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体育教育发展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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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学校教育始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并一直延续到清末。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潭，天津社会原有的制度、文化都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这种变化给天津的学校教育带来了重大影响，一方面，封建教育腐朽、僵化，逐渐走向解体;另一方面，1860年被迫开埠后，天津近代教育拉开了序幕，天津的近代学校体育教育随之出现。

一、清末的学校体育教育(1860—1911)

1．西方体育教育的引进

19世纪中叶的清王朝内忧外患日益严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开展了一场口号为“自强”的洋务运动，企图挽救穷途末路的命运。伴随洋务运动兴起的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洋务派大臣李鸿章把天津作为开办洋务的重镇，大力兴办洋务学堂。这批学堂居于全国先列，是天津历史上最早的新式学校。作为近代教育的先锋，洋务学堂的兴办，标志着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由此开端。天津洋务学堂的课程设置大多效法国外同类学校，一般都开设体育课(时称体操课)。《清续文献通考》记录了水师学堂体育教育的情况:“学生入堂……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光绪政要》也载:“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盖自开堂以来，一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事，量晷分时，兼程并课。”［1］学校的正式体育课，包括“击剑、刺棍、木棒、哑铃、足球、跳栏、算术竞走、三足竞走、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爬桅等项。此外还有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双杠及爬山运动等”。［2］天津水师学堂的体操课，除了爬桅具有专业特色外，“以兵式体操为主，也包括有普通体操和田径运动项目”。［3］学生们课余还经常组织一些小型的体育比赛。水师学堂是天津洋务学堂的典型代表，其他洋务学堂也大致如此。据有关资料粗略计算，1880—1900年间，天津水师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招生总数达700人左右。虽然此时洋务学堂的体育教育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但它是天津近代学校体育教育迈出的第一步，为近代体育在天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学校体育制度的建立

洋务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继起。维新派面对民族危亡，大力宣传维新变法，并于1898年发动了“”，想要通过和平手段改良社会，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掀起了轰轰烈的维新变法运动。维新派主张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主张改革教育，广兴学校。虽然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但维新派的教育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很大，为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未施行)，1904年1月再次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以日本学制为蓝本重新拟定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较完整并实施的学制。该学制规定将体操课列为正式课程，明确了各级体操课的教育要义、教学内容、教学时间和方法等，对教学时间和场地也提出了相应要求，标志着学校体育教育首次从制度上得以确立。学校体育制度的推行，为天津学校体育教育的普遍实施创造了重要条件。《天津县新志》记载，至辛亥革命前夕，天津的大、中、小等学堂共计156所，大多数都依照规定开设了体操课。由于受到军国民体育影响，内容以兵操为主，存在诸多问题，但体育教育已正式走入学校，天津学校体育教育从此有了制度保障。

二、民国初期的学校体育教育(1912—1921)

1．学校体育双轨并行

辛亥革命后，军国民思想仍在延续，天津的学校体育教育基本沿袭清末的内容，体操课仍以兵式体操为主，训练内容主要是“稍息”、“立正”、“看齐”及各种转法、步伐、队列及队形变换等。兵操训练虽然有助于“尚武”风气的形成，但教学内容的单一限制了其他体育项目的开展;刻板的形式和生硬的训练，不符合学生身心发育的特点;由军队教官和退役军人担任的体操教员，普遍带有军阀习气。以上种种导致学生对体育课产生消极情绪，学习热情大大减损。体育课程未能实现根本目的，也未能发挥应有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天津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学校课外活动和竞赛逐步开展起来。天津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早有传统，北洋大学建校之初便传播西方体育，清末许多中小学也积极开展课外体育活动，主要有打球、赛跑等。民国初年，各级学校以球类、田径为主的活动和竞赛，形式活泼，颇为活跃，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南开学校课外活动组织出色，提出参加运动要以“自动”的精神，第二年又公布了体育运动新章程，规定校内运动会尽量使每个人都能参加。这一时期，是天津近代学校体育发展的特殊时期，呈现出课内外两个完全不同的教育体系，形成了双轨并行的局面，直至1922年《壬戌学制》出台，此种状况才逐步消除。

