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声乐艺术发展历程的声乐教学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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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声乐艺术自古以来就是人类传递情感、交流思想的最自然、最朴实的表现形式。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章以中国声乐艺术发展历程演变为主线，兼论不同时代的代表作品和不同歌唱艺术门类的特点，阐述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特点，以期对声乐教学有所帮助。

【关键词】声乐艺术；发展历程；历史演变

目前在声乐教学实践中存在部分学生只追求演唱技术技巧，而对于声乐艺术的历史传承与发展所知甚少的情况。这就造成学生在演唱中国声乐作品时，无法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时代风格和内涵，无法做到对前人艺术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更做不到对作品的再创作。导致演唱成了单纯的技巧展示，暴露出情感表达苍白、底蕴不足的弱点。声乐发展史不是声乐作品、歌唱家、歌唱形式、歌唱技巧概念按年代和时间的简单罗列，其中蕴含和揭示了声乐艺术发展的规律，对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拓宽艺术视野，掌握科学的演唱方法，循序渐进地提升声乐艺术技巧，准确理解和演绎作品的内涵，合理借鉴传统和其他艺术门类的精华，根据个人的特点建立独特的艺术风格，都具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中国声乐的萌芽雏形时期——上古（原始社会、先秦）

声乐艺术即歌唱艺术，是一种以人的嗓音表达感情的音乐形式，古人对于声乐艺术曾有“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的赞誉。因为有了语言这一载体，歌唱相较于其他艺术门类的表现形式，描述情景生动直接、渲染气氛准确形象，在传情达意上有着难以比拟的艺术魅力。声乐艺术饱含着人类情思的喜怒哀乐，是人类精神的产物。声乐艺术是一种非视觉表象的美，是用声音构建的艺术。大自然的风花雪月、春夏秋冬、山川河海、鸟兽鱼虫，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无一不能在歌唱中表达。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记载：“物不平则鸣，鸣必有声，有声则按律，则有歌唱”。由此可见，中国声乐艺术源远流长，与人类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古时期就已有“歌”。根据考古学发现，“歌”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歌”是原始先民互相召唤、各群落的认同与归属、传递信息与表达情绪的方式之一。《尚书•尧典》记载，原始时代就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这一时期的声乐主要是为图腾崇拜服务的，与今天的声乐概念有很大的不同。随着上古图腾崇拜的发展，后来逐步产生了专门娱神的巫觋，女性为巫，男性为觋。先秦之后，图腾崇拜逐渐演变为崇拜祖先、上天和自然神灵，祭祀仪式往往举行盛大的歌舞。《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汤乃命伊尹作“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后来，这种祭祀歌舞就发展为文舞（韶舞）和武舞（大舞）。这一时期，民间的声乐形式还有“腊祭”“驱傩”，这两种声乐形式主要用于祭祀活动。西周时期，出现了娱人表演——优伶，优伶因性别而分“倡优”与“俳优”：女性表演者，称“倡优”，表演形式以歌舞为主；男性表演者称“俳优”，表演形式以讽刺滑稽为主。春秋战国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大发展的时代，《诗经》便是这一时期文化艺术发展的高峰。《诗经》收录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305篇诗歌，分为风、雅、颂三部分，是中国最早、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风、雅、颂实际是音乐上的划分，是三类不同内容和形式的音乐作品。其中“风”是民间民歌，“雅”是宫廷乐歌，“颂”是祭祀乐歌。这一时期的民间音乐发展繁荣，出现了大批民间音乐家，如秦青、韩娥等。“声振林木，响遏行云”“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就是出自对秦青、韩娥美妙歌声的形容和赞誉。

