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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项具体改革推进得十分顺利,其效果出人意料地好(当地领导语),不仅普通农民群众有了参与选举热情,党员干部也认为这一举措为他们创造了更好的工作环境。按财物属性确定农村社区管理的组织架构农村的很多摩擦冲突根源于农村社区管理架构的严重缺陷。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取消了“政社合一”的,但“政社合一”的村级社区制度保留下来了。
要走出以上困局,必须改革农村社区的权利配置框架。改革的主要原则是把处分公共品分配与处分私人品的机构尽可能分开。三水区农村改革的方案体现了这个思路。建立股份社,让它成为符合“出资人”身份的自然人所组成的经济组织 ;建立其他公共管理组织,让它们作为提供公共品的机构。这些机构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村民议事会、民间社会企业或民间公益组织、镇政府与农村社区共建的公务中心等。通过这些组织的建立,三水区正在形成“政社归位、协同共治、规范管理、服务下移”的新型村(社区)管理体制。
二、加强组一级管理架构的建设,发挥“熟人社会”的积极作用
我国农村最基层单位是自然村,而自然村通常被看做“熟人社会”。在目前农村社会管理架构下,行政村及其村民委员会成为公共事务处理的核心,自然村常常被忽视。事实上,发挥“熟人社会”的作用,对现代社会的治理仍具有重要意义。“熟人社会”内生的各种联系纽带如果利用得好,可以降低社会管理成本,真正体现村民自治的意义。
按照社会资本理论,熟人社会更容易形成以信任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其中,道德发现、能力发现的成本较低。这是提升社会资本水平的重要基础。具体说,“熟人社会”的四种资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被积极利用。一是宗法关系。宗法关系并非总是坏东西,它若被利用好可以降低社会运行的公共成本。二是道德互信。“熟人社会”依靠“羞耻感”的惩罚作用约束人们的行为,这种秩序维护成本几近为零。三是信息传播。“熟人社会”中的信息口口相传,成本很低,其中内部信息的可信度较高。四是才能识别。在“熟人社会”中,一个人的才干、见识容易被公认,“领袖”地位容易稳定,由此会降低他们与社会其他界别的对话合作成本。但是,“熟人社会”也存在弊端。“熟人社会”保护隐私的代价高,因此无形地限制了人的自由 ;“熟人社会”如果与大社会没有连接机制,特别是其在经济上如果没有卷入大社会的分工体系,其可能成为一个内张外驰的奴役性社会。
如何利用好“熟人社会”的资源,同时尽可能避免其弊端,这是对农村社区管理架构改革的一个挑战。佛山市三水区在这方面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一是利用自然村(多是村民小组)“熟人社会”的优势,建立“家乡建设委员会”,让自然村这一最基层的社区的民间领袖在村庄建设中发挥作用,解决农村基层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二是提倡户籍在本村民小组的村党组织班子成员、村(社区)公共服务站成员、村委会班子成员通过参加村民小组长选举,兼任村民小组长,使村民小组的社会精英在开放的平台上为“熟人社会”服务,提高农村社区公共决策的执行效力。三是建立对村民小组长、副组长的考评奖励标准,增进政府与自然村社会精英的联系,有助于将现代社会的价值准则输入自然村,避免“熟人社会”的弊端。
改革不会一蹴而就。社区管理改革涉及到很多配套政策,例如,涉及到深入的产权制度改革、财政制度改革等。这些工作三水区也做了安排,但在以后的工作推进中,各方面的衔接难免出现摩擦,需要当地对改革进程不断作出评估、调整,逐步把改革引向深入。
作者:党国英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