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素质理论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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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包孕着卷轶浩繁、内容丰富的经国济世思想,特别是其中关于领导者素质的理论,闪烁着历代硕学鸿儒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体现了古代先哲们对社会、对人生、对自然万物的理解和探求。我们今天研究前人关于领导者素质的思想及论述,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认真研究古代领导者素质理论,我们能从中得到鲜活的启示和现实的回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领导者的描述来看,把领导者素质神秘化的倾向非常明显。中国历史上明君贤相的仪貌往往被描述得与众不同,才能被吹捧得神秘莫测。比如说什么尧眉八彩,舜目重瞳,诸葛丞相能掐会算、可以呼风唤雨等等。如此种种,都是当时科学不发达的产物,也与统治阶级宣扬“君权神授”有关,以达到收摄人心、欺骗民众的目的,这些谬论是应该批判和扬弃的。但在五千年的文明中,仍有许多优秀的关于领导者素质的思想,值得我们去挖掘、整理和弘扬。下面,我们将中国古代关于领导者素质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的领导者素质理论作一个介绍与分析,以起到习古知今、举一反三的作用。

一、儒家关于领导者素质的理论

儒家思想认为,领导者要以礼为基;以仁为本;以信为重。所谓以礼为基,就是要把“礼”作为为官的基本规范。这个“礼”,就是指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和法律规范。包括典章制度、礼仪乃至官场风气等形态。对上司的礼敬,对同僚的礼遇,对百姓的驾驭和对社会事务的管理都有一套规矩。从而形成上下有别、贵贱有等、尊卑有序。孔子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又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1]礼具有调节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功能。礼作为修身养性的导向,约束人的行为的规范,实际上是把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道德的要求杂揉在一起,要求社会各阶层、各阶级之间关系的规范与和谐最终落实到礼上。把礼作为治国安邦的经纬,作为政治思考的基本点,世间万事万物均“齐之以礼”。那么,习礼、循礼、尊礼就成为了为官作领导者的必修课,“礼”的践行与崇尚自然也就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剂和平衡器。“仁”是儒家领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仁和礼是相辅相成的,是“重德之总”。孔子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出发,重视领导者的道德感化作用,认为只有“仁者”才能够治理好国家,教化好民众。仁字,原意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孔孟之道中的“仁”,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含义。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就极力倡导“仁政”,如他所说:“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2]主张把爱人之心推及于政治,认为“为政施仁”,就可以“保民”、“得民”、“取民”。“仁政”在我国古代社会被奉为正统,是最高的政治伦理范畴,是中国古代官德的核心思想,也是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信”,包含诚实、守信用和得到信任的意思。中国古代官德所推崇的“信”,是古代社会领导者最重要的素质之一。为人处世,“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这是在通常意义上说“信”的重要。从领导者素质结构的意义上来讲,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3]。“信”,对于领导者来说,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领导者自身要诚实守信,在政务活动中实践诚信,即有信;二是指领导者要受人信任,让群众对领导者的领导活动有信心,即立信。通观孔、孟以及后世儒家的论述,他们都认为领导者的“礼”、“仁”、“信”是为官者的核心素质,是其素质结构中的重中之重。后世儒家学说还对领导者的素质理论作了发展,进一步拓宽了领导者素质体系结构。综合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领导者应该是“全人”,它不仅包含“通才”,而且也包含着做人修养达到的很理想的“高峰境界”,兼具“智仁勇”均衡发展之意。荀子曰:“君子知乎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是故权力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4]这种“全人”和“通才”的说法,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领导者要具备全面的文化科学素质是一脉相承的。第二,领导者应该有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即居安思危。危机未来之时,必须兢兢业业,致力于道德修养,努力于政务公事,勤政为民。否则面临危机时会措手不及,导致事业横遭损失。第三,领导者要有责任意识,而责任意识则是面对客观结果不如预期所料时的道德承担,这是一种“反求诸己”、不怨天尤人的道德情操,也是作为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种责任意识不仅是指在制度上法律上应该负的职责,即使无此责任加之,也要进一步承担道德的责任,这样才能显出政治家的人格特质和魅力。第四,领导者要以道治国。儒家的管理哲学是超越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所谓“下学而上达”,即从形而下的层面学起,再通达于形而上的层面,即道的境界,所以是“超越理性的管理”。这种形而上的道,不是以专门的知识或技术来领导,而是一种讲礼仪的全人之道,或做人之道为先的哲学。