2．师资培训初步开展

洋务时期洋务学堂的体育课程仿照外国模式设置，教师多聘请外籍人员。《癸卯学制》实施后，各校需要的体育教师，由军官和退伍军人担任。天津的体育师资培训始自清末，1908年，为了解决音乐体育教师的不足问题，掌管天津中小学教育的天津劝学所，创办了天津体操音乐讲习所。该所学制两年，开设生理、游戏、体操、唱歌等课程。民国建立后，基督教青年会于1915年成立了体育学校，目的是训练中小学体育教师，设有体育原理、体育理论、儿童心理学、体操教授法以及篮球、步法、游戏等课程。1917年劝学所不仅邀请外地的教官训练天津的小学体操教师，还邀请美国专家，培训高等小学的体操教师。1920年劝学所几次召集各校教师研究体育教学，力谋革新，并设天津小学体育讲习科，培训小学教师。1921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组织教师培训班，传授体育教材，天津各小学体育教员大半加入。［4］此时体育师资的培训尚处在初级阶段，虽然不够全面、系统，但对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民国中期的学校体育教育(1922—1936)

1．体育课程的重大改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启发了思想界和教育界，军国民体育思想日益走向衰落，欧美流行的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取得优势地位，我国的学校体育教育走入新的阶段。192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制———《壬戌学制》，该学制将“体操课”改称“体育课”，取消了兵操，课程内容以田径、球类、游戏运动为主，加入生理卫生和保健知识等。根据《壬戌学制》，天津各级学校的体育课程进行了重大改革，30年代左右日渐规范和成熟。体育课是根据教育部的精神和各校的具体情况拟定的，每学期开始就确定体育课程表，从时数的分配到项目的选择，力求科学化、合理化，注重因材施教。大学将体育教育、体育概论、卫生学、团体操、运动技术标准测验、田径运动、球类和国术(武术)等列为课程内容。中学有器械、手杖操、新武术、八段锦、球类、田径等，有些学校还对体育课成绩提出硬性要求，如耀华中学规定体育课每学期有两次定期考试，平均分与期末考试平均分为学期分数，不及格者不能升级。小学体育课的内容结合了儿童的发育特点，教材尽量采用游戏、舞蹈等，且随着年级的升高，运动时间加长，运动强度增大。天津学校体育课程的种种改革，是对体育教育进一步认知和研究的结果。在保留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欧美流行的田径和球类运动成为体育课程的主体，体育课程开始走上正轨，学校体育教育取得了极大进步。

2．课外活动及竞赛蓬勃兴起

19世纪20～30年代天津各学校的课外活动十分活跃，以普及运动项目为目的，有效补充了体育课的不足。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将课外活动与课程同等对待，不仅活动项目多，而且有教师指导，课外活动成绩显著。各中学也非常重视课外体育，不少学校对活动时间、地点、项目等都有明确规定，耀华中学采取了强迫运动的方式，规定了奖惩办法。小学的课外活动也日渐规范，以市立第一小学为例，运动器具完备，活动内容丰富，适合儿童特点，普及程度很高。由于体育运动普遍开展较好，各学校均有体育社团，体育比赛有声有色，班际赛、年级赛、校内赛、校际赛形式多样。据1935年统计，仅南开学校的体育团体，就有足球队、网球队、篮球队、垒球队、排球队、田径队等182个，各种比赛相继不断。学生参加运动竞赛的比例很高。耀华中学1936年举行春季运动会时，参加比赛的学生占全校学生的50%以上，冬季室内的投篮比赛则是全体学生一律参加。各大、中学还参加本市、华北、全国及远东的体育比赛，并获得较好成绩。课外活动及竞赛的蓬勃开展，培养和提升了学生的运动兴趣，锻炼和增强了身体素质，构建了良好的体育文化氛围，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发展。

3．师资培养专业化

19世纪20～30年代是天津学校体育教育发展的高峰，体育课程的改革给体育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体育教师的培养开始走向专业化。1928年天津创办了市立音乐体育传习所。1933年河北省天津师范学校设高中体育师范科，专门培养体育师资，学制3年，每年招生约40人。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河北省女子师范学院(前身为天津北洋女师学堂)，1931年河北省女子师范学院建立音体系，1932年体育系独立建系，学制4年。以全面发展为原则培养学生，既掌握运动技能又精通各门理论课程，开设的课程有党义、国文名著、基本英文、英文作文、卫生学与急救法、生物学、游戏、解剖学、运动学、物理学、化学、舞蹈原理、生理学、体育原理、体育教学法、运动指导及裁判、体育组织与管理、健康检查及运动生理学、健康教育、矫正操、体育实习、体育教学实习及各种田径、球类、体操、舞蹈等。另还有音乐和教育两门副系课程。学生毕业前在学院部所属的师范中学部实习，后根据自己的特长写出毕业论文，成绩及格者授以理学学士学位。1934年秋，体育系设立专修科，系、科并存。当时女子学习体育需要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和重重困难，尽管在初创期体育系学生数量不多(前两届共18名)，但仍然在天津女子体育师资培训方面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民国末期的学校体育教育(1937—1949)

