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的审美艺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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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记》作为卡夫卡表现主义的力作之一，其艺术特点正如他的小说描述的一样，充满“变形”。卡夫卡因自己的血统而深感自己是一个被排斥于人类世界之外的“无家可归的异乡人”，他用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审视人们司空见惯的社会，用他的小说来阐释社会的“异化”现象，人和人之间、人和社会之间、人自身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惊人的变化就是“人非人”。卡夫卡抓住这一点，巧妙地把人变成“甲虫”，在《变形记》这篇小说中运用“陌生化”的审美艺术，开篇即抓住了读者的眼球，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这一“陌生化”审美特点贯穿于20世纪的西方文学之中，树立起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心态。卡夫卡在《变形记》中以“甲虫”的视角更加细致入微地探察这个社会，就像把人们司空见惯的社会置于一个显微镜下观察一样。卡夫卡用这种非同寻常的“非人”的视角审视当时的社会以及各种人性问题，对其主题的刻画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变形记》中人物描写的变形非常突出、特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外貌描写的变形

纵观欧美的文学史，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发展变化是有一定规律的，从上古时代对伟大的英雄神祇、皇亲显贵的人物描写，到描写第三等级的人物，再到后来俄国文学中描写的“小人物”，人物地位从显赫变得越来越平凡，性格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从高贵到平凡乃至卑微。卡夫卡独具一格，用一只微不足道的“虫子”来担当主人公，这种巨大的跨越让读者更为震惊，而且这种震惊在小说开头第一句就迎面袭来:格里高尔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这让读者始终处于一种耳目一新的“陌生化”氛围中，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当然，虽然主人公变成了一只渺小的虫子，但是一粒沙里看世界，一只虫子也能让读者见微知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通过反映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沧桑陌路来阐释社会的异化:恐惧、孤独、迷惘、绝望。人类从叱咤风云的大英雄、掌控自我命运的主宰者、高贵显赫的天生贵胄，沦落为渺小可悲可怜的“小动物”，就像卡夫卡自己所说的，“不断欲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我们就像物品、对象，而不像活人”［1］。现在的社会是物操纵着人，机器操纵着工人，金钱驾驭着命运，人是物的奴隶，“人”变成了“非人”。卡夫卡把格里高尔变成一只“大甲虫”实在是恰如其分，形神兼备地象征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孤独无奈的生存现状。甲虫痛苦地挣扎却软弱无力，细小的肢体根本无法支配自己庞大沉重的身躯，这意味着人类对现实世界种种抗争的无助，甲虫企图用“甲”这个外壳来让自己与世隔绝，“躲进小楼成一统”，并保护自己免受侵扰，却被自己的父亲用苹果砸伤了这个“坚硬”的保护层，最终受伤，忧郁而死。人，在现实社会已经被异化得类似于动物，人类自身的价值荡然无存，个性消失得无影无踪。卡夫卡正是通过这种巧妙的人物“变形”来轻松地向读者阐释“异化”这个深奥的抽象的哲学命题。这种驾驭文本表现的能力是卡夫卡独具特色的表现才能。他在之后创作的小说中还描写过多种变形，把人物变成一只豺狗、猿猴、能唱歌的老鼠等。而且他甚至认为，作家本人就不是“巨人”，而是一只生活在牢笼里的可怜的小鸟。

二、人物动作描写的变形

外形发生变化的格里高尔，其动作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从人的各种动作变成虫子的各种举止，滑稽中暗含悲伤之情，对深化主题起到很大的作用，这种复杂的感情也是这部小说吸引读者之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动作非常笨拙:他试图从仰卧的姿势爬起来，但是无论他怎样努力地挣扎尝试，换来的都是一种剧烈的隐痛，只好以失败而告终。他又试图去抓挠肚皮发痒的地方，但是用腿触碰到肚皮的时候却引来他浑身一阵可怕的战栗，充分证明他还没有接受这一事实———匪夷所思的可怕的变形。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动作表现出来的是人虫结合的形象，而且读者在阅读时知道主人公本质上是个人，但是动作却像一只甲虫，甚至于读者把自己也想象成一只大甲虫，去试图完成格里高尔许多艰难的动作，诸如试图费尽全力去抓住门锁开门、吃饭、和家人对话、躲避家人以免让家人嫌弃等。甲虫诸如此类的普通细小的一举一动均牵动着读者的每根神经，既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达到滑稽可笑的效果，让读者在含笑的同时流下同情的眼泪，同时也让读者感受到异化的社会带给人类的悲哀，主题再次得到升华。

