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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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是中华大地上不同民族之间，以及中华民族与异域民族之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接触、学习、影响、借鉴和吸收，是不同文化间的体育资讯交换。各个民族的体育都有其独特发明创造。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则使人类的这些发明创造得到了传播、继承和发展，避免了各民族一切从零起步。在多样化的异质体育文化中获得灵感，积极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特有的体育文化的优点和长处，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并迅速地丰富、更新本民族体育文化。正是各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相互碰撞、吸收、融摄，汇聚成了丰富多姿、蔚为大观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

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何以作为

虽然文明之初，地理障碍曾极大地限制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而一旦文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不同民族之间有了相互交往的条件，原本“特立独行”的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便开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事实上，在持续的民族融合进程中，我国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借助对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优秀因子的吸收而不断丰富与更新自身，并随着民族的交流与融合而持续发展。武术的形成发展便大量吸收了华夏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的武技内容。早在远古时期，各个民族便有了源于生存之需的原始武技，只是与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民族相较而言，“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周边民族生存于更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加之狩猎、放牧等有别于中原农耕的生产方式等因素决定了他们拥有精湛的武艺技能以及更为浓烈的尚武精神。因而，在中华武术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少数民族的武艺内容通过文化交流往往成为武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武术的形成、发展中起着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上古传说中与黄帝交战的九黎族部落首领蚩尤被视为“战神”、五兵的发明者及角力的开创者即是明证。[1]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元、明清这几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频繁，体育活动也广泛接触，相互吸收、融合。元朝武术的发展即深受其惠。即便元统治者多次推出禁兵令与禁武令，严禁南人、汉人习武，武术的发展受到束缚。然而元士兵来自不同的民族，其军队编制客观上使各民族不同风格的武技交汇在一起。同时，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及随后的统一使得沙陀、党项、契丹、女真及其他色目人，连带从中亚、西亚迁来我国的不同民族所形成的回族，与南人、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一个各民族武技广泛交流的大熔炉，致使元朝武术并没有因禁武而停止发展的脚步。[2]应该说，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除了靠自身不断积累、创新，异质体育文化的冲击、启发与补充无疑促使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壮大。正是华夏大地上56个民族之间、中华民族与国外各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实践，在相互取长补短中融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创造与智慧，才形成了今天根深叶茂、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不仅如此，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为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我国民族体育文化以悠久而绵长著称，但其中也曾有部分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失传，幸而文化交流屡建奇功，“失传”的民族体育文化在当地失传之前已传播至异地并生根发芽。当体育文化交流再度发生时，外传的这部分体育文化就有机会回传，这和“礼失求诸野”是同样的道理。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地长期分裂割据，陇右是北方难得的安稳之地，因而成为保存、发展中原地区民族体育文化的大后方。中原汉俗乐舞《清商乐》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了陇右凉州地区而得到了较好地保存。及至大唐盛世，国富民安，陇右体育文化开始回流，并发展成为大唐《宴乐》和《清商乐》，同时西凉伎、“剑器舞”等也都以汉族体育文化的形态从河西地区复归中原文化体系。多亏了陇右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才避免了中原体育文化的中断与失传，陇右也因此成为有唐一代中原体育文化的繁荣及中华民族体育历史延续性重要文化链。再如，清初以后，中华民族体育的许多内容失传，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缺乏与外界交流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好在中国古代体育与日本、朝鲜等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曾有着长期的交流。中国失传多年的一些武术、气功、围棋典籍仍可从日本、韩国的图书馆中找到。[4]因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保存传统文化、维系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的作用。当然，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的输入方并非原封不动地保存这些外来的体育文化。在输出方的体育文化因子不断地丰富输入方的文化内涵，促使其民族体育文化不断丰满、深邃的同时，新文化因子输入方的本土文化也会影响、改变传入的体育文化，引起体育文化的变异。如东周时期由北方直接传入西南地区的三叉式护手剑，在传入地的发展中不仅纹饰变得更为精细富缛，同时带有区别于北方护手剑而具有西南地区青铜器特色的尖突。体育文化的变异是由文化适应造成的，有其积极意义。民族体育文化的流动不仅会发生文化变异，文化变异反过来也会导致民族体育文化间的差异缩小，而同质性增加，从而利于民族体育的文化认同。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方式

