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短篇小说与教育相关的符码想象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巴金短篇小说与教育相关的符码想象范文，希望能给你带来灵感和参考，敬请阅读。

摘要：巴金的短篇小说是30年代文坛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样式。小说中的主人公的身份丰富多彩。农民、知识青年、教育者等。其中教育者承担着不同的功能，有复仇，有赎罪，还要革命中一的员。通过不同的功能，了解到巴金思想的转变。

关键词：复仇；教育者；学生；学校

巴金的短篇小说集时间从30年代到70年代，这几十年里时生巨大变化。教师的身份功能变化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从古时，教育育人、载道到五四时期，教育以启蒙的姿态进入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视野。教育的不同功能，教师不同的角色定位给读者提供一个新角度认识巴金。

一、30年代小说中教育者的多种身份

巴金的短篇小说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教师的非中国籍，给他的小说增加一抹异域风情。在小说叙述中，教师角色定位也不同：被讽刺的教师、自我反省的教师、充当学生人生之途上引路人、复仇者。教师不同的功能，让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巴金的思想状态：他独立于时代之外，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到30年代末，个人主义的思想在抗战中渐渐消逝，取而代之的是抗战的斗争与勇气。《复仇》记叙了老友比约席邀请朋友到他的别墅度夏。一个医生、新闻记者，还有一个中学教员，这位中学教师形象：身体庞大、肥胖、有一个屠户特有的大肚皮、两只脚又是长短不齐、走起路来一颠一跛，虽然用一根手杖撑住，也不能使他底屁股不向上耸。他们之间的闲谈是交流方式之一。他最喜欢写诗，认为幸福就是跟少女一吻，“我”认为这是无意义的方式，也是浅薄的幸福，这背后其实表达了作者对教师的看法，他们是无用的，无意义的。教师在这里没有实际作用，而是一个闲职。《墓园》中“我”住的地方再寂静不过，隔壁是便是墓园。看守墓园的老人，其实是一个老师，埋葬在墓园里的人大都是老人的学生，“他们都是我所爱的学生，而且跟你一样，都是很健壮的青年”。他虽然守着孩子们的墓，其实更多是守护孩子们的希望与梦想。这些学生有不同的才能，功课第一，文学天才，诗写得不错，最终因战争而死亡。“我”是碌碌无为的青年，通过一位老师的教诲，让“我”自省。教师在这里作为一个先导者，一个引路人，指引着“我”前先的方向。这个暮园老人既是生活的当中的受灵人，更是对“我”这样一个年轻者的心灵的叩问者，亦师亦友。不同的教师形象，展示了三十年代巴金的思想睿智，他眼光不局限于狭小的视野，通过教师不同身份为我们打开认识巴金先生的一角。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这些教师者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他的博爱、人道主义思想更是让人们受益匪浅。《生与死》中叙事者通过叙述“李佩如”一个长风小学的教师，面对生活中所爱的女人被捕，他的病情越来越厉害。爱情在他的心里占着重要的位置，在失去爱人后，他想马上死去。他对于自己的剖析：我没有萍坚定的信念，无法继续她的事业，我活在这世上，却没有力量改造。而另一个青年，陈子渊在李佩如死后，继承了她的事业，为革命继续奋斗。这里的教师，他的身份是病人，同时，他是懦弱的，他将自己隔离到革命之外，仅仅是沉醉于自己悲痛的情绪中。30年代的大环境中，这样的人物是比比皆是的。他们不敢参加斗争，面对矛盾的生活选择，也是退缩的。纵观巴金一生的思想历程，他为信念而写作。在日本的见闻，在生活中遇到的事情，他都写成小说。他总是在与自己斗争。巴金早期受俄国克鲁泡特金的影响，所以最开始的《灭亡》等长篇，其实基调都有些安那其主义。后期，经历了抗日战争，以及其它的生活经历，让他最开始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渐渐淡去，向现实主义靠拢。1936年间，巴金从北平到上海，由“我的、他的、他们的、别的许多人的回忆”组成的《发的故事》形成。《星》中，家桢、秋星是民工团的人。志良是一个文学作家。他独自写些优美的哲学文章，没有战斗精神。他喜欢秋星，秋星与家桢是革命者，有一次他们见面，志良以前的革命意识渐渐唤起，并且想要留下来参加斗争。维德，学校里的教员，学校在这里起到的革命的大本营，学生们参加到反抗活动中，停课状态。学校作为战斗发起的中心，教师革命者的身份逐渐明朗，而迷惘徘徊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转变为战士。在这群伟大的青年影响下，志良斗争的种子也开始萌芽。小说的叙述总是与作者的思想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的描写其实与可以看作是巴金思想的一个转变。