二、法家关于领导者素质的理论

法家领导思想的核心内容表现为,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取决于其所处的地位的高低和所掌握的权力的大小。法家领导思想执著于功利,讲求实用性,一切以满足政治操作的需要为基本价值诉求。因而,法家关于领导者素质的观点与儒家学派大相径庭。什么“仁义礼乐”、“为政以德”的思想在法家学派代表人物看来都是虚伪的。在法家眼里,人性是丑恶无比的,不可能通过所谓的“教化”和“德治仁政”来感召。他们强调作为领导者,能够运用“权术”是首要的素质。韩非综合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观点,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成为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家领导者素质理论。韩非认为,法家的领导者要有用法的能力,有用术的技巧,有用势的谋略,善于驾驭下属,赏罚分明。论事治国,从客观的后果确定是非曲直。法家的这一思想也被后世称为“统治术”,对中国封建社会为官者的素质修炼上的导向作用不容低估。法家关于领导者素质的理论认为:第一,领导者要有用“法”的能力,以法治国。法家主张为政不应讲人情,一切都要以法为规。韩非子认为,领导者治理国家,第一项任务是能“明法”,即颁布条律,申明法纪,“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并且,领导者要做到严格执法,不能徇私枉法。第二,领导者要有用“术”的技巧。“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实责,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也,此人主之所执也”[5]。韩非子认为,领导者治理国家不能单靠成文的法规,还必须运用政治手腕和阴谋权术,包括御臣七术①;治国韬术和控制下属的权谋手段。第三,领导者要有用“势”的谋略。韩非子认为,为了控制臣下,君主必须有保持自己绝对权势的能力,权势不可以借人。要保住权势领导者必须运用以下谋略:其一是实行“独断”统治,“能独视者眼明,能独听者耳聪,能独断者,可以为天下主。”其二是绝对不可相信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妻子儿女也应保持距离,特别要提防近臣和亲信。其三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动用杀伐权,“主君用刑,若电若雷”,使大臣们感到恐惧。领导者要处理好用法和用术的矛盾,尤其是用权术时要不露声色。“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固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室;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文也,不得满室。”[6]总之,确保权势的重要谋略是:独自决断,独揽权柄,深藏不露。韩非子关于领导者法、术、势三方面的素质理论为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奠定了政治基础,也成为两千多年来领导者提高自身能力和修养的教材。然而自古以来,中国的名臣良相通常都采用“外儒内法”的策略来进行领导和管理,很少有单纯地运用法家“领导术”而取得成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优秀领导者们在从事实际领导工作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以儒家精神表现于外,法家精神则存之于心,即所谓“外儒内法”。

三、道家关于领导者素质的理论

道家学派形成于我国先秦时期并得到充分发展,与儒家学派并驾齐驱,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显学。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家关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学说,对于领导者素质的要求与中华民族的心理和习性是比较契合的。老子、庄子等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所宣扬的“道”、“德”、“无为”②以及“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等理念,影响了几千年来的中国士大夫阶层乃至小民百姓。“道”之所以成一家之名,是因为“道”是其思想体系的内核。道家学派认为:“道”先于物质存在而又凌驾于物质之上,“道”是产生、包孕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同时又是制约宇宙间一切事物发展的总规律。自然界的沧桑变换,国家的兴盛衰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是“道”在起根本性的作用。在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看来,“道”和“德”是双向并行的。庄子认为,“故通于天地者,德也。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这种道、德相融,义重于利的思想无疑熏陶和教化了整个中华民族,并成为为官入仕者重要的素质方面的要求。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老子,其代表作为《老子》。老子思想体系中,其最高范畴是“道”,即法则、规律的意思。“无为”是《老子》的宇宙法则。老子领导思想最高原则的“无为”,对现代领导活动有丰富的指导意义。“无为”是一个适用于任何领导过程的原则,绝不是要人们什么都不干,而是指人的行动及其指导思想必须顺应自然,必须符合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主观随意地去蛮干。作为领导者素质来讲,“无为”就是指领导者要有总揽全局的能力,要善于抓大事,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不必事必躬亲。即领导者应该时时思考如何做“好事”,作为下属者则应把事做好。如果领导者终日忙碌于事务之中,势必使领导作用难以发挥。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和“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形成了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领导者者素质理论,主要表现为以下内容:

