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学校女子体育教育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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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学校从客观上讲带来了近代西方学校教育的模式，传播了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让女性接受教育是当时教会教育的重要特色，教会学校让近代中国女性走出了闺阁，冲出了封建礼教的樊笼，接受了新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旧伦理对于女性的禁锢。体操、田径、游泳、篮球、排球和乒乓球是当时教会学校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课程的开设使中国女性在真正意义上接触到了体育，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示范和借鉴作用。上海作为最早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所轰开的“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在整个中国近代史或近代城市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资料显示:1930年上海的女学生人数位居全国第三;在专门训练女子体育人才的学校中，自清末至1937年约有15所，其中有8个学校和科系就设在上海［1］8。由于集聚了多半的近代教会女子学校以及各类女子体育活动和运动会，上海被看作是了解近代中国女子体育的“指标”［1］9。本文拟通过女子体育文化和性别视角审视社会与文化的关系，揭示近代中国教会女子体育教育历史的特征，以此丰富对近代中国女子体育历史的认识。

1近代上海教会学校女子体育之发展历程

体育作为“西方文明”的一种物化载体进入我国，“教会学校的确是开路的先锋队”［2］。教会学校重视女学，在各级学校中均有女子学校。由于教会学校奉行“三育神学”(“三育”为身体、智慧、道德三者平均发展)，不但赋予女子受教育的权利，也给女子参与体育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教会学校将体育作为对学生进行全面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实施，这是中国传统女子教育所少见甚至是排斥的，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具有开新风的意义。女子体育给予只从事传统体育活动的近代上海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和洗礼。近代上海教会学校女子体育之发展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为1840—1855年。该时期上海教会女子学校少，办学程度低，主要以小学为主。由于条件的限制，开设的课程也较简单，学校并未将体育当作正式的课程，他们虽然同样重视身体训练，但还只是将它看作一种游戏，其目的是消遣娱乐。这些游戏活动“细分之责为各种运动姿势、唱歌拍节、自由玩耍等”［3］。虽然此时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课程，一些游戏活动主要是利用休息时间让学生自由进行，但以“游戏”为组织形式的体育活动已被纳入学校的教学管理。第2阶段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至抗战结束。该时期上海的教会女子学校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办学程度不断提高。其招生不再困难，有报道说:“女中基督教之人数纷乱之际却亦不似其锐减，惟常显示其逐渐增高之曲线。至今各女校基督教徒学生之人数仍在继续增进中。”［4］这时上海不仅女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教会女子中学的发展也日益完善，并且教会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上海的教会女子教育形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独立体系，女子教育体制趋于完备。各项新课程不断补充完善，体育教育也得到快速发展。正如罗素夫人所见，“我在上海首先参观的一所女子教会学校，见其授课时间，大半为体操;学生们正穿着短裤，在运动场竞拍网球，据说她们体力上的技能非常优秀，在革命扰乱的时候，竟能击退兵士，防其侵入学校”［5］。在此足见当时上海女子教会学校体育活动的成功。第3阶段为抗战胜利至新中国成立。该时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教会女校呈萎缩之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旧中国的教育进行了接管和改造，而后人民政府分期、分批接收了各类教会学校。至此，教会学校在中国一去不复返，中国近代教会体育教育走到了终点。

2近代上海教会学校女子体育教学之状况

教会学校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个主权国家建立的一支基本不属于这个国家的特殊教育系统，主要由教会小学、教会中学及教会大学3部分组成。虽然作为中国近代教会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发展有着延续性，但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诉求。

2．1教会小学体育教学状况

教会小学对其所培养的学生有着具体要求，如“使学生得有健全与发育完备之身体，稗其身常健适”［6］。教会小学注重的是体育对女孩子的健身作用。纷纷将体育课程列为学校的必修课程之一，如1892年成立的上海中西女塾，设有4年毕业的初等小学和3年毕业的高等小学，初等小学开设的课程有［7］修身、国文、英文、算术、手工、唱歌、体操;高等小学开设的课程有修身、国文、英文、算术、手工、唱歌、体操、图画、钢琴。由于广泛推广体育课程，女孩子们的健康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一位观看了教会学校体育活动的中国男子说:“这对她们确实有很大好处，因为中国的妇女和女孩不够强壮。经过几个世纪的缠足、禁闭家中、长期坐着刺绣和缝纫使她们的肩膀弯曲变形。她们中的不少人还因为缺少健康的户外运动而得了结核病。”［8］

