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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现象下声乐艺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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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现象下声乐艺术论文

一、中国当代声乐艺术“跨界”现象在演唱方式上的体现

“民美”唱法是把欧洲古典美声唱法与中国传统民族唱法有机结合。这一唱法讲究的是“全共鸣”,它不同于美声醇厚宽广、共鸣极强的发声方式,也有别于民族唱法中尖细清脆的“脑后共鸣”,“民美”唱法更注重从共鸣处将两者“协调统一”,例如很多演唱者演唱民歌时运用美声唱法的气息、民族唱法的真声。在这一演唱方面,吴碧霞的杰出贡献是值得称赞的。她演唱的歌剧片段如《纸醉金迷》,就运用了中国传统戏曲中的“手、眼、身、法、步”,同时花腔部分使用民族声乐中的真声唱法,这也是她与众不同之处,花腔高亢通透,气息平稳自如。前三种跨界演唱方式中都包含有流行音乐的相关形式与内容,有一定的当代音乐编曲、配器、音效制作的便捷之处在其中,而吴碧霞在民美唱法的尝试上没有任何的“捷径可循”,完全是一步一步钻研出来的结果,如果不是熟练地掌握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各自特点和差别,又怎能如此的运用自如、相得益彰?吴碧霞对中国民族音乐多元化的推动做出了相当可观的贡献,是当之无愧的“中西合璧的夜莺”。

二、中国当代声乐艺术“跨界”现象分析

任何艺术类别都会存在流派体系差异,声乐艺术也不例外。如果只是闭门造车,一味的只看自我体系内的价值存在,这样的艺术生命也不会长久。求同存异,兼容并蓄,才是艺术生命长久发展的根本之计。声乐艺术中的流派体系差异,主要体现在歌唱发声技术与作品风格方面。20世纪之前,中国声乐艺术发展主要沿袭的是几千年的古老的声乐演唱传统,无论是说唱、歌舞还是戏曲,都是在固有的模式下进行发展。随着20世纪初新思想的进入,人们的思想开始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一味的遵循传统。最早出现的学堂乐歌便是这一时期思想转变下的新产物,许多传统艺术形式也开始探寻新的发展,例如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就着手京剧改革,大到作品意义、故事情节,小至舞美、服装,都较以往的剧目有所不同。这一时期还有大批从欧洲学成归国的声乐歌唱家,他们带回了有别于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新的演唱形式———美声唱法。而像黎锦晖、陈歌辛这样的“上海派”音乐家也创作了大量的流行音乐,随之产生了一批流行音乐演唱者。这样三种“唱法”的形式各自独立,“相安无事”的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而时代在发展,思想在进步,改革开放后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的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单一的精神生活,也不愿意再欣赏形式、方式、内容都十分单一的声乐艺术形式,普通观众娱乐方式与审美需求也日臻时代化、多元化、时尚化。例如1984年创立至今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赛上一直划分美声、民族、通俗三大类比赛组别(后期增设合唱与原生态两大组别),这种区分方式在赛制设立初期尚能满足观众的观看需求,也能够合理划分选手类别,但随着表演艺术形式的多元化以及文化消费需求的逐年发展,这种方式已经不能够完全严格划分后期出现的诸如李琼这样的“跨界”歌手的组别,当年无奈之下组委会只能授予李琼“特别奖”。而大众对于这种有别于以往任何一种表演形式的演唱方式却十分认可,听腻了一成不变的传统表演,李琼的出现恰如炎炎夏日中的一缕清风,沁人心脾。这种新颖的糅合了民族唱法与美声唱法的新通俗音乐,也成为新时期艺术受众群体青睐的声乐表演形式。值得庆幸的是,理论界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这种“跨界”的演唱方式存在的合理性、价值与意义,从最早的不认同、质疑,到现如今的理性看待,越来越多的专业歌手也开始尝试符合自己演唱特点的跨界表演形式。从早期的朱哲琴、谭晶、吴碧霞,到现如今的萨顶顶、龚琳娜,都成为“跨界”演唱的代表。即她们的作品与演唱有时会引起较大的争议,但也应该肯定的是,这些尝试也都是中国当代声乐艺术发展过程中的“试金石”,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又怎会向前发展?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跨界演唱”是不能取代原有的美声、民族、通俗这三大演唱方式的,“跨界”的本质是发展,而不是排除,目的是让艺术受众者不能仅停留于“下里巴人”而对“阳春白雪”“望尘莫及”,应该将二者有机结合,从而符合新时期大众的新的审美需求。

三、结语

“跨界演唱”现象的出现代表时代的声音,也反映当代文化趋势。中国当代声乐艺术要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合理运用“跨界”方式是十分行之有效的,也是相当必要的。虽然“跨界演唱”属于新生事物,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未来还需要时间、舞台实践、大众审美的多重检验,但“跨界演唱”对中国当代声乐艺术形成一定积极的影响是必然的,这种方式会使中国声乐艺术不断推陈出新,使其发展永葆活力。“万紫千红总是春”,只要声乐工作者不断努力,不断探索,中国声乐艺术的更加繁荣指日可待。

作者:梁雪 单位:哈尔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