二、学生的身份的转变

学生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扮演的角色，多以革命者与无为者对比组织叙述。《亡命》里，青年大学生就以二种身份出现：一类是革命的亡命者，一类是享乐者、读书者。“我”是巴黎的青年学生，看到流亡到这里的里，“我”感到自身的卑微，这些亡命者为理想奋斗，为人类将来受苦，而“我”则是沉醉于书本之中，产生一种无名的悲哀。青年学生在巴金的笔下是徘徊的表现。其实，预示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中的矛盾与迷惘。即使是这样，巴金也没有停止他的笔。这时候的沉默失去了效力，他要历尽生活的高峰和深渊，历尽痛苦的悲愁和忘我的喜悦，历尽那黑暗的绝望和热烈的希望。在这样的挣扎中，他要拿起笔来，重新回到“下人”中去。在《将军》集中，叙事基调较前面的几个短篇集更加积极，叙述的斗争也更加频繁。知识青年、学生等作为斗争中的一员，积极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他们的角色更多是公开的反抗者。1934年间的《沉落》，这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写的集子，在这里，有他对于当时革命信念，这是对于“勿抗恶”的攻击的开始。巴金想要做到的就是：让那一切的阴影都沉落到深渊里去罢！我们要生存，要活下去。为了这生存，我们要踏过这一切腐朽了的死尸和将腐朽的活史走向光明的世界去。《沉落》则是对“勿抗恶”的有力的批判。他是一个大学教授，有一位年轻的太太。他在大学里很有名，他以前发表过激烈的言论，但是后来却变成了“勿抗恶”。他每天沉浸于古时的书中，明朝书，宋朝的瓷器。而“我”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渐渐不愿听他的话。后来，我渐渐开始挑衅他，向他说明自己的想法，我说话渐渐触痛到了他的内心深处，他原来也是激进的，当我最后一次问他：你知道中国人民还有负担庚子赔款多少年？他悲痛地说“我完结了，我改变不了这样的生活。”最后，他不到一年，死了。“我”的话对他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三、40年代短篇小说中的教师与生活

30年代初，我们以教师者的身份功能为例，教师、知识分子的功能总是处于消极的反抗，或个人主义思想中，到了30年代后期，教师知识分子更多的向着革命者，斗争者的功能转变。尤其是以35以后集子为主。教师，学生逐渐投入到了革命的活动中。40年代开始之时，教师身份定位与生活境况相连。他在序中写到，放下笔我感到窒息，我又感到胸腹充塞。愤恨仍然像烈火似的在我的心里燃烧。所以他要用笔扫去空虚，写出充实。这集子中，有巴金的恨，悲伤与无奈。《还魂草》中，利莎的父亲是一个大学教员，他乐观积极向上，身上带着某些书呆气息，当时对读书人的评价也不太好。后来，面对战争，“我在外国住了八年，回国到大学教书，也教了五年，养了一个太太，两个孩子都养不起，还要靠开书铺维持生活，这真是笑话。怪不得我那班同学都改了行。”在这样不景气的时代，战乱频繁的时代，教育变得可有可无，人们生活在颠沛流离中，生存才是根本。综上所述，了解到教育者从最初的懦弱到后期坚决的参加革命，到40年代的与生存息息相关，表现了巴金思想的一个转变，对巴金的思想解说，学界的观点总是不尽相同，但是这从这些文本中，我们还是可以观照到巴金思想从无政府逐渐走向革命。尤其是到了建国之后，他更多的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记录所见所闻。我们从教育这个视角出发，观察了巴金思想的转变，了解到巴金虽然不是一个教师，但他的思想中有对教育的看法。同时，通过对短篇小说的分析，知道教育的地位在不同时代地位是不同的。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2]徐开垒.巴金传[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3]翟瑞青.巴金小说中的家庭教育观.德州师专学报，1996.

[4]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作者：柴琳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