2．2教会中学体育教学状况

随着教会学校数量的不断增多，教会学校对女生的招生规模和培养能力也不断提高。一批比较有名的女子中学逐渐建立起来，如清心女书院、崇德女校(后改名为徐汇女子中学)、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校、晏摩氏女校和启明女校等。这些学校的课程内容基本呈现六大板块，体育便是其中之一。中学的体育课程不仅重视体育强身健体的基本功能，而且体育的社会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除了将体育课程列为必修课程外，一些学校还积极开展课余体育活动，如中西女塾的中学部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女生一反中国女子好静不好动的低调风格，学会了游泳、骑马、踏脚踏车(自行车)、打网球……校园里活跃着动如脱兔的少女们［9］。据中西女中1939届学生对学校的回忆，“中西女中的校园生活极为丰富多彩，每学期还举办音乐会、歌咏大合唱、演讲比赛、班组间的篮、排、棒球比赛等。春季有运动大会、集体舞蹈、花样操，秋季有化装会、灯会、英文名著包括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出［10］”。众多有生气的校外活动构建一种积极向上、活泼乐观的气氛，培养了学生相互配合、团结协作、公平竞争的团队精神，有助于树立热爱生活、关心集体、关心他人的高尚情操。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使得一些教会中学具有了完善的体育场地设施，如“上海中西女塾之体育馆等已为华东女子体育发展中之基础矣”［11］。

2．3教会大学体育教学状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教会女子学校原来的办学层次已不能适应教会女子学校日益发展的需要。1905年5月，中国基督教教育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在中国建立女子大学，于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5年)，华南女子大学(1907年)和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先后成立。1920年沪江大学开始招收女生［12］，女性迈入高等学府标志着上海女学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随后1936年圣约翰大学招收女生［13］，1938年震旦大学创办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4］。教会大学的男女合校起步较晚，发展速度却很快。据194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数据，部分教会大学的女生比例甚至超过了同期美国大学。其中沪江大学有女生471人(占44．3%)，震旦大学有女生520人(占41．9%)［15］。此时教会大学女子体育教学主要围绕以下2个方面进行。一是重视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培养女大学生们良好的健身习惯。以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为例，文理学院是美国圣心修女会在上海创建的天主教会唯一的女子大学。该学院要求体育为必修课并规定学分，这从制度上保证了体育教学的落实，强健女子身体、陶冶女子情操。作为最早吸收女大学生的沪江大学，女大学生的体育活动也是丰富多彩，许多女生喜欢上了体育运动，并且将参加体育活动变成了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被戏称为“女老爷”的1933级沪江大学女生们，甚至在毕业前夕还不忘举行一次专门的运动会，以告别母校，“大四老爷的运动会在5月22、23日的下午举行。是役也，男女老爷，姗姗来迟地走在运动场来大展他们的老筋骨。统计各老爷的精神尚佳，临时加入各项运动的陆续不断，尤以女老爷最为出色。她们乘兴之所至，从容不迫地跑跑跳跳”［16］257。二是对女生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参加运动竞赛。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体育组织和运动队数量繁多，为各高校之最。学生女子体育组织有大专女子排球队、大专女子锦标队等［17］。这些女子运动队还经常参加比赛，开创了女性参加竞技运动的历史。胡道静先生在主持“江大”(华东区大学校际运动会比赛的固定组织，主要有上海的圣约翰、沪江、南洋、复旦，南京的金陵、东南，苏州的东吴和杭州的之江8所大学)工作10年的总结中就提到:“‘江大’时代，华东区的运动事业有两大进展，其中之一就是女子加入竞赛。”［18］女大学生们积极参加体育竞赛一改旧式中国妇女身体羸弱、羞羞答答的形象。

