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报道生态文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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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新闻工作的新课题

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在全世界范围达成共识。为了奖励大众传媒对环境保护做出的贡献，许多NGO组织设立了专门的环境报道奖项。如国际知名的环保“蓝星奖”，英国路透社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设立的“环境媒体报道奖”，还有在亚太地区设立的“绿笔奖”。1984年，联合国环境署、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英国国家电视台联合成立了环境影视集团，向世界各国免费提供环境电视节目，利用媒体的影响力向公众宣传环境保护知识。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们反思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而作出的理性选择。生态文明建设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新闻报道作为最能紧扣时代主题的传播形式，理应积极关注环境问题、建构生态文化、培育生态文明观念的社会氛围，承担推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

二、“环境报道”还是“生态传播”

伴随着传媒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学界展开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就环境问题的相关作品而言，学术界的称呼主要有：环境传播、环保传播、生态传播、绿色传播、气候传播，以及气候报道、生态报道、环境报道、环保报道、危机报道、灾害报道等不一而足。传媒业环境问题的相关作品究竟采用什么称谓更为合理呢？就主语来看，“环境”和“生态”最具代表性。“环境”是一个极其广泛的概念，它不能孤立地存在，是相对某一中心事物而言的，不同的中心事物有不同的环境范畴。对于环境科学而言，中心事物是人，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客观存在，即由其他生物和非生命物质构成的人类生存环境。人类生存环境由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社会环境）构成。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土壤、空气、动植物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人工环境是指经过人类社会加工改造过的自然环境，如城市、村落、学校、公园和娱乐场所等。“生态”一词则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是指家或者环境，现在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总体来说，“环境”是更侧重于以人类为主体的表述；“生态”则将主体扩大到了一切生物。就谓语而言，“传播”和“报道”是分歧的焦点。传播与报道不完全是一回事。传播学所谈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所谓报道，则指通过大众传媒形式发表的新闻稿件。传播所涉更广，实际上，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不仅得到了新闻界的关注，在其他传播领域也有着强烈响应。生态文学、环保电影、环保广告等的代表作品对公众的环境意识、生态观念影响颇深。当代人对环境的觉醒就被认为始于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我国，《狼图腾》《猎天》《猎地》《猎人》《怀念狼》等文学作品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生态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而《后天》《未来水世界》《可可西里》《2012》等环境题材电影，则以更加现代、直观的视觉方式强烈地震撼了受众的生态观念；一些权威、知名的环保网站，如中国环境资源网、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网、环境教育资讯网、中国绿色学校、中国环境教育影视资料中心等，则为受众提供了更具个性化的服务。从这个角度上说，传播比报道的适应范围更宽泛。北京林业大学新闻办公室的铁铮教授就认为：生态传播是指人类与生态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信息传播活动。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环境报道”对新闻界来说，更为准确；“生态传播”，在综合性的传播领域则更为妥当，是社会话题和未来趋势。

三、环境报道的现状与问题

1.信息传播功能的强化与“失声”

同场进行信息传播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职能，是对社会问题的快速反映。2013年3月初，在黄浦江上海松江段惊现数千头高度腐败的死猪，造成了严重的水污染事故。对此，大众传媒进行了密集报道，3月4日，《嘉兴日报》率先推出系列报道，揭露当地乱扔死猪、养殖过密等乱象；3月12日，《新闻晚报》刊发“河道死猪事件要有信息公开”；3月14日，《南方农村报》推出“方法与成本：话说死猪合法后事”报道；3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解析黄浦江死猪事件：上海没有故意瞒报”；3月21日，《南方周末》推出“猪祸黄浦江”调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3月23日即播出45分钟时长的“黄浦江死猪事件调查”；3月24日，《焦点访谈》节目播出“黄浦江死猪事件溯源”；多层次、多地方、多形式的新闻报道，对事件的及时还原和追踪，促进了政府和公众的信息沟通，打消了群众疑虑。大众传媒对环境问题的“失声”或因记者调查能力不足，没有发现问题；或是媒体迫于压力被动放弃报道。

2.舆论监督功能的彰显与“脱靶”