1937—1945年抗战时期，天津的教育蒙受空前浩劫，学校体育教育基本陷入瘫痪。1943年日伪政权要求各科教学增添“新民”教育的内容，课外文体活动要和“新民”教育结合起来，体育课内也有“新民操”，种种奴化教育手段，给学校体育教育带来严重危害。另一方面被日军炸毁的南开大学流亡南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体育仍然作为必修课出现在课表中。南开中学的许多师生来到张伯苓筹办的重庆南开中学继续工作和学习。重庆南开中学沿袭南开学校重视体育的传统，学生每天早上做早操，下午三点半以后，全体到运动场锻炼。每班都有体育队，篮球、足球、棒球等尤为突出，经常举行比赛，涌现了许多出色选手。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校开始恢复体育教学，北洋大学因体育设施的损毁，体育课先从设备简单的项目开始。中小学的体育教学和活动，主要是遵照1940年3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出台的《中等学校体育实施方案》及《小学体育实施方案》施行，中学规定的体育训练方式有体育正课、早操、课外活动，小学规定的体育训练方式有体育正课、课外运动、课间活动及远足、旅行、露营游艺等其他活动。然而由于重视不够、经费不足等原因，一些体育法令并未得到贯彻施行，中小学体育教育状况并不理想，发展缓慢。

五、启示与借鉴

由于种种原因，当今的学校体育教育存在诸多问题，现状堪忧。如果割断历史与现实，漠视新与旧之间的承接关系，就不可能获得学校体育教育新的发展。近代以来，天津学校体育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中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

1．树立开放观念

天津是个移民城市，文化杂糅，兼收并蓄。在近代史上，天津之所以能够开我国学校体育教育之先河，与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分不开。洋务运动时期，天津作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是接触外部世界的前沿阵地，易于获取西方的文化思想。开放的姿态使西方近代体育迅速在学校普遍开展起来，学校体育教育获得了崭新的发展。

2．立足本土现实

近代体育源自西方，传入我国后必然与本土的教育实践产生某种摩擦。天津近代学校体育引进初期，全部移植西方体育，没有结合自身情况进行本造，结果造成体育课水土不服的现象。历史告诉我们重模仿移植、轻改造创新是行不通的，如何使学校体育教育贴近我国教育实践，并有益于我国教育实践，需要采取“扬弃”的态度。

3．重视课外活动

重视课外体育活动是开展学校体育教育的法宝，凡体育教育成绩突出的学校无不给出证明。以南开学校为例，不仅提倡人人运动，而且开展强迫运动，网球队、篮球队等体育团体更是不可胜数，经常举行各种比赛，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南开的体育运动底子厚、水平高，根本原因之一是对课外活动的高度重视。时至今日，这一点仍是极为宝贵的经验。

4．珍视传统体育

在西方体育传入我国的过程中，我国传统体育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的标签，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值得加倍珍视。早在1915年以前，北洋大学就已将武术作为体育科目之一，直至30年代武术仍在课表之列。30～40年代，天津小学体育研究会也一直重视武术教材的编写，传统体育在学校中得以传承。如今西方体育依然强势，如何把握好现代与传统、着眼于兼容与发展，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5．开发教学模式

学校体育实践在变革，学校体育教育在发展。当代的学校体育，除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外，还要注重培养体育素养，为实现终身体育打下基础。体育教育应面向全体学生，正确处理统一性与灵活性的关系，结合自身特点，形成教学特色。力求教学内容丰富，形式、方法多样，课内外、校内外有机结合，使学校体育教育呈现多种教学模式并存的局面。

6．构建体育文化

体育是文化，学校体育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校园体育文化是营造学校文化氛围和弘扬学校体育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5］是对学生实施体育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具有时代特点的一种群体文化。［6］校内、校际的各种体育活动，既可强健体魄，又可形成团结、健康、向上、活泼的人文氛围和良好环境，丰富学生的体育文化生活。学校体育在近代肩负了传播体育文化的重任，在当代仍然是继承与创新体育文化的重要途径。

作者：刘欣1，2 单位：1.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2.天津体育学院体育文化传媒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