二、中国声乐的发展演变时期——中古（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

秦汉时期的声乐艺术代表形式是“秦声”与“楚歌”。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秦朝。秦朝统一后，秦始皇在宫廷建立音乐机构，集“六国之乐”于咸阳。《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王击缶善秦声”。《汉书•礼乐志》记载：“高祖乐楚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在家乡沛地所作的《大风歌》就是一首楚地风格的歌曲：“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教沛中少儿120人歌唱《大风歌》，亲自击筑伴奏。唱到后来，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汉代出现了历史上知名的音乐机构——乐府。乐府建立之初，逢祭祀、宴会、朝见，常举行有乐队伴奏的大型合唱。乐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采集民间歌谣，其代表人物是李延年，至今尚有目可考的138篇。乐府歌曲有相和歌、鼓吹乐、徒歌、西曲、吴歌、清商乐等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音乐（时称胡乐）传入中原。这一时期器乐发展空前繁荣，而声乐发展相对缓慢。北朝胡乐盛行，北歌创作兴起。北歌虽然不如西曲、吴歌那样流传广泛，但因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的不同，其艺术风格迥别于其他声乐形式，具有粗犷、豪放、不羁的民族特色。南北朝末年，兴起了一种歌舞戏。这种表演形式载歌载舞，有伴唱伴奏、故事情节、角色分工、化妆表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兰陵王入阵曲》。隋唐时期，宫廷宴乐发展空前繁荣，歌舞大曲在隋唐的宫廷宴乐中占主导地位，代表作有《霓裳羽衣曲》《剑器》等。而在民间，俗乐曲子盛行。隋唐曲子中，流传较广的有《西江月》《忆江南》《杨柳枝》等。这一时期，声乐表演有了多元化的发展，声乐与舞蹈表演初步综合，出现了“踏谣娘”“参军戏”等表演形式，“角抵”“百戏”盛行。东汉文学家张衡在《西京赋》中记载：“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崖立而指挥，被毛羽之纤丽。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唐朝是诗的时代，数不尽的诗歌名篇又为艺术歌曲的创作提供了无穷尽的歌词来源，因此唐朝又是歌的国度。尤其在盛唐时期，“家家尽唱升平曲，帝幸梨园亲制词”（窦常《还京乐歌词》），许多诗人的名作被谱成歌章，在宴会上争相传唱。根据唐代诗人兼音乐家王维的名篇《送元二使安西》谱曲而成的《阳关三叠》，是唐代传唱最久的一首歌曲，也可以说是唐代的流行歌曲。

三、中国声乐的鼎盛时期——近古（宋、元、明、清）

中国声乐至宋代“词曲分家”，出现了盛极一时的“曲子词”，又称长短句，是传播极其广泛的抒情艺术歌曲。曲子就是曲调，词即歌词。曲子词的音乐包括“传统古曲、外来乐曲、民间曲调、自度新曲”，不同曲调又有各自名称，如“乌夜啼”“菩萨蛮”“杨柳枝”“声声慢”“玉梅令”等。在类别上有“令、引、近、慢”等不同类别，在风格上又有豪放与婉约之分。宋代文学家姜夔的《过垂虹》写道：“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描绘出一幅词人寄情音乐、纵情山水的画面。宋代曲子词的曲谱至明代已经基本失传，后人只是按律填词，完全脱离了音乐，成为今天人们看到的“宋词”这种单纯的文学形式。元代杂剧的兴起，使中国声乐艺术高度繁荣。元杂剧的演出形式由“曲、宾白、科”组成。曲是歌唱部分，在整个表演中占有最为突出的位置，其运用长篇大段的歌唱形式来刻画人物形象。当时最为知名的剧目有《窦娥冤》《救风尘》《赵氏孤儿》《李逵负荆》等。这一时期还有元代的散曲，即元曲，也就是当时的艺术歌曲。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元人“燕南芝菴”所著的《唱论》，这本专著不分卷，共31节。书中记载了歌唱的咬字、行腔、宫调、节奏、声情等歌唱方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声乐论著。明清时期，中国声乐艺术走出贵族宫廷的宴饮、士大夫文人墨客的诗酒唱和，进入民间百姓市井生活。由于此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和贸易的发达，民间的音乐活动广泛而迅速地发展起来。正如《古今词统序》中记载的：“我明朝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纽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明、清时期另外一种声乐形式就是小曲，小曲是民歌的进一步发展，用乐器伴奏加入过门，实际上就是艺术化了的民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山东一带流传了260多年的蒲松龄的“俚曲”，又称“聊斋俚曲”。聊斋俚曲，是《聊斋》作者蒲松龄将一部分聊斋故事创编为“唱本”，编曲采用俗曲时调，演唱采用当地方言。表演时说唱结合、语言朴实，声腔多为俗曲小调，在当时广泛流传。这一时期中国声乐艺术走向说唱风格，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琴书”“道情”“南音”等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表演形式，成为后来各种地方曲艺形式的雏形。