并存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行为。目前，大众传媒一方面对环境问题的舆论监督日渐成熟，效果显著；另一方面，舆论引导能力不强，导致舆论脱离议程设置初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媒体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途径，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正确的舆论引导能够促进社会稳定、安抚公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各方利益。应该说，近年来，在厦门“PX项目”、兰州水污染、杭州垃圾焚烧厂等敏感事件中，大众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和社会动员，有效地彰显了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功能。但我们还应看到，媒体的另一些舆论监督则要么只为吸引眼球，实质了无新意；要么目光短浅，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同时，就环境问题进行舆论监督，媒体还应注意避免“误伤”，克服博眼球心理。戴星冀认为“对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究竟应该‘边发展，边治理’，还是‘先发展，后治理’。很明显，不应否认先发展后治理，应该看到这是不得已的。后治理的经济学性质是一种举债发展。通常我们只注意到内债和外债两种债务来源，但事实上还存在向未来举债的形式。”辩证地看待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一致与冲突，都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动力”。冲突和矛盾不仅可能导致社会不和谐，同时也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来源，是社会整合的契机。科学理性地分析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有利于对社会舆论的深度引导和公众生态文明意识的培育。

四、从“浅绿色”走向“深绿色”

所谓“浅绿色”，即在环境运动初期，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还比较粗浅，往往只能提供应急性解决方案，没有将环境与发展联系，也没有考虑到环境问题背后的观念问题。而所谓“深绿色”，则是人们将环境问题与文化、价值观相联系。认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价值导向的转变和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由“浅绿色”走向“深绿色”是人类不断自我反思的成果，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所在。人类对自然界的“成功”改造，给予了人类以更大的制服自然、战胜自然的信心。“人类中心论”促使人们认为只有人类才是世界的主体，其他自然资源都是为人类服务的。生态文明则是要求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新世界观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则要求将道德主体的谱系扩展为自然、人、动物、植物等等。生态文明在价值体系上，要求打破在主流生活中起价值导向作用的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提倡尊重自然、节俭发展。传媒具有社会教育功能，“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人的社会化过程既是在家庭、学校等群体中进行的，也是在特定的大众传播环境中进行的。”传媒通过议程设置影响社会价值观念、塑造社会行为规范，既可以产生即时的个人示范效果，也可以带来长期的社会宏观影响，是促使公众从“浅绿色”走向“深绿色”的重要社会力量。环境报道具备对公众进行环境教育的功能，“大众传媒向受众传达环境事实信息和环境知识信息，以达到提升公众环保知识普及程度、转变公众既有环境价值观念、推进公众介入环保行为实施的功效”。为了达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培育目标，传媒工作者首先应当进行自我教育。这一过程分为专业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两部分。首先，应切实培养新闻从业者的生态文明意识。在从业者心中树立生态文明将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阶段，是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崭新的文明观念。人类与其他生物共生于地球，其他生物同样具有主体性、价值和权利，人类在生态系统中处于优势地位，理应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地球不仅属于人类，也属于整个生物界。人类将生态危机的恶果转嫁给其他生物是不道德的行为。唯有从价值理念上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环境报道才能真正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才能最终走向生态传播，实现环境运动的“深绿色”。

其次，环境报道是一个复杂的综合学科，既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社会科学，又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对从业者的综合素质要求很高。我国的新闻学教育中，大多没有专门涉及环境问题的课程，学生往往空有环保理想而无专业的环境知识，在现实工作中知识储备捉襟见肘。专业人才的缺失造成了一些环境报道的浅尝辄止，难以触动问题实质，而沦为如世界海洋日、植树节、世界地球日、爱鸟周、世界环境日等节日报道的点缀品。突破低层次的信息告知功能，提供高质量的舆论引导是新时期环境报道的出路所在。1995年9月，世界银行环境可持续发展部发表的《监督环境进展工作进展报告》提出的“从长期和保持可持续的角度讲，经济发展不能成为环境的敌人。同样的道理，最好的环保政策也应该有助于进一步的经济活动。好的环境政策是好的经济政策，反过来也一样。”富有见地的环境报道，不是简单地将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对立，而是应该为人类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作者：金石 单位：西藏民族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