无论是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族际之间，还是中华民族与境外民族之间都存在形式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方式与渠道。移民、外交、战争、传教、婚姻、贸易、旅游等等共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文化交流网，正是这张巨大的文化交流网推动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奠定了民族体育文化融合的坚实基础。

（一）移民迁徙

移民迁徙往往带来文化的迁移。游牧于中原北疆的匈奴、鲜卑、回鹘等许多尚武的少数民族曾大批移民中原地区。如在汉代，匈奴的部分降人武艺精湛且骁勇善战，在大汉被征从军，甚至一部分匈奴人还被选编为护卫京师的精锐部队，驻守长安。[6]他们不仅带来了游牧民族独特的武技，使北方少数民族所擅长的骑射、摔跤传入中原，也带来了勇猛彪悍的异域民风与尚武精神，从而丰富了中原武技的内容，促进了中华武术文化的发展。移民带来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还可以从少数民族武术的传播、交流中窥之一斑。回族武术家河北沧州马凤图在武术思想和实践中尤其倡导武术交流，强调在交流中促进武术流派的融合及分流归类。在家乡沧州已经系统研习了劈挂、八极拳的马凤图，于民国初年远走东北，在沈阳与多位关东武术家换艺，完成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关内外武术文化交流。定居兰州后，他不仅继续研习流传当地的鞭杆等西棍技法，还不遗余力地向各族民众传播通备武学，并使之成为西北传习最为广泛的武术流派之一。某一武术家携技迁徙，将一身武艺带至其工作、生活的迁入地，促进武术文化的跨地域交流，这在传统拳种流派的传布中是较为常见的。移民迁徙是人类延伸自己和传播文化的一个重要活动，是文化交流最深刻的形式之一。伴随着移民迁徙，一种民族体育文化被带入迁徙地，对当地体育文化产生影响，进而促使两种体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二）外交活动

外交活动如互派使节、古时和亲等是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之一。汉朝将角抵作为接待当时的匈奴、乌孙等少数民族客人的重要娱乐节目。当外国使臣来朝，汉武帝便通过角抵展示汉朝军民的精神风貌，致使各“外国客”、“倾骇之”。这可以视作古代外交中颇具影响力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之一。为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而实行的“和亲”政策，虽是一种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加强相互关系的政治联姻，但也往往借之完成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汉朝与匈奴、唐朝与突厥等都存在大量和亲的史实，每一次和亲的迎亲过程都是一次重要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过程，如唐中宗时期和亲中的“汉蕃”马球比赛即是一证。此外，641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和亲及710年金城公主进藏都带去了杂技百戏。据《新唐书》载：金城公主嫁往吐蕃时，“杂伎诸工悉从”。这些“杂伎”们身携大量民族体育技艺，在增进汉蕃传统体育文化交流方面必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人类社会弥合冲突，加强合作的理性手段，外交在调整国际关系、带动文化交流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外交与体育便有过很多次的成功合作，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民族体育文化，尤其是被誉为中国文化名片、脸谱的武术文化更是频频出镜。1974年中美“武术外交”便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佳例。近期如2014年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米歇尔参观成都七中期间学练太极拳，以及近年在北京外交学院举行的“驻华使馆武术嘉年华”、“驻华使馆武术一家亲”系列活动，不仅是武术促进外交，外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际友人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认识，实现了政治外交与文化交流的双赢。

（三）战争征服

古时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之间的战争可谓此伏彼起，给黎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但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战争也强势地冲破了异质文化之间的区域藩篱，疏通了异质文化之间的联通渠道，使不同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交流。古代中原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肇始于战争，文化融合则多缘于征服。如据《古今艺术图》载：秋千本为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山戎用以军事训练的工具。齐桓公战胜山戎之后，将其地收为燕国所有，秋千由此南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受西方体育文化的种种影响更为人们所熟知。中华民族在遭遇了一系列屡战屡败的战争刺激之后，开始重视并加强与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我国固有的体育文化也在这一西化过程中发生着多方面的变化。传统武术就由于西方文化的浸润而导致了竞技性转化，运动场馆、运动服饰等器物层，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然而，战争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它一方面推动了民族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伴随着对被征服文化的巨大破坏。战争带来的也并不一定是文化交流，可能是对被侵略民族的文化毁灭性的扫荡，也可能导致被侵略民族的自我封闭、文化交流通道中断。因而，战争在历史上曾起过文化交流的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种消极成分多于积极成分的文化交流形式。