3近代上海教会学校女子体育教育之特色

一是形成了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女子体育教育体系。随着20世纪初教会在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上海教会学校教育就此有了小学、中学和大学女子体育教育，既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二是体育教学内容趋于丰富。体育作为必修课被列入各教会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学计划，体操作为必修的体育课程取得了同圣经、国文、地理、历史等课程同等的地位［19］。除了体操，一些有条件的学校还开设了网球、舞蹈课等。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女子体育课程更是得到较好的落实。圣约翰大学的体育课就有专门的训练目标、内容、具体的方法等，形成了“圣大模式”向其他基督教学校传授经验［20］。上海女青年体育师范学校的体育课程有解剖学、心理学、体育生物学、游戏理论等，术科有球类、徒手操、器械、田径、武术、体操、游戏和欧美土风舞等［21］。课程内容的设置已和现在的体育课程内容趋近。三是出版和引进了体育教材。1890年在召开第2次基督教传教士大会时成立的专为各教会学校统一编写教科书的机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出版发行了由庆丕、翟汝舟编译的《幼学操身》，这是我国现代已知最早出版的学校体育教材［22］。该机构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主要成员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狄考文、丁匙良、韦廉臣和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等。同时教科书委员会还引进了一些西方的体育教材。体育教科书的出现使上海乃至全国教会学校的体育课程和内容开始规范化。四是注重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组织各类竞赛。教会学校组建各种形式的体育队，并且参加各种竞赛活动，为中国女子参与现代意义上的体育竞赛打下了基础，在社会上开创了女子进入体育竞赛的先河。1924年5月，在武昌举行的第3届全国运动会上，我国女子运动员首次参加比赛，基督教组织的上海女校联合运动团就参加了此次运动会［23］。

4近代上海教会学校女子体育教育之影响

4．1女子体育塑造女性新形象，对旧习俗提出挑战

教会学校十分注重女子体育活动的开展，将女子体育活动作为教育不可或缺的部分加以倡导和践行。这在当时传统、封闭的中国社会掀起了不小波澜。传教士宣传的男女平等、解放身体的思想，对当时中国女界的思想触动强烈。“缠足”是封建时代一种残害妇女的陋俗。可想而知，缠过足的女性在从事体育活动时有着巨大的不便和困难。有人回忆“女塾添设体操课，要这些小脚的姑娘在操场上站一点钟，这简直是刑罚”［24］。教会为此组织了“天足会”，提倡不缠足运动。这项提议得到教会学校的支持，一些女校就规定不收缠足的姑娘。上海的中西女校就非常支持不缠足运动，并支持女子身体的健全发展，因此，中西女校的学生都大胆“放足”，不怕家长反对和社会议论。1900年中西女校的第1届毕业生个个是“天然足”，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放足”给女生参加体育活动创造了条件，后来学校陆续建立了篮球队、棒球队和网球队等［10］。这些思想的传入，冲击了中国男女有别的思维模式及男尊女卑的观念，激发了国人对反传统观念的反思，对中国近代女性观的形成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上海的教会女生逐渐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破除封建陋习，发扬新风尚，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在服装上，教会女生引领时代风潮，开创新风气。教会学校的女生有专门的体操服，比如圣玛利亚女校1931年的体操服上装是白褂，下装是黑色及膝女裙。裙子的长度要比我国传统的女裙短，这使得女性身体得到舒展，女性身体的美也开始得以释放，获得人们的正视。这些服装虽然常常引起社会上褒贬不一的议论，但总能引得其他女孩子们争相效仿，掀起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如后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所办的工部局女中的体操服就相当漂亮［16］219。总之，教会学校为女生率先在精神与身体方面摆脱封建束缚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破除了封建陋习，发扬了新风尚。当然，由于传统势力的阻挠，这种突破又是有限的。她们的种种“时髦”行为反过来改变了同时代上海女性的生活，塑造了女性新形象，逐渐为众人所效仿，因而推动了社会风尚的变化。这些活动的展开积极挑战了封建旧势力。后来，随着国内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兴起，中国的社会风气也有一定程度的转移。“尚武”思潮的崛起也使得中国民众对女子参与体育活动的容纳度越来越高。

4．2开创我国女子体育教育之先河，对课程设置和开办模式产生深刻影响

在上海教会学校的影响下，当时国人自办、官办的女子学校吸取教会女学课程中的精华，纷纷将体育课列为学校的必修课程，使得近代上海的女子不仅得到了体育锻炼而且陶冶了情操。例如经元善于1898年在上海开办的中国第1所女学堂———经正女学(又名中国女学堂)的课程设置，就是以上海中西女塾为样板的，体操是该校的必修课程之一。其教育宗旨为“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25］。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902年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校时，体育课被列为重要科目。除了国人自办的一些女校外，清政府官办的女子小学堂及女子师范学堂均规定体操为必修课。在清学部颁布的女学章程中，规定“女子小学堂以养成女子之德操与必须之知识技能并留意使身体发育为宗旨”［26］。除此以外，与教会学校一样，国人自办和官办的女子学校还非常重视课外体育活动。《申报》曾报道:国人自办女校———上海务本女塾的运动会，其主要内容有球竿操、庭球、承球竞走、少女舞、儿球、对舞、试炮、随城筑路、徒手体操等［27］。在教会学校的影响下，近代上海女子体育得到了快速发展，普通女子体育教育已无法满足当时的要求，于是一些专门培养女性体育师资的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东南女子体育师范学校等女子体操学校也纷纷创办，这些学校为我国近代女子体育培养了不少人才，为近代中国开展女子体育运动作出了很大贡献。国人自办与官办女子学校体育课程的开设、运动会的举办以及女子体育职业学校的创办，不仅反映了教会学校对这些学校的影响，也预示着上海乃至全国女子体育渐渐受到重视并逐渐兴起。

