创造性阅读的同时，西方文学经典某种意义上也塑造了我们自身。因为，西方文学经典的审美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正如张玉能所言：“从创造的自由的角度来看文学、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育，非常明确的是，文学就是一种创造的自由的话语实践，或者说是一种话语实践的创造的自由，而文学教育和文学审美教育就是在这种创造的自由的话语生产之中来使受教育者得到创造的自由———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功利性与超功利性相统一，从而成为自由的全面发展的人。因此，我们的文学、文学教育、文学审美教育，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技艺，而且是一种为人之道。这个为人之‘道’就是要达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创造性自由，也就是审美的自由状态。”[5]16-18

克罗齐曾经指出，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可以认为，任何西方文学经典都是属于当代人的。那么，面对西方文学经典传播媒介的变异与其现代教育的转向，面对这种两难的教学困境，就是当代西方文学经典的研究者与传授者面对西方文学经典本身，因为这些困境也是西方文学经典的一部分。而西方文学经典只有历经了变异、转向，才能更好地回归到自身，回归到审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