（四）宗教传播

宗教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现象，以宗教为附着体的各种文化，都可能对传入地的民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佛门寺僧与武术的历史姻缘使得拳与禅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其中少林拳与少林禅的结合表现得尤为突出，少林武术发展成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挑战性的佛教禅修方式。佛教通过武术“杀一恶救百善”，武术通过佛教历练习武者的人性，杀戮与救生的矛盾在少林武术中得到了融合。尽管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非宗教方面的文化内容可能在宗教意义上被阐释，或伴随宗教传播的其他方面的文化传播可能是宗教借以传播自身的工具，但客观上它带来了文化的广泛交流。西方体育文化传入我国首先是随着西方传教士而至。他们借助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打造了一个西方体育文化传播网络系统。中华民族体育也由此开启了自身的改革之门，不断吸取西方体育各个层面的有益成分，踏上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之旅。宗教带来的文化传播是双向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西方体育文化的同时，也会把中国的民族体育文化介绍给西方。这些西方传教士们通过撰文、写信、设刊等方式全面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民族文化，使远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西方人逐步认识中国。尤其是宗教所具有的强劲感召力，文化传播的效率往往高于其他形式，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东西方体育文化之间的进一步交流。当然，现实中不同的文化交流方式往往相互交错、相互联系、相互伴随，同一个体育文化的交流过程，可能会同时存在多种交流方式并存。

三、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次性

（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层面

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我们通常可以将文化由外而内分为器物层、制度层、思想层三个层面。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也通常按这三个层面展开。器物层的体育文化交流相对而言更易发生，有关的记载也较为多见。如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载：“氐（视）蜀射三百。”以射技闻名的川西蜀族时常向殷王进贡精于羌射的好手，此处记述的正是其中一次进贡，贡品为蜀族射手三百名。他们带来的当然包括羌射所用的弓箭等兵器以及羌射技艺。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的，近年川西曾发掘出大量戈、矛、戟等兵器，形制同殷代晚期武器相似，应该是殷王回赠蜀族的。甲骨文的记录和出土的青铜武器见证了古代蜀族和殷商之间的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待到近现代的中国，田径场、篮球场，以及足球、网球等西方体育器物交流传入中国的例证更是随处可见。制度层的体育文化交流是中间层面的交流活动，对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也较器物层面的交流更为深刻。民国时期的中央国术馆及其下属国术馆体系借用西方体育进行自我改造，规范武术教学、规范武术比赛、推进武术的整理和学术研究等。[14]在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之下，中央国术馆为近代武术的发展留下了深厚的一笔财富。再如，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龙舟队伍大量地吸收了西方龙舟的先进技术及科学的训练及管理办法，成绩得到明显提升。1987年6月，首次国际龙舟邀请赛上，广东顺德龙舟队以绝对优势一举取得杯赛冠军。这是在与西方体育文化积极交流中吸取新的养料加以融会贯通带来的结果。同时，中华民族体育对异国的健身内容提供资源的过程中，也有效优化了他们对国民健身的组织形式。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代表着不同文化内核的思想层是最为深刻的一个层面，当然它的交融也最为艰难。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受封建迷信影响，妇女是从不被允许划龙舟的，甚而龙舟入水之时，她们都要回避。直到1985年，在外来文化的熏陶下，第二届“屈原杯”全国龙舟锦标赛才打破了女子不得参加划龙舟的惯例，正式设置了女子项目，女子组队参加龙舟角逐自此逐渐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这是社会进步、文化昌明，以及体育文化交流的结果。思想层面的交融意义深远，西方体育文化的规则意识和精神对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崇德意识和精神是一种完善，同时，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尚德的意识作为守法、守则的基础，则能促进西方体育文化的思想体系的完善，可谓彼此交融，相得益彰。