4．3奠定我国近代女子体育基础，培育体育专门人才

随着上海教会中小学和大学女子体育运动的蓬勃开展，体育教师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女性体育教师数量的匮乏逐渐引起了教会的注意。为适应各校增设体育课、补充女体育教师的需要，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于1915年在上海创立了女青年体育师范学校［21］。该校以培养中等以上的体育师资为宗旨，学生大部分为来自各地教会和公办学校的保送生，学校设备齐全，教学质量相对较高。该校先后培养了约200名学生，这些学生毕业后一般回原校任体育教师。该校第1年招一年制的体育简易班，第2年招两年制的专修班，直至1925年并入金陵女大，共培养了9届学生。毕业生华慕杰、庄炳松、陈美珈等为促进中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作出了贡献［28］。经过10年的不断摸索和探讨，在1925年与金陵女大合并时，女青年体育师范学校己在体育教育专业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之成为当时国内拥有最强体育教育专业的女子学校，对我国近代女子体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5近代上海教会学校女子体育教育之启示

教会女子体育教育在中国近代以特殊的方式产生、存在和发展，又以特殊的方式在中国消失。在其10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教学内容和制度，为中国传统教育注入了新的血液，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女子体育教育的发展。教会女校在办学中的经验，对当今我国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仍具借鉴意义。

5．1重视体育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教会学校奉行身体、智慧、道德三者平均发展的“三育神学”。除了智育和德育外，教会学校也非常重视体育教育。近代上海著名的教会女校———中西女中，将体育的团队精神计入操行评价，凡是体育成绩优秀的学生，操行也随之提高，并且规定体育达不到规定学分者不予毕业，有的学生就曾因“体育不及格”得不到初中毕业文凭［1］71。运动会是体现体育教学成果的重要平台，不少教会学校就要求学生都要参加运动会。让智者有健康的身体，让健者有应有的智力，教会学校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和表率。当今由于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一些学校不重视体育工作，随便停上体育课、挤占学生体育活动时间的现象十分严重，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令人担忧。重视体育教育，落实各项体育教育政策与措施已是当务之急。教会学校在发展女子体育教育中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比如，学校体育制度严格化，将体育精神(参与精神、拼搏精神、团队精神)计入学生操行评价等。

5．2社会办体育，促进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

近代上海体坛的崛起，主要是在社会各阶层的长期努力下逐步形成的。当时体坛的生力军是学校体育，有研究指出，“在30年代，虽然不少大型运动会是由政府出面主办的，而且比赛场地也是政府兴建的，但是可以彰显国家民族气魄的运动人才的培育，却多出自社会团体和私人所办的体育学校”［29］。通过对近代上海教会学校女子体育教育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教会等社会团体、机构兴办女学让近代中国女子发挥了身体的潜能，从而有机会改变女性的历史。这对我国当前的女子体育事业仍有启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构了“举国体制”的体育运行机制，这为我国女子竞技体育在世界体坛的迅速崛起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体育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体育社会化”改革方向，是人们对体育认识加深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体育事业的发展单靠政府提供的经费是不够的，要依靠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的社会力量，促进我国女子体育事业的发展。

6结束语

尽管我国封建社会有不重视女子教育的传统，然而教会女校的出现和发展，让为数不少的中国女性接受了教育。上海教会学校主办者对女子体育活动的重视，让近代上海女性参与的体育活动内容丰富、盛况空前。近代上海的女子体育教育从普通到师范教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从普通教育看，近代上海教会小学、中学、大学均有体育课程，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促进了女子身心的解放;在师范教育方面，培养的女子体育师资将上海女子体育教育的思想、制度、内容、方法等通过女生的外部流动带向全国各地，对国内女性价值观的转变起到了醒世的作用，对上海乃至整个国家近代女子体育的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女子体育的发展，为实现中国体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作者：卢玲1 杨雪2 单位：1.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教育训练学院 2.沈阳体育学院体育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