三、人物语言描写的变形

在《变形记》这部小说里面，没有了第三者的叙述，只有“甲虫”的“虫语”来引导读者。卡夫卡在给读者一个惊讶的开头之后，用极其冷静的语言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叙述语言朴实甚至刻板，作品的穿透力却力透纸背。对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语言描写倒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没有着重描写。可以说，在小说中语言描写少之又少，但是卡夫卡从辛酸的经历中提取的经验之酒是属于大家的，因此应该用“语言”作为盘子把酒传递给大家。小说中最生动的语言也莫过于他周围的人发现他变成甲虫后的一系列叫喊，但是读者却能在这十分简短的语言中体会更深层次的内涵。例如秘书主任的来访片段的描写，格里高尔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卧房的门打开的时候，却听到了“秘书主任像风在呼啸一样发出一声巨大的“哦”的喊叫。“哦”，这一个感叹词简单却充满震撼力，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看到了秘书主任惊愕的神情。随之秘书主任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动，吓得要离开此地，格里高尔急走上几步，想要挽留住他，但是适得其反，秘书主任反而逃窜得更加迅速，“一个大步跳过好几级，消失不见了;‘嗬!’可是他一边还叫喊，这叫声响彻整个楼梯间”。仅仅又是一个简单的语词“嗬”，没有更多的语言描写，已经把格里高尔变形后给他人带来的惊恐和异样的感觉写得惟妙惟肖。卡夫卡用甲虫的虫语，寥寥几句，代表深深的寓意，正如“大音希声，大象希形”。多数读者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和他父亲的关系十分紧张，包括和他家庭的其他成员也交流甚少，尤其是和两个妹夫不吵架就无话可说。由此可以理解卡夫卡在创作时十分在意语言的象征意蕴。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和父亲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卡夫卡本人和他父亲的关系的写照。生活中的卡夫卡，一生基本上都是和父母一起度过，他生活在一个非常闭塞的地方，对嘈杂声音的超敏感性使他每天都经受着考验。在父亲看来，儿子卡夫卡一无是处、令人失望。他对父亲的粗暴野蛮的行为和语言实在无法忍受，因此他在小说中干脆让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丧失了人类的话语权，这岂不是最大的悲剧。卡夫卡说过，语言是生与死之间的抉择，语言是行动的开路先锋，是引起大火的火星。既然无法控制父亲的粗暴给自己心理种下的抹之不去的阴影这一残酷事实，那就只能在小说中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通过一只“甲虫”的“非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对父亲“无言”的抗争。毕竟自己作为儿子不可能对父亲“以暴制暴”，所以，甲虫的“虫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卡夫卡对自己父亲的明确态度。当然也是父亲的强悍粗暴使卡夫卡像那只甲虫一样，敏感寡言、胆小懦弱、孤僻忧郁。卡夫卡用“变形”这种特殊的象征和隐喻的方式生动形象地折射自己和人类现存的真实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使作品拥有如此深邃的含义，其作用妙不可言。

四、人物心理描写的变化

从外形成为一只大甲虫，到动作、饮食、习惯，再至心理，格里高尔由内到外完成了甲虫的真正蜕变。小说中以意识流的方式描写他的内心独白、联想以及回忆。格里高尔的心理变化轨迹大致有三个阶段:从他发现自己变成一只甲虫开始，陷入惊恐、忧郁，到接受变成甲虫这一事实的无奈、无助，甚至归于平静乃至习以为常，再到考虑到自己家庭经济来源的揪心、自责，直至最后被父母和妹妹抛弃的绝望与苦痛。格里高尔的内心独白在小说中处处可见。格里高尔对家庭对公司的心理活动表现了他的苦闷、无助。卡夫卡刻意以大段文字进行联想、回忆，时而现实时而未来，时而过去时而现在，时空交错、不断跳跃，展示了格里高尔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有格里高尔对家庭的责任与憧憬。这样的描写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拉近读者和格里高尔的距离，读者能轻而易举地窥探到格里高尔的内心世界，轻松自在地把握故事叙述者的情感体验。当然，格里高尔的“变形”也引发了家人的心理变化。格里高尔从家庭的经济支柱变成“坐享其成”的无任何赚钱能力的动物，依赖格里高尔的家人难以接受这样荒唐可怕的事实，父亲、母亲、妹妹心理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同情格里高尔的遭遇，照顾他，给他食物吃，帮他打扫房间，保持清洁卫生，到逐渐厌恶这只没有任何自主生活能力的“甲虫”，乃至最后把多余的甲虫看成是家里的负担要扔弃他。在家人的心目中，格里高尔从孝顺能干的儿子、和蔼体贴的兄长的角色变成了一只彻彻底底的令人厌恶的丑陋不堪的甲虫，格里高尔也最终在家人的心理厌弃中孤独地死去。作品通过描写人物心理的变形向我们传递了异化社会中人们的普遍生存状态:对平庸生活的绝望无助，对社会交际的恐惧失望，对家庭亲情的疏远冷漠。社会失去了以往积极乐观的上进精神、相互谅解的和谐环境以及其乐融融的和谐家庭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人们普遍认为社会是荒谬的、不可理解的、令人失望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猜忌、相互威胁、相互对立的。人在社会中的存在状态是孤独、惧怕、迷惘、绝望。周围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几近崩溃的边缘，人们失去了精神的家园而流离失所，灵魂无处安放，毫无依托，最终在冷漠的世界中彻底丧失自我，像孤魂野鬼一样在荒原中消散殆尽。总之，《变形记》的“变形”描写显示了非理性因素对小说描法的影响。《变形记》就像一个可怕的梦，有着可怕的想象，但卡夫卡说:“梦揭开了现实，而想象隐蔽在现实后面。这是生活的可怕东西———艺术的震撼人心的东西。”这种描法使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被编写得新奇而赋有寓意，产生了“陌生化”的美学效果，不仅给读者带来全新的体验与感悟，也让卡夫卡获得全新的能量，使自己闪烁在现代主义的艺术舞台之上。

作者：李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