（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三个层面有着表里深浅的不同，然而，它们绝不是彼此孤立的。随着交流实践的发展，文化交流自然不会停留于某个发展层面，而是不断深化推进。体育文化交流的深化首先表现为文化交流网络的扩展，即更多的民族体育文化成为交流的参与方。人类历史上的几大文化发源地由于相互之间的空间距离过于遥远而一度处于相互隔绝状态。不过，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能力的提升而逐渐得到克服。就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历程观之，人类早期文明的发源地散居各地，极少相互往来，随着文明的进程，相邻、相近区域逐渐才有了文化交流，然后发展为远隔重洋的东西方文化相互接触，并发展至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都是人类实践能力不断提升的结果。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也经历着这样一个过程，从相邻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到与周边民族的多边交流，再拓展为区域之间的交流，进而发展到全世界各民族相互依赖的体育文化互动。交流距离的扩大，交流内容的扩充，交流形式的扩展，这都是人类实践能力提升的结果，也是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一。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深化的表现之二是文化交流基本上经历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思想文化这样一个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由表层到深层的逐步延伸、推进的过程。从西方体育对近代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影响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文化交流深化的路径。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国社会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逐步发生巨大变化，传统体育存在的社会基础同样受到强烈的冲击，其中传统武术首当其冲。1911年，马良编定“中华新武术”，通过借用德式兵操的分段分节配以口令的方式，试图对传统武术进行改革。这对于武术借鉴吸收西方体育起到了一个开端作用，只是它仍属简单套用西方体育的外在形式，尚缺乏深入理解与认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近代武术对于西方体育科学吸收开始走向深入，时人从力学、几何学、生理解剖学、心理学、卫生学、历史学、哲学、美学等多个学科对古老的武术展开了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呼声的兴起，“土洋体育之争”渐渐平息，转而转向带有官方色彩的“土洋合一”的“民族本位体育”建设。随后的武术便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继续发展。及至新中国成立，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传统体育不仅在器物层面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更为人所瞩目的是思想层面的深刻变化加剧了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转化的程度和速度。竞技武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三个层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运动场馆、运动服、运动鞋等器物层，组织方式、传承方式、比赛方式等制度层，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思想层都在悄然改变。文化因子之间的密切联系促使诸种器物或制度层面的文化交流最终总会导致精神层面的交流，实践着东西方体育文化交流由外至内、由表象至核心的历程。

四、民族体育文化交流的动力机制

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得以运行，异质体育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异产生的文化压是其根本动因。广袤而多姿的中华大地，丰富的自然形态为各民族提供了构成文化创造基础的生存环境。各具特色的生存环境、经济状况、社会人文背景决定和影响着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区域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等不同文化类型造就了与之相对应的传统体育文化类型，“北人善骑，南人善舟”、“南拳北腿，东枪西棍”便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情形。长期从事游牧业的柯尔克孜族，以“马背上的民族”著称，马是他们的坐骑，是征战、运输的工具，也是他们的朋友，马上运动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克孜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刁羊”、“姑娘追”、“赛马”、“马上角力”、“马上拾银”、“骑马射箭”、“女子赛马”等等都与马密切相关。再如世居三江流域的赫哲族，渔猎是其重要的生产方式，以渔叉捕鱼更是其拿手好戏。赫哲族根据叉鱼技术创造了叉草球游戏，并发展成为赫哲族人强健体魄、锻炼智勇、提高渔猎生产技能的运动项目。如果说民族体育起源于生活，那么它就是源于特定生存环境中的特定的人们的生活。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文化差异的基础，正是与不同环境相适应、相匹配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各异的民族体育文化，也造成了民族体育之间文化的种种差异。体育文化间适度的民族性差异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及持续的动力。某个民族的体育文化创造对另一个民族而言，或者缺乏创造的基本条件，不借助文化交流就无法获得；或者本土创造的成本过高，通过交流的途径获得则低廉而便捷。正是不同民族体育文化之间差异的客观存在，体育文化交流才能水到渠成。不过，由于文化因子的丰富性存在，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压通常不会仅仅表现为一个方向，而是随文化因子的不同而存在着交错性。从大的历史尺度看来，文化流动是双向的，是在进行文化交流的民族之间的双向流动。所以，在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文化信息的流动常常是交互的。当然，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在不同时期文化信息的输入与输出并不总是保持文化的“收支平衡”，而是不时呈现出文化“盈余”或文化“赤字”的动态景观。

五、结语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华民族体育文化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世界，机遇与挑战的双重浪潮汹涌而至。我们应加强中华大地上各民族之间的体育文化交流，也应适时地抓住同全球各民族进行体育文化交流的机遇，积极吸收域外体育文化的优秀成果，在中外体育文化融合的基础上充实和发展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当然，民族体育文化交流应在高度地文化自觉前提下进行，我们珍视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体育文化成果，反对单向性的文化信息传递。不过，中西方体育文化交融的难度之大，超乎人们想象，时至今日我们才看到了西方体育文化精神在一定范围的普及，而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思想则尚未得到人类的全面认识和认同。中华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任重而道远。

作者：杜舒书 陈青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