第一,领导者要做到宽容和谦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自然属性,高明的领导者应该顺应自然、尊重自然,按照事物自身的运行规律办事。即所谓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而要达到以上要求,领导者必须宽容海涵,虚怀若谷。

第二,领导者要力戒奢靡,慎刑少罚。道家学派代表人物老子说:“去甚,去奢,去泰”[7]。其意思是说人之患在于有为,而导致有为的诱因在于人的欲望过多,名利之心太中。唯有离戒奢靡,知足常乐,才能做到宠辱不惊、成败皆忘。道家认为,在管理社会事务上依靠刑罚的威力,用政治上高压政策,都是领导者要力戒的。老子的经典名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7]、“法令滋彰,盗贼多有”[7],表达的正是领导者应具备“道法自然”的素质,慎刑少罚。

第三,领导者要能够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历代优秀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有处变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达到“成功遂事,莫知其状”的境界。这种“清净无为”之中,实际上又“无所不为”,在貌似消极退避之中,深含着积极进取的因素,与辩证法思想是非常契合的。

四、古代领导者素质理论的现代启示

“领导”在汉语中是“领”和“导”的结合。“领”本意为衣之首端,引申意义为率领。“导”指疏导,含有指明方向,化解疑难的意思。可见,作为领导者来讲,他的任务是要采用恰当的方法、技巧,指挥和引导被领导者从事某项事业,以实现某个组织或团体预定的目标。由于领导者在组织或团体中居于中心地位,他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他的一言一行,对事业的发展和目标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古代先哲们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博大精深。诸子百家等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领导者素质和素质结构的思想,在今天看来,其启迪作用仍不容低估。领导者的素质,主要指个人经后天努力和在教育、环境的影响下所形成的,适合于从事领导工作的比较稳定的思想观念、品德操守、知识能力等方面的品质。我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从一定的政治理念出发,围绕如何提高统治效率,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关于领导者素质和素质结构的规范,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封建社会视野下的选官、任官、用官和监察体制,其中不乏在现代社会仍有借鉴意义的光辉思想。纵观儒、道、法三家领导者素质要求的精华,可以看出:儒家以人的自我完善为提高领导者素质的出发点,强调为官者的道德自律,要求温和、协调的和谐素质结构。孔子对领导者的道德素质的核心地位曾作过明确的揭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8]儒家对领导者素质、能力的培育观念提倡以小见大、循序渐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逻辑程式突出反映了领导者道德品质修炼的重要性。道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序,主张领导者要有从自然规律中吸取领导智慧的能力,要有效法自然、顺应时势的个人素质。道家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辅相成的,物极必反。每一事物之中都蕴含着一对甚至多对矛盾,而这些矛盾着的事物可以相互转化,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作为领导者来说,既不能“闻鸡起舞”,也不能“坐而论道”,要有“因势利导”的能力。而法家则非常注重制度规范,认为从事领导活动之要义在于“定份止争”。领导者要有通过所谓“法、术、势”的结合,从而达到领导目的,产生领导绩效的素质和能力。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导致社会群体不断分化,不同群体的经济状况,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利益博弈出现明显的差别。人们的思想活动在独立性、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等方面日益加强,各种思想观念相互影响、相互激荡。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深层变化,对于领导者来说,是必须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素质的优化和素质结构的和谐。结合我国古代领导者素质理论,联系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新时期的领导者应该具备以下素质:

第一,坚定的政治素质。现代领导者应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矢志不移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具有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

第二,科学的思想素质和良好的道德素质。正如同志所说: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9]。这就是说,领导者应该不仅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必须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现代社会中,更要求领导者要有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和谐理念和科学发展观。

第三,全面的科学文化素质。列宁曾经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自己,才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者。

第四,健康的心理素质和优秀的工作能力素质。坚强的意志、谦和宽容的品质、荣辱不惊的胸怀是领导者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质,中外历史上有成就的优秀领导人无一不是如此。“运筹于帏幄之中,决战于千里之外”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驾驭复杂局面的斡旋和应变能力等等。

当然,从古至今对领导者素质结构的要求离不开历史和阶级的背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我国古代诸子百家关于领导者素质的理论,是我们厚积薄发,古为今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搞好领导干部队伍素质建设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