四、中国声乐的“西学东渐”时期及新歌剧的诞生——近代（1840—1949年）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清末洋务运动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积极兴办新式文化教育设施，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通过“学堂乐歌”来传播新思想。早期的学堂乐歌集有《国学唱歌集》《学校唱歌集》等，代表人物有沈心工、李叔同等。学堂乐歌的出现，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中国声乐艺术发展历程中，官学中的音乐教育，自先秦而中断，至此得以恢复。学堂乐歌的兴起，为我国近代艺术歌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之后，近代艺术歌曲创作崛起。作曲家开始尝试运用西洋的作曲技法，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艺术歌曲。他们在创作中借鉴欧美艺术歌曲，旋律多采用五声调式，歌词或采用当时的文人新作，或采用古诗词，作品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追求民主、向往自由的时代精神。代表性音乐家有肖友梅、赵元任、黎锦晖、黄自等，代表作品有肖有梅的艺术歌曲《问》、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黄自的大型清唱剧《长恨歌》等。这一时期，我国近代史上的专业音乐文化教育初具规模，众多音乐教育机构成立，音乐教育趋向专业性。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与音乐传习所、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开设了声乐学科，声乐教育自此兴起。“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轰轰烈烈遍及全国，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和声乐作品。比如聂耳的《铁蹄下的歌女》《塞外村女》《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张曙的《日落西山》《卢沟问答》《赶豺狼》《壮丁上前线》，任光的《渔光曲》《大地行军曲》《抗敌歌》，张寒晖的《松花江上》，闫述诗、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以及1939年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等。这一时期的声乐作品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爱国救亡是这一阶段音乐创作的中心主题。上世纪40年代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掀起了“新秧歌运动”。秧歌原是流行于陕北地区的民间音乐形式，文艺工作者在旧秧歌基础上进行改编，发展出具有鲜活生命力和表现力的新秧歌，代表作品有安波的《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1945年，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上演，《白毛女》是当时延安新秧歌运动发展的结果，鲁迅艺术学院的音乐工作者们积极探索中国民族歌剧的创作模式，根据流传在民间“白毛仙姑”的故事，运用山西民歌、河北梆子等戏曲元素，集体创作了这部歌剧。《白毛女》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开端。

五、中国声乐的蓬勃发展与科学化、规范化时期——现代（1949年至今）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声乐艺术蓬勃发展，并在发展中逐渐科学化、规范化。（一）三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复兴之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不仅是一部壮丽辉煌的中国革命音乐舞蹈史诗，更是一部凝聚了中国权威的、知名词曲作家智慧结晶的经典巨作。其中《东方红》《八月桂花遍地开》《红军战士想念》《情深谊长》《游击队歌》《南泥湾》《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经典歌曲，极具艺术魅力，震撼心灵，至今传唱不衰。（二）中国歌剧创作与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歌剧的创作历经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创作上继承和发扬戏曲传统，如《小二黑结婚》《红珊瑚》等；第二，在民间歌舞剧的基础上，参照小调剧等，创作出新型歌舞剧形式，如《刘三姐》等；第三，在话剧中加入演唱，成为新的结构模式，如《星光啊星光》等；第四，参照西洋大歌剧的创作模式，如《草原之歌》《阿依古丽》等；第五，歌剧《白毛女》的成功，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创作开创了新思路。在创作中，以剧本内容需要为前提，创作观念、艺术构思不拘泥于任何一种手法，根据剧情需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开创新的创作模式。《江姐》《洪湖赤卫队》是这一时期成功的代表作品；第六，“”之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艺术创作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一时期，歌剧创作的艺术观念出现了严肃高雅的趋势。艺术家们把歌剧的审美追求作为最重要的艺术探索目标。这种探索的代表剧目有《伤逝》《原野》《仰天长啸》等；第七，中国歌剧创作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81年，我国成立“中国歌剧研究会”。1995年由辽宁歌剧院创作演出的大歌剧《苍原》问世，这是一部采用西洋大歌剧形式而又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史诗型正剧。（三）中国声乐科学化、严谨化、规范化新世纪以来，我国声乐艺术贯通古今，融会中外，得到了快速、全面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各具艺术特色的三种唱法：美声唱法、民族唱法、通俗唱法。美声唱法，17世纪产生于意大利。美声唱法声部区分严格，音区统一，讲究科学的发声方法，音量具有可塑性，气声一致，音色优美，色彩丰富。美声唱法对声乐艺术、歌剧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现在学习和运用的美声唱法，是以意大利声乐技术、传统欧洲声乐技术为主体的演唱风格。民族唱法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说唱、戏曲、各民族民歌、各地区民歌等不同唱法基础上，传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唱法。民族唱法的基础是民族语言，行腔韵味继承了说唱、戏曲等艺术形式的传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语言生动、感情质朴。演唱技术借鉴了西方美声唱法的科学发声方法，吸收了美声唱法呼吸、共鸣运用的特点，演唱风格既有科学性又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通俗唱法又称为流行唱法。通俗唱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改革开放后，我国港台音乐涌入内地，通俗唱法得到广泛的流传。通俗唱法真声运用较多，很少使用共鸣，歌唱音量相对较小，演唱时要借助扩音设备扩大音量。演唱风格追求近似说话的自然声音，强调口语化、感情细腻真实。

结语

综上所述，自古以来，声乐艺术就是人类传情达意的工具。声乐艺术是人类音乐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从上古至今，每一段历史时期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声乐艺术，在中国数千年音乐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如群星璀璨，交相辉映、熠熠生辉。今天，学习者在学习声乐艺术时，不仅要学习演唱的技术技巧，更要了解本民族和世界声乐艺术的历史发展与传承。这样，才能有助于把握声乐作品的内涵，更深刻地理解声乐作品，才能通过“人声”这个最自然、最直观的媒介，以歌唱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形式，给人们以美的享受。

作者